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努力修養開闊胸懷

“沒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

從管理角度來說，身為領導，就要做到讓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以達到人事相宜的效果。同樣的道理，學校中的管理也是按著每個老師的特長和優勢安排他們的崗位和工作，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工作潛能。用人之道，歷史上很多聖賢智者都有自己的心得體會，最困難的不是選拔人才，而在於選拔後怎樣使用人才，使他們的才能發揮到極致。因為發現人才，識別人才，選拔、推薦人才，都是為了善用人才。

當然了，這個“名牌老師”模式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惑。有的時候對個人來說也是有危害的，有些人就會被“名牌”所累，虛榮和自我膨脹有時候會傷害到別人。人都有這樣的一種感覺，就是說如果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不可替代的人物，一定會提出更高的要價和要求，期望得到更多的回報和職位，這個邏輯永遠是這樣的。

我對此也深有感慨和認可，我喜歡發現人的長處，並願意給他們一種真正的成長機會。那麽新東方的課呢，原則上每門課我都是能上的，但是其中有一門課我是完全上不了的，就是數學課，叫“邏輯”，GRE考試中的數學“邏輯”，這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薄弱的環節。在這個課程的安排上，我就需要一匹千裏馬了，於是我就外請了一個老師。

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的時候，新東方就開了這個課程，但是我的數學在高考中考了14分，你想我怎麽可能給學生講數學呢？我就一定要外請老師的，這個外請的老師其實也是在新東方磨煉和培養出來的，但是磨煉到最後，他就變成了這個領域中最有權威的老師了。
　　這個時候他環顧四周，發現新東方的每一門課我都能隨時去頂替，唯獨這門課我不能頂替。所以，明裏暗裏就和我有了一種較勁，就是一再要求上漲工資，到最後，就說如果不給上漲工資，他就甩課。我已經非常大度了，但是你總會碰到這樣的人，他對利益的需求遠遠超過你能提供的程度，我就碰上了。他教到一半課就跟我說，俞老師我希望你能給我加工資，我說你現在的工資已經挺高了。他說我的要求很簡單，這個班總共44節課，我上了14節課，我就要拿那14節課的錢。我說你說的14節課的錢是什麽概念？他說就是這個班的總收入的25％，我說那我招生費用、辦公費用、市場費用、租教室的費用誰來出？他說這個我就不管了。但是他提出的上漲的這個幅度我確實接受不了，因為我如果接受了，就變成了我把工資分給所有老師，我就沒錢了，那我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就無法成立了。而且如果我給一個老師漲工資，其他的老師都會看到。無論如何他的要求也無法得到滿足，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個老師甩課跑了，當天晚上他就不去上課了。我這才發現他把這個項目甩課跑了的後果，沒有任何人有能力去接替。我去安撫學生，學生根本就不幹，緊接著學生就開始鬧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當時鬧得是非常兇的。最後的結果是我把整個一個班的錢全部退了，一分錢不要，除了數學課不上，其他課繼續上，學生才算了事。
　　經驗是最好的老師，通過這件事我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某個人物在我的學校或者機構裏是個核心人物，當我離開了他，這個學校就會出現重大問題的時候，一定要給這個核心人物配另外一個核心人物。當然如果配上兩個，這兩個也聯合在一起，我就麻煩了，那就多配幾個。當時這個事情出了以後，我就做了一個思考，我想寧可多花點錢，也絕不能讓這門課以後再沒老師。寧可多花點力氣培養，多付出些費用，也必須同時雇幾個人一起做這一件事情。後來我在這個領域同時招了四個老師一起培養，這樣的話如果出現任何一個老師甩課的行為，別的老師都可以立即頂上去，我是絕對不相信會出現四個老師同時甩課的行為的，除非是我的管理出了大問題。
　　我當時還想過，我對你那麽好，我還天天給你做飯吃，我當時每天都給這些老師做飯吃的。今天殺一個雞，明天殺一個鴨，讓老婆煮好了，大家一起喝酒，很開心。但是表面的文化氛圍解決不了實際的利益問題，最後的結果是他對我這樣。我可能覺得對方品德低下，翅膀硬了就開始講條件，但是對方並不這麽認為，他也許覺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
