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舅是解放前夕被抓伕去了台灣的，走之前他與母親相依為命，離家時妻子進門還不到一個月。他走後音信全無，妻子無奈改嫁。母親孤苦零丁，貧病交加，不久就淒慘謝世，由鄉親們幫著草草掩埋。在戰亂中這種故事總是不斷的發生在老百姓身上，讓人耳熟能詳，真是時代的悲劇。 

這次回來重修他母親的墳塋，舉行頗為隆重的祭奠儀式，是表舅多年的心願。或許他就是要從這體力難支的磕頭大禮中，表示對自己母親養育之恩的懷念之情，而愈是勞累才愈能從中尋得心靈的慰籍吧？我不禁為華夏祭祀文化那繁覆議程中所包含的豐富內涵所折服。在整個祭祀活動的安排上，更讓人看到表舅的厚道和策劃者的務實。凡來參加者，每人一條白毛巾戴孝用，另有一雙解放鞋和二十元作為酬謝，實實在在沒有一點虛禮，於是親戚鄰裏能來的都來了。 

那天陽光和煦，藍天如洗。表舅披麻戴孝，擎招魂幡，滿臉虔誠。緊隨其後的是白花花的隊伍逶迤而行，祭品如山，紙錢似雪。隆重而壯觀。完滿地了卻了表舅幾十年來的心願，也深得鄉親的認可和稱讚。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卻碰上了連綿陰雨。淅淅瀝瀝的，時大時小，幾乎沒有停歇的時候。屋裏陰冷潮濕，屋外道路泥濘，讓久住北方的我們很不習慣。爸爸媽媽卻興趣不減的帶著我們走親訪友，在老宅院落裏尋找著流逝的歲月。我看到了我出生時的老屋，還有那張顏色斑駁卻不失精致的大木床，陳舊中透著昔日的祥和和寧靜。也看到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遣送回來蟄居的小屋，其實那就是靠著人家山墻搭的草棚。低矮潮濕，沒有門扇和窗欞，它難以遮擋夏日的溽熱和蚊蟲，也無法抵禦冬日的寒風雨雪。可它卻無情的吞噬了父親十三年的光陰。那可是四千七百多個被剝奪了尊嚴和自由，被侮辱被損害的漫漫長夜呀。冰鍋冷竈，形單影只，一天天地熬著，想起來讓人不寒而栗。即使已經過去了三十年，八十多歲的父親還常常噩夢纏身，不是夢見開批鬥會被捆綁吊打，就是夢見被派重活體力難支，惡語相加，斯文掃地。夢中那恐怖的慘叫聲讓全家都毛骨悚然，他還因夢境中的掙紮多次跌到床下摔得傷痕累累。可見在階級鬥爭魔杖點化下，故鄉變成父親噩夢傷心地了。 

而今日故鄉之行家人相伴，尤其是孫輩那五、六個半大小子，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不可限量的前程，給父親帶來希望和底氣，很有一種榮歸故裏的感覺。 

春節中的故鄉還有一種風俗：每當有客人路過自家門前，主人都會燃放一節鞭炮，以表示歡迎和敬意。當我們穿行在劈劈啪啪的鞭炮聲中，那繚繞的青煙裹著濃濃的鄉情，溫馨著每個人的心田。我想，這才是故鄉的應有情意吧？ 

這次回老家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一位本家叔叔，其實也就是我的同齡人，論年紀還比我小兩歲。他高高的個子，其長相和舉止頗像演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的演員，顯得睿智而瀟灑。在這寒冷的冬夜，在濃濃的節日氣氛裏，大家圍著紅紅的木炭火盆，舉杯換盞，品茗啜酒，堂叔的談興頗濃。 

說起改革開放前的遭遇，他的眼光馬上黯淡下來。雖然新中國成立時他才一歲，是長在紅旗下的人，卻因是地主成分而要受到政策性的懲罰。他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用堂叔的話來說，他上學的整個開支，還沒有現在他給女兒買一個書包的錢多。沒上完初小就被迫輟學了，支書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只要出門能認得男女廁所，買東西認得鈔票就夠了。他們在村裏幹著最苦最累的活，卻得不到相應的報酬。更令人窒息的是，除了在批鬥會上當陪鬥，他們被排斥在村裏一切社會活動之外，只能在家裏老老實實呆著。他說那時村裏有人蓋房子，他自帶幹糧，不要任何報酬，若主人允許參加，就是給了最大的面子，要感激涕零了。 

在那種環境裏，談婚論嫁就更不敢奢求了，能娶到不呆不傻不瞎不瘸的媳婦就算燒了高香。然而叔叔卻是少有的例外，在村裏年輕人中，各方面都拔尖的叔叔被一個貧農出身的姑娘相中，她不顧一切的大膽向叔叔表示自己的愛意。很快就被娘家得知，在那時這是自跳火坑的大逆不道，家裏人都堅決反對，並且用很短的時間在外面找了個相當的人家把她嫁了過去。誰知剛烈的她在新婚之夜把衣褲穿得裏三層，外三層，層層都打著死結。還手持利剪，硬是把新郎趕出了洞房，緊閉房門，進而絕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爭取婚姻的自由，終於斷了這門婚事。到了１９７７年各方面的情況都有了松動，娘家人也就不再堅持，這才有了嬸嬸如願的婚姻。如今十幾年過去了，他們蓋起了新房，置起了時尚的家具，生活水平明顯高出鄉親們一大截，說起這些來，坐在一旁的嬸嬸秀麗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盈盈笑意。 

叔叔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生活了近三十年，直到改革開放處境才徹底改觀。他眉飛色舞地講了許多趣事： 

“改革開放之初，生產隊允許大家養豬了。我一有時間就守著豬圈觀察，很快我就發現，那些小豬崽只要小尾巴垂下來，不打卷也不甩了，那肯定就是有毛病了。我就按獸醫交待的給餵土黴素，別人餵藥都是硬灌，灑出來多餵進去少，我把土黴素用水化成糊糊，用毛筆蘸著往一個個豬崽嘴裏一抹，然後餵點兒水，又快又省事。我又看些飼養方面的書，餵的豬就比別人的豬長得壯，出欄快。後來大家又選我當生產隊長，我要求有職有權說話算話，生產隊人多地少，我就抽出一些人搞副業，當年就把大家的收入翻了一番，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再後來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幹脆帶著村裏一些人到醴陵縣城承包工程，挖土方、搞裝卸，只要有得賺，什麼活都幹。當然還要腦筋活，要想車子跑的快，關鍵的地方還是要上點兒油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