客有心來看我，我亦有心迎候。敘事最後落在“打一局無心的字牌”上。這大概要算是“天下無新事”的隱語吧。掀開門簾的是客，也是讀者。讀者隨客掀開門簾，想一探敘事謎底。那麽主客要打的“牌”是什麽呢？有關“侯客”的敘事，也是作者完成一首敘事短詩的形式陳述。主人在揭秘一首無為之詩是怎麽寫出來的呢。“無心的字牌”與這首候客之詩達成互文關系。語言藝術，因其無為而有所慰藉。候客之事能有什麽事呢，若無其事。宋氏兄弟將這組詩名為“家語”而非“家事”，是否隱含偏向“說”的意趣，亦即詩的語言形式意趣呢？

從盧卡奇的視角來看待宋氏兄弟的敘事，說宋氏兄弟親歷玄虛之事，恐怕盧卡奇是不會讚賞這種“親歷”的。這種親歷沒有帶出寫實的果實。當然盧卡奇的敘事分析及傾向性著眼於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小說而非現代詩歌，我們完全可以不理會他的好惡。但是，質疑真實性是與宋氏兄弟第一人稱敘事有關聯的。

門外有大隊的人馬經過，

鐵器相碰，不時撞到刷白的院墻。

我們合家安居，不為所動。

——《病中》

這些天大風稍斂，幾輛馬車

停在我家門前。一批仿佛面善的人

手提禮盒，神色嚴峻而親切。

——《好漢》

昨夜里內城灌風，通衙門響，

一批木牌先後在墻根跌倒。

——《風城的居事》

許多年來家人們不出門戶，

在房間里欣賞掛圖，

直看得紙張襤褸，線軸脫落，

四壁一無是處。

——《家語》

讀者完全有理由認為作者在假托某個歷史人物敘述，這個歷史人物與作者有某種精神上的親緣關系。組詩中“州城”、“州府”、“通衙”、“科舉”這樣的用詞很容易將敘事逆時，回拉進某個歷史朝代的視聽；虛擬的場景，也不免勾起讀者對古代隱士生活的想象。那麽，宋氏兄弟意欲窺探和再現前朝的隱士生活與精神面貌？ “家語”這一在場提示，難不成是隱士在場（歷史在場）？

我仍對宋氏兄弟敘事的真實性抱有幻想。也就是說，采用舊時語態描述也好，場景虛擬也好，不會影響作者作為敘事親歷者的現時在場。舊時語態，或許僅僅是宋氏兄弟的一種敘事偏好。宋氏兄弟依然在沐川縣一個命名為“下南道”的地方敘述自己的親歷，風景是現時所見的風景，家人在俗世中的安身立命是真切的，可觸可感的。在玄虛筆法給閱讀造成的恍惚中，我一點也不質疑文本提供給我的宋氏兄弟的精神現實。我料斷，宋氏兄弟在寫作自覺中，將現時生活做了隱逸化處理。那麽在玄虛筆法與真實性之間，舊時語態（保守性語態）與現時生活（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之間，敘事的悖謬形成了。這種悖謬如果說構成詩歌文本形式，那麽這種形式是否源於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一種詩人之於自己的詩歌的自我知遇感”？如果將這種形式視為文學修辭運用，那麽宋氏兄弟是否又恰好實踐了塔爾博特-多納森對修辭的深刻揭示：“修辭被看作人類為抵擋一種微渺莫測的現實而構築的薄弱防禦。”

有一點不能不遺憾地承認，我對宋氏兄弟所知甚少。還讓我多少意外的是，如今與宋煒同在重慶的其他詩人，也少有人知宋氏兄弟現在的境況。就在前不久，我在網上讀到2016年第五期《收獲》刊發的敬文東先生《宋煒的下南道》一文，才對宋氏兄弟的生活和寫作略有了解。在此我不便對宋氏兄弟生活和寫作進行整體觀察和交代（我與他們從未謀面、從未聯系，留待以後吧），只能就詩文本斟酌，所談難免掛一漏萬。

在《家語》組詩中，宋氏兄弟所述並非那種遵循某種理路的故事，言不在事理而往心境去。《好漢》、《門戶之見》、《平常》、《風城的居事》、《書卷》、《內心生活》，結尾皆直呈心境。《病中》、《家語》，畫面感的結尾投射了心境。《候客》、《無為》，結尾敘議皆自心境溢出。“一片安寧”、“一派清明”、“心平氣和”、“從容無慮”等等，敘述者內心的安寧反覆申述著。這種家居生活，或“內心生活”，對應著屋外熙攘的“大隊的人馬”（《病中》）、走天涯的“好漢”“以秤分金”、曾經的渡海客“勸我拖帶一家老小遷居繁華的州城”（《好漢》）、“遠房親戚”“想來投奔於我，與我共舉家業”（《無為》）。世事紛擾，風雲變化，潛流暗湧。如果宋氏兄弟不在將自己比附某個歷史人物，那麽種種“家居”以外的紛擾，就是影射現時外部世界（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的紛擾。由於敘述者心境退守到某個歷時的時間點位，現時外部世界對人物內心的投射也獲得歷時效果。那麽，宋氏兄弟為什麽要讓《家語》系列看上去像是時間深處的敘述？為什麽不讓情景看上去更現時？怎麽看待宋氏詩歌這種敘述語態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