　　這個甩課的現象就很像是開飯店。打個簡單的比方，比如說我們開了一家飯店，請了一個大廚，可是我們又不會做這個大廚的菜，而大廚的精湛廚藝導致這個飯店顧客盈門。這個時候大廚他是會衡量的，一衡量他就知道這個飯店是靠我活著了，那麽他就肯定會向老板說要不把股份分給我，要不就給我漲工資。老板如果說不行，那這個大廚肯定就走了，那麽這個飯店也就面臨關門的局面了。
　　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雙贏。如果一開始沒有強大的隊伍和雄厚的資金的話，那麽我自己就必須是大廚，我怎麽也不會把自己炒魷魚。所以當時在新東方實際上我算是大廚，但是這個大廚有一門顧客最喜歡吃的菜我不會炒，所以就導致了這個狀態。
　　那麽，如果我不是大廚，那就同時請幾個廚子來做，這幾個廚子他不可能是同時炒老板魷魚的，所以我的這個飯店就相對安全。當然，我同時請幾個廚子成本就會增加，但是比一個廚子能夠威脅到我關門還是要好得多。所以，我基本上就在那個領域中一下子培養了四個人，從此以後在那個領域中間就從來沒被炒過魷魚，就是我沒再被員工炒過魷魚。
　　要成為一個合格的領袖，最重要的是在對方“掐”到無比痛苦的時候，也要想他的合理性在什麽地方。除非碰到剛才我說的那個例子就沒辦法了，那不能把整個機構給毀了來滿足一個人的欲望吧。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我的管理團隊或者我的員工跟我“掐”一定有某種道理的，我必須在一個心平氣和的角度，想想做領導就是受委屈，領導人是所有員工和管理團隊的服務者，而不是領導者，當我這樣反過來想的時候，他們“掐”我也是理所當然了。
　　管理學上有一條著名的定理是“沒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我前期犯的管理上的失誤，還好暴露得及時，我又找到了解決的辦法，才沒有造成更壞的影響。如果當初在管理上還是因循守舊，精打細算，每次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的身上，這種現象後期還是會出現的。一直以來，對有能力的人，我一般都會安排合適的崗位發揮他們的長處；對犯錯誤的人，一般是悉心教育；對待有大功勞的人要重獎、要提拔，這樣就形成了新東方後來的積極向上的團隊力量。
　　學生選擇了新東方，我們就要做得更好，學生來聽我的課，是學生對我的恩惠，每次講完課我都會向學生鞠躬表示對學生的尊重。這種尊重是相互的，學生來新東方學校也是付出了時間和金錢的，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尊重他們。如果說新東方學校與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我們沒有那麽商業化，沒有那麽世俗化，我們還保留著許多人情味。
　　開辦培訓學校的前幾年，我既要講課，又要搞管理，還要應付招生的事情。這是我最累、最辛苦的一段時間，根本談不上有什麽科學管理模式。
　　新東方開始的時候也沒有什麽嚴格的管理，或者說基本上就不需要管理，都是按著我的想法，想到哪做到哪，遇到事情就解決事情。每天的工作都是必須完成的，睜開眼這些事情就擺在那裏等著我。
　　第一，我所要做的就是帶著老師走進教室上課；第二，我得租一個地方做教室，這個地方當時我們用得最多的是北京大學電教中心。電教中心主任跟我關系很好，而且房租的價格還不是最高的，所以上課的地點也安定了下來。後來新東方做大了，這裏的教室不具備發展的需要了，我就去尋找更大的教室，再到後來建立自己的教室，這都是後話了。
　　那個時期也就十個老師左右，基本都是全職，也有兼職的，比如北大的這幾個老師就是兼職的。因為所有的課都集中在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所以平時都很清閑。那麽有幾個新招進來的老師就轉變成全職的，他們都是研究生畢業的，到我這裏來應聘的。
　　到了1993年，新東方成立的時候，新東方的學生已經很多了，就是同期已經可以開到八到十個班，這些全職的老師就足夠合理安排課程了。我當時采取了一個政策，因為學生招得多了以後，收入完全可以滿足我的費用支出了。當時代課的老師差不多是150塊錢一節課，我這裏就給200，外面300，我這就給600，這樣的話，因為我給的工資高，我的老師很自然地就會安心地在這兒工作了。
　　用好人情這筆人生財富
　　1993年年初的時候民辦學校基本都歸成人教育局管。當時我剛開始去申請辦學的時候，他們說我辦學是不合格的。為什麽不合格呢？他們說，創辦民辦學校包括培訓機構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有一個副教授職稱的人出面；第二，原單位必須同意並出具證明。
　　這兩個條件我都不具備，首先我不是副教授，只不過是北大的講師而已；其次，我已經從北大辭職了，北大怎麽可能給我出具什麽辦學的證明文件呢？所以這個辦學的事情就僵那兒了。但是那個時候我已經學會了和人打交道，也有了一定的人際交往經驗。每到沒課的時候，基本上每隔一兩個星期，我就到成人教育局去一趟，也不提辦學的事情，就坐在那兒跟他們抽根煙，聊聊天，侃侃大山。
　　當時民辦教育科的主任姓馬，這個人工作態度十分端正，人也特別好，比較容易相處。過了一段時間他覺得我這個人挺不錯的，後來他就主動提出來幫我解決辦學校的事情。他說：“你不是想辦個學校的嘛。”我說：“是啊，不過你們不是說我不合格的嘛。”他說：“沒事，我們還是有辦法把它做成合格的。”我就向馬主任請教做成合格的奧妙所在。他說：“你是北大的講師，相當於別的大學的副教授，你可以不到北大去開證明，你的檔案現在存在國務院人才交流中心，你可以讓人才交流中心給你蓋個章就可以了。”
　　我的檔案從北大轉出來了就放到了人才交流中心，我基本都忽視這個事情了。得到高人指點後，我喜出望外地跑到人才交流中心去了，結果他們根本不給我蓋章。他們說給你蓋了這個章你去辦學，萬一你拿著錢跑掉了，出現問題不還得找我們來嗎。所以就是不給蓋。這樣我就沒有辦法了，因為人才交流中心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就想到看看能不能托別人的關系打通這個門路。
　　我當時的社會關系很少，其實也找不到人來幫我，但是有的時候命不該絕，就有人救。我從人才交流中心往外走的時候，一個小姑娘站了起來和我打招呼說：“俞老師，你怎麽在這兒？”我說：“你怎麽認識我？”她說：“我在你的托福班上課。”真是有貴人相助啊，我對她說：“你看，你上的托福班叫東方大學外語培訓部，那不是我自己的，現在我想辦一個自己的學校，但是需要有一個單位給我蓋一個章，表示同意我辦學校，我的檔案就存在這兒，只能這兒蓋。”她說：“俞老師，你別說了，我進去給你蓋。”
　　小姑娘的辦事能力挺強的，進去不到十分鐘就出來了，鮮紅的公章工工整整地蓋在文件上了，人才交流中心同意俞敏洪辦新東方學校的章就這樣出來了。我再到教育局備案就順理成章了，當時辦學校註冊資本一分錢都不要。你可以有，也可以沒有，資本為零也照樣給辦執照。
　　拿到了人才中心的章，我沒有急著到教育局去辦理執照，我覺得這個關系要慢慢地來處，所以經常有事兒沒事兒去跑一趟，抽根煙也不說，就隨便聊聊天。這一招也是自己體會出來的，因為農村出來的孩子都有一種天生的敏感性，或者說是實在性也好。因為我在農村長大，我們家親戚很多，我們村上的村民也很多，家家戶戶都是來回串，最後串得很熟了就開始互相幫忙嘛。和陌生人見面我肯定不會讓他們討厭我，因為我這個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倒是挺有人緣的，絕對不是一個惹人討厭的人。既然他們不討厭我，那麽和他們見面見多了，自然雙方會產生親近感，再辦事成功的幾率就大了，這個事情實際上就照著我預想的方向往那邊走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是非常有耐心的，這種人際交往的方式大都來自於家庭。農民的這種小聰明，雖然見效慢，但是十分有用。
　　最後培訓學校的執照很順利地辦了出來，新東方終於有了自己的番號，再也不是“土八路”、“遊擊隊”了。名正言順，新東方的根基終於堅實地立在了社會民辦教學的基礎上。看著日益壯大的新東方，我真是按捺不住心裏的激動。
　　1993年我除了上課之外，又要做好學校的日常管理，還要搞好社會關系，同時還要兼顧市場競爭，發條上得很緊，不過心情比現在好像還要輕松點。我那個時候的工作時間也比現在長，早晨六七點鐘就起來，晚上一兩點鐘才睡覺，因為得備課。每天就睡四五個小時，身體卻一直非常健康，完全沒事兒，主要原因是那個時候心理上非常輕松。因為那個時候我和身邊的人相處得十分愉快，每天上完課，我們經常聚在一起喝酒，我這個人又喜歡和許多人在一起工作、生活，所以工作量雖然大，但是很充實。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人情社會，只要在不違法的前提之下，你人情越到位，事情越好辦。那麽如果明白了這點呢，就是這個人情是不能丟的，別的都能丟。當然了，前提是不違法，這個是我一直遵守的準則。
　　每個人在社會上都不是孤立的，周圍都有許多和自己共同學習、工作和生活的人，要想學習順利、事業成功、生活幸福，每個人都得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註重和各方面搞好關系了，不但和自己的員工經常在一起同樂，而且還和其他一些機構或個人保持著良好的人際往來。人情到位實際上也促進了新東方的成功，1991年我從北大出來，到1993年，教育局支持我了，公安局支持我了，街道居委會的老太太也支持我了。第一次我貼廣告不知道貼在什麽地方，就貼在那個電線桿上，上面是性病廣告，下面是新東方招生廣告，結果第二天就有人拿著罰款單跑到我這來了，一定要罰我的款。街道居委會負責管這個事情，我只能拿著小刀到那個柱子上，一張一張地把那個廣告全部重新刮掉，求那個老太太別罰我的款。最後我就請那些老太太到我這兒來坐坐，坐了幾次就和老太太們很熱乎了，他們就會倒過來熱情地幫助我了。
　　我不需要跟老太太們聊什麽，只要是對她們表示尊敬就行。另外呢，我請的幾個工作人員都是下崗工作人員，也是中老年人。下崗工人當時都是40歲左右，我一下就請了四五個下崗工人在我這兒工作。這些人和那些街道居委會的老太太們打交道時就比我容易多了。我對於她們就像一個小兄弟一樣，當時我才30歲出頭，後來請她們吃吃飯，聊聊天，最後雙方都相處得很開心。
　　和誌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江山
　　從1993年我正式創辦了新東方以後，經過1994年的穩定發展，就有了明顯的起色，從教學到管理一直都比較順利，1995年學校的整個運營更加流暢。
　　學校發展的規模和速度雖不能說是成倍的增長吧，但是整個過程是激增的，幾乎沒遇到什麽業務上的障礙。學生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他們對教學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新東方也面臨著與時俱進的情形。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學生觀念的日益更新，對新東方學校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個時候我就覺得單單靠我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是遠遠不夠的，要想長期保持新東方良好的經營狀態是不能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不過一直以來我都在超負荷工作，確實感到有點累，而且有些力不從心。新東方一直在進行外語教學的嘗試，我的眼光不僅僅局限在培訓幾個學生，收點學費養活這個學校而已。盡管一直是我一個人在這裏拼命地搞教學，拼命地辦學校，但是我深信一個人總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很難幹出壯觀的事業。這個時候我就希望有誌同道合的人加入進來，大家一起把新東方做大做強，我就開始琢磨請一些能人進來。
　　離開北大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一個獨行俠，培訓班的事情無論大小，都是我一個人打理，我老婆加入那也是後來的事。一個人默默工作就有點孤單，我這個人又是一種喜歡與人同樂的天性，喜歡和一幫人一起高高興興、有說有笑地工作。到了新東方穩定發展的時候了，我就覺得有必要請一些人為新東方帶來一些新的思路。
　　當然在國內有大量的老師幫助我進行教學，這些老師水平很高，但也有局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沒有出過國，其中一些人自己也抱著想出國的願望。由於沒有出過國，他們往往對西方文化的理解並不很深刻，而外語教學應該是把東西方文化完美結合起來的教學。如何才能采取適合中國人的方式達到讓學生真正理解西方文化、西方語言呢？我認為把國外的一些人才挖回來，能夠真正起到一種東西文化交流、思想融會貫通的作用，對於學生的發展甚至文化的發展都會有重大的影響。這就是我真正的目的。
　　到了1995年我看了一下自己的銀行賬單，雖然存下的錢並不多，但是，銀行賬戶上應該已經有二三十萬人民幣了，這已經是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數額了。我覺得這個時候有能力去一次美國了，這次去的目的就是旅遊，也可以說是看看多年以前的夢想著要去的國度。
　　有意思的是，我在八幾年的時候，大概是在1987年或者1988年的時候，在北京參加了一個中美高等教育研討會。當時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的副主席來北京參加這個研討會的時候，我是他的同聲翻譯。我形影不離地跟了他三天，吃喝拉撒睡都跟著他，他就超級地欣賞我，所以在他回到了美國以後，還給我寫過信，我也給他回過信，有那麽幾年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系。到了1995年的時候，這個會議已經過去了八年了，這八年的時間裏其中有五年的時間我們的聯系中斷了。現在我想去美國看看，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封邀請信，我就想到了他。我和這位高等教育協會的副主席又聯系上了，我給他寫了封信，我說我想到美國去，需要一封邀請信。結果他一個星期就把邀請信給我寄過來了，邀請我去美國高等教育協會參觀、學習等。
　　拿到這封邀請信，我去相關部門一出示，他們一看是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的副主席簽的，肯定不會是假的了，所以簽證就特別容易，很快就給我辦理了。
　　當時的國情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對去美國的簽證十個中國人中還是會被拒簽掉八個的。我這麽順利地拿到了，所以當時就非常開心。我拿到美國簽證後，再到加拿大辦簽證時，更痛快，什麽都不用解釋了，他們“咚”的一下，簽證就給結結實實地蓋上了。因為我能到美國去，肯定就不會滯留在加拿大，估計當時他們就是這麽想的，認為我不存在移民傾向，所以兩個國家的簽證就同時拿到了。
　　為什麽我這麽急切地想去美國呢？這和我那些年一直追求的“美國求學”的夢想有關，這個願望從1988年開始，一直延續了五六年，雖然最後我放棄了這個想法，但是，想去美國轉一轉、看一看的念頭卻在心裏面壓不住了。人一旦找到了了結心願的方法，就會踏上心靈的解放之旅，便會把這種感覺遠遠超過自己視線範圍之內的一切。有的人把工作當成畢生的事業，有的人把工作的成績當成人生的樂趣，還有的人把工作看成賺錢的機器。還好我沒有成為只顧賺錢的機器，我的內心依然還有許多浪漫的想法。
　　當時我想去美國看看的想法已經到了壓抑不住的程度了，1995年的時候，我去美國的願望挺迫切的。但是那個時候，我並不是完全想著去國外把這些同學叫回來。我也知道他們當初花費了那麽大的精力去美國，就是為了在異國他鄉成就一番事業，也許現在都生活得很不錯了。即使我的新東方現在發展得很好，在他們眼裏也許並不羨慕，不過我心裏還是抱有那麽一點點期望，更多的想法是什麽呢？
　　第一，我到美國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美國的方方面面。我給學生們講托福，講英語，苦口婆心地講了這麽多年，送了無數個學生去美國，自己卻連美國都沒去過，卻一直鼓動著別人到美國去留學，這個感覺就不對。所以我一定要到美國去看一看，親身體驗一下美國的風土人情，這個想法不自覺地就到了迫切要求實現的程度了。
　　第二，新東方做得很成功，覺得現在也算事業有成了，錢包也鼓了，但是有一種藏在深山的感覺，我的同學基本都不知道我的現狀，去美國就有一種露露臉的炫耀心理。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在所有的同學中，我被認為是最不可能出息的人。當我被學校處分，離開北大時候，同學們基本都知道我這段不光彩的事情。他們大多以為我就此銷聲匿跡了，這輩子就那麽完了。如果這個時候我到美國去花大把大把的美元，讓我的同學看一看，他們就會覺得，沒想到俞敏洪也出息了。這樣的話我多年前的郁悶心理也可以排解了，當時就有這麽一個特別世俗的心態在裏面。我想大家也能理解這種想法，這就和中了狀元要騎著馬、戴著紅花走在大街上讓眾人看的那種感覺似的。
　　當時的中國對外匯的管理很嚴的，那個時候也沒有信用卡，只能兌換美元，而且通過正常渠道還兌換不到美元。最後我還是找了好多人在黑市裏兌換了一些美金，兌換了大概有6000美金吧。當時的政策規定只允許帶500元還是1000元現金出國了，這個印象有點不清晰了，反正就是允許帶的數額不多。
　　實際上我也沒帶太多的現金去美國，我咨詢了一下相關的政策，這6000美金是可以在中國變成承兌支票的。就是說銀行可以開美元承兌支票，我把美元給中國的銀行，中國的銀行給我承兌支票。我到了美國以後就可以到銀行直接去換取美金，所以不存在帶不出去的問題，但是帶這麽多的現金出國就沒這麽容易了。
　　我記得到了國外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銀行兌換，換的也不全是現金，大多是可以轉換成現金的支票。100塊錢一張的旅行支票，使用起來非常方便，這樣的話，就等於在美國有足夠的現金可以花了。
　　這一次去美國我走了接近40天，我的課肯定是要耽誤一些的，因此就得提前做一些調整。我在新東方的課是怎麽安排的呢？出發前我做了一些準備和課程順序上的安排，我預先錄制好了十堂課的講課錄音，明確地告訴學生這十堂課大家只能聽我的錄音了。當時學生們都沒有什麽反對意見了，他們認為只要能聽到俞敏洪的課就行了。
　　盡管這樣，我那個時候還是有不安的感覺，學生們這麽通情達理，我內心就感覺挺對不起學生的。雖然平時很多學生也聽過我的講課錄音，那都是因為有的時候我實在講不動了，就會給他們放錄音。不過我就坐在錄音機的後面，陪著學生一起聽，學生照樣聽得很開心。而且我還能適時地插上幾句，有點互動的成分在裏面，課堂氣氛還是很好的。
　　但是現在是去美國，我一走就是一個多月，不得不給學生們放錄音聽，挺愧疚他們的，感覺很對不起學生們。畢竟他們都是花了錢到新東方學習的，為的就是聽我的課。好在我當時親自授課也算是稀缺資源，學生們覺得只要是能聽到我的聲音就行了，別的也就不挑剔了。從這種情況可以看出來，在1995年的時候，學生對我的教學認可程度就已經到達這種程度了。那麽後面剩下的幾堂課怎麽辦呢，我告訴他們先往後推，其他的老師先上課。我回來後一次性給他們補完，學生也就都接受了。所以我就暫時安心地去了美國大概有三十多天，十一月底走的，一月初回來的，在那邊過了一個聖誕節。
　　因為我到美國還抱著請一些同學回來加入新東方的想法，所以這一路上我拜訪了很多同學。為了方便，為了節省時間，也為了能好好看看美國的風土人情，我還開了一輛汽車在美國的道路上跑，這是臨時租的一輛汽車。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駕照在美國還能通用，我就開著這輛租來的汽車，幾乎跑遍了美國，開著它去了很多個城市。這絕對是我在美國的自駕遊，我想去過美國的中國人很少有我這種經歷的，也沒幾個像我這樣第一次去美國就敢自己開著車到處走的。
　　去美國和加拿大拜訪我的這些同學，其實當時並沒有特別明確的目標一定要讓他們回國，只不過就是去的時候抱著這麽一個小小的目的。最期盼的還是看看國外的變化，順便到加拿大走一趟，因為這兩個國家的簽證我都拿到了，就一起看看長長見識。當然還抱著了卻多年前未赴美國的心願，多少還帶著點去同學面前炫耀的成分在裏面。再有就是想看看老同學們在那邊到底在幹什麽，所以我拜訪的全是大學的同學或朋友。因為有加拿大的簽證嘛，所以我設計的路線先飛到加拿大，首站是溫哥華再到渥太華，轉赴多倫多，從多倫多再直飛波士頓，然後再從波士頓租車一路開到紐約，到華盛頓，到費城，再返回到華盛頓。
　　因為我知道我講的英語盡管不標準，但是美國人都能聽懂，所以語言交流上就不存在障礙。而且我對地圖的辨別能力十分強，對方向感也十分有把握。我看地圖的能力是超級強的，東南西北從來沒有搞不清楚的時候。除了走進沙漠失去坐標的情況下，我不敢打包票，只要是有路標的地方我就能找到東南西北，所以我很少迷路。方向感好，有地圖，還能問路，我還怕什麽呢？開著車就走唄。當時也沒有GPS，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可能有GPS，我到今天為止也從來不用GPS，我車裏就有，但是我從來都不用。我就是要測驗自己看地圖和辨方向的能力，到現在還是這樣。
　　那一次北美之行，我先後拜訪了六七個同學，後來回來了三個。我在加拿大、美國拜訪的遠不止這三個人，但是他們都是聽我自己在描述新東方，沒有人親眼看到新東方的成績，對我的話也將信將疑。他們有的人在那邊還在上學，有的覺得回來太不保險了，因為當時我去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一定會說服他們回來。真正被我說服回來的就是徐小平和王強兩個人。包凡一後來也回來了，不過我當時並沒有拜訪到他，我去多倫多的時候沒有見到他。到了1996年年底，包凡一聽說他們倆回來了，他也就跟著回來了，所以總共回來了三個，就是有同學關系和朋友關系的在北大的人一共回來了三個。
　　要打好人生的第一炮
　　首站加拿大，我這樣急切地尋找著的一個人，就是曾在北大團委任文化部部長的徐小平。在徐小平溫馨而又舒適的家中，我倆喝著酒，酣暢淋漓地談了四天四夜。喝著喝著大家就開始談各自的理想，這幾年各自的經歷。徐小平是搞音樂出身的，他的夢想就是要回中國辦一個唱片公司，推出自己的歌，推出自己的唱片，但是缺少的就是資金。實際上他曾經在1991年到1992年間回國一次，在市場拼搏了一番，最後血本無歸地又回美國了。當時，他就給我講他的音樂理想，後來又給我朗誦他寫的歌詞，還有他創作的詩，真是把我感動得一塌糊塗。就在那一瞬間，我就知道北大的所有的精神力量，北大的那種人文氣息的感覺就在我的眼前蕩漾了。
　　當時他回國創業並不知道我在北京創辦新東方的事情，不過1991年的時候我也沒錢，所以他根本就沒想到要來找我。到了1995年我去北美的時候，他發現我變成有錢人了，我可以隨時拿出大把的美元瀟灑了，他還是很窮的在加拿大待著，連一份正式工作都沒有。我和他講了近幾年國內發生的巨大變化，講越來越開放的中國給人們帶來的發展機遇，而講得最多的還是新東方。我講創辦新東方的艱辛與成功，講新東方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我覺得像他這種人才不回來發展真是太可惜了，但是回來我也不知道他在新東方能幹什麽。因為他不是學英語的，就不可能讓他來教書，而且我錄用他來教書肯定也是不對的。因為我去美國就不是完全抱著讓他們回來當老師這個概念的，我沖的就是希望跟多年的好朋友見個面，敘敘舊，感懷一下曾經的往事這個想法的。
　　聽著徐小平的歌詞，還有詩，我一感動，就跟他說：“行，你回去以後幹唱片公司吧，然後我給你投資三十萬。”當時我賬上所有的錢加在一起，其實也就是三四十萬。我說我保證能給你三十萬，因為新東方在蓬勃發展嘛，所以我知道肯定能給得起的。讓他辦唱片公司，但是回來我們一起幹，就是說他回來了願意在新東方幹，我們就在新東方一起幹，不能在新東方幹，他就自己幹唱片公司，我給出資。
　　我是1月2號、3號左右回到北京的，他1月9號就飛回來了。我當時非常隆重地接待了他，我還特意在1月4號買了一輛帕薩特，當時是德國原裝進口的帕薩特。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到機場接徐小平，我覺得用面包車去接他，實在是不夠分量，也不隆重，就買了這輛帕薩特，這個做法挺有意思的吧。
　　徐小平回來以後從哪開始著手工作呢？當時剛好中國已經開始了移民潮，加拿大移民這一塊的人數就很多，但是就沒人真正在幹這一塊項目，在新東方學托福的有好多人是要走加拿大移民路線的。他就抓住了這個，專心做移民，我說你光做移民不行，我覺得這個業務跟我的價值觀不太符合。既然別人要移民你幫著他們移過去也可以，但是呢，你能不能再附加做點別的事情呢，比如和新東方的業務範疇聯系起來？
　　我們精心設計了一下，又做了兩件事情，就把徐小平的專長和新東方的培訓項目巧妙地銜接在了一起。
　　第一件事情，免費對學生進行簽證咨詢，因為當時中國學生到美國去很容易被拒簽。徐小平在這方面的創新研究能力超級強，就設計了一整套的美國簽證咨詢的流程和培訓流程，經過他咨詢的學生很多真的就被簽過去了。所以，新東方又名聲大振，說只要在新東方經過培訓的，簽到美國去很少有不成功的。新東方就相當於又多了一個簽證的核心競爭力，這個專長當時在全中國只有徐小平一個人能做。
　　緊接著徐小平又和我做了第二件事情，徐小平授課模式。我對他說，原來講座都是一個人講的，現在我們可以兩個人一起講了。徐小平說我從來沒有講過課，怎麽講？我說好辦，就講你在國外的生活狀況和大學生活。你是在國外博士畢業的，這裏面的大學生活你可以放開講，你在國外打工的經歷也可以講。另外，你創作了至少十幾首留學生涯的歌曲，你可以拿這些歌曲邊講座，邊拿個吉他唱給學生聽，這些對於那些沒有出過國的學生特有吸引力。結果，徐小平的模式超級成功，第一場就轟動了，第一場來了大約1000人。
　　徐小平在課堂上講國外的生活怎麽樣，然後唱自己的歌，這個模式一直到現在還有。結果學生非常喜愛這種活潑的、有著異國情調的課堂氣氛。等到第二場的時候，來了3000人了，許多學生都說太好玩兒了，感受太震撼了，當時就是我跟徐小平我們兩個人鼓動起來的。後來有的時候講托福專題的時候，也有另外兩個老師跟他一起講過。新東方推出的這一新的嘗試，效果還非常好，徐小平在新東方就算一炮打響了。
　　從加拿大回國後的徐小平，擔任了新東方副校長的職務。他結合自身的經歷成立了新東方出國留學、移民咨詢處，創立了新東方咨詢思想和留學理論，並大力推行他的“人生設計”理念，給新東方打響了一炮，開辟了一個新領域，創下了一個“品牌”，徐小平也因此被年輕一代稱為“人生設計師”。
　　長出自己的左膀右臂來
　　拜訪王強也是這個樣子的。我飛到了新澤西，王強當時已經是貝爾實驗室的高級工程師，工作極其穩定，收入也很高。
　　我到他家裏去，當時開著汽車從波士頓一直開到新澤西。那個時候剛好美國下著暴雪，路上基本沒有什麽車，那麽厚的雪，我居然看著地圖就找到了他家。他見到我也好奇怪，覺得我的膽子簡直不是一般的大。到了王強家以後，老同學見面嘛，異常興奮。他在北大跟我一起當過幾年老師，還一起在北大不到十平米的宿舍住過鄰居，一起在北大的校園裏打過乒乓球，還在同一個教研室工作，我們兩個的相同點就更多了。所以呢，我和王強除了同學關系還額外多了一層同事的關系。
　　因為我們兩個比較熟悉嘛，我就在他的家裏喝啤酒，談理想，談事業。當時我並沒有想到要勸王強回來，我知道他在美國奮鬥了這麽多年，能熬到那個位置不太容易。我是沒動過把他勸回來的念頭的，也沒有想到他會回來。我記得王強這個人屬於很強勢的一類人，他回來以後搞不清是他領導我還是我領導他。因為他在大學時期就是我的班長、團支部書記，講話是說一不二的，個性特別剛強的。
　　我一直就認為這樣的人是不會回來的，而且還是聽我指揮的，我本身就是挺怕他的，這也是他長時間做我的班長積累的威望吧。我就覺得他回來我怎麽管得了他呢？所以就沒太敢動這樣的腦筋。王強其實也沒有往這方面想，我們就是喝酒聊天，聊著聊著，大談人生和理想。聊著聊著，我就說了徐小平打算回去發展的想法。
　　王強跟徐小平曾經在同一個藝術團相處過，他們都是北京大學藝術團的。一個做過團長，一個做過指導老師，他對徐小平也是比較熟悉的。他覺得徐小平這樣冒失地回去雖然有點沒譜，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這個貝爾實驗室的工作也不錯，不見得、也不能隨便回去吧。
　　但是轉機在什麽地方呢？轉機在兩件事情上。第一件是我跟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參觀的時候發生的。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的名牌大學，我到了那肯定要去看看的嘛，而且這個學校離他家又很近。結果我一走進校園，畢竟在美國的校園裏，東方人的面孔還是少數的，迎面走來的中國學生幾乎全都把我的名字叫出來了。
　　因為我從1990年就開始教托福，一直教到1995年，我前面的幾批學生，一般都是第一年托福，第二年就出國嘛。所以那個時候美國的大學盡管中國學生不多，但是到美國大學的中國學生有一半都是從我的新東方學校走出去的人。當時新東方是以培訓高分出名的，就是我們培訓出來的學生的平均分都高過其他的學校，所以，出國的人群中間，我的學生就變成最多的了，因為當時是以分數論英雄的。就是這樣一個原因，我的面孔和名字在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反倒成了中國學生都熟知的了。
　　王強這個時候就覺得俞敏洪在北大那樣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怎麽到了美國這個地盤還會這麽露臉，怎麽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生都認識他，他當時確實挺吃驚的。他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老俞，你現在是個人物了。
　　第二件事情，也是王強自己常常講的一個故事，這也是真實發生的。一天晚上他要請我到一個經營湖南菜的中國飯店去吃飯，我們一行人就去了，包括他老婆，他老婆當時也是我的同班同學。王強和他夫人是我們班唯一一對同班同學結婚一直到今天還幸福美滿的，是結了婚過得最幸福的一對了，同班的其他幾對結婚的現在都離了。到了那個飯店以後，有意思的是那個飯店的服務員走過來說，俞老師，你好。這一下王強就覺得，太有面子了，所以王強當時開玩笑的時候說：“你指的是外面的魚，還是魚缸裏的魚，是哪個魚？”就是跟服務員開開玩笑，但是這個小插曲給王強帶來的印象挺深的。
　　王強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有社會地位、有聲望的人，因為他是一個有夢想的人，也是有人文氣質的人。看到我有這樣的知名度以後，他就想，老俞在中國都能做成功，怎麽著我的能力都不會比他差嘛。這一點在大學時候就看出來了，教書我教不過他，因為在大學教書的時候，我受過王強很多“欺負”。
　　當時，王強一個班的教室裏能坐著80個人聽他講課，多出來的40個人是從我班裏慕名而去的，結果我的教室裏一個人都沒有了。就是我教學生的時候，我發現教書就是比不過王強。他教學能力是有一套的，所以王強回來後，能想象到他在新東方會達到什麽高度。
　　經過這兩件小事刺激以後，他就有點動心了，他雖然動心了但是並沒有立即回來。徐小平1996年年初就回來了，一直到了1996年10月份王強才回來。這期間我和王強還是不斷地在電話中交換想法，每次我和徐小平一邊喝酒一邊聊天時就會想到王強，就會給他打個電話過去。當時國際長途相對來說已經是比較容易打了，打通電話過去後，王強就問：“你們在幹什麽？”我說我們在喝酒，在聊天，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聽我們嘮叨之後，他又問：“你們怎麽那麽開心？”我說：“我們就是自己幹自己的事情。”
　　我們這樣一描述新東方壯觀的大課堂，王強一下就動心了。但是王強說我回來幹什麽呢？我說目前聽說口語班沒有人管，回來聽說口語項目可以從零做起。
　　王強就提出了“美語思維”概念，提出用美語思維訓練學員，讓學員理解並運用美國人語言表達時的思維邏輯。這個很有創造性，於是王強就在國外開始編教材，編了教材後就發給我們，我們看了教材之後又給否了。他又用了一個月的時間重新編寫，我們又給他提了好多建議。幾經修改覺得這個教材能上課了，王強的信心就更足了，後來王強的課都是他自己編的教材。我們就說，你回來試一試吧。
　　說是試一試，王強這個人很倔，他直接就到貝爾實驗室辭職去了。因為他在那兒算是一個優秀的員工，貝爾實驗室的人就說太奇怪了，哪有中國人到了這個地方還辭職的呢？你為什麽回去呢？他說要回中國去，回中國創業去，當時還不叫創業，就是回國跟朋友一起幹事兒去。貝爾實驗室的頭頭居然跟他這麽說：“你能不能請三個月假，萬一你回去事兒幹完了，或者沒幹成還可以回來。”結果他一點也沒含糊，當即就把所有的一切留後路的念頭、保留工作崗位的念頭全斬斷了，就回到中國了，來做這個聽說口語聽說班。
　　口語聽說班做得有多艱難呢，也是跟我剛起步的時候一樣。我帶著他去做演講，剛開始他已經有點不太適應在中國這麽演講了，套路還沒完全擺出來。招生情況也很被動，招了很長時間人數一直很少。當時我買了一個50平方米的小房子，就在北大南門對面一個叫做中成大廈的附近，把這個小房子給他做了教室。第一期也就來了大概10個學生，就是從這10個學生開始，王強也經歷了他那個領域創業的艱辛，同樣徐小平也經歷了這個過程。
　　後來他開設的口語聽說班非常成功，原來設計的一個班都是20個人的，他能擴充教到500人。500個學生每人教500元學費，一起坐在教室裏聽他的課，沒有一個有意見的。他能教到這個程度，我一看我就無比佩服了，因為我是教不了口語聽說的，那他就能教了。所以當時我想讓他回來還有一個背後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知道王強回來後絕對是新東方教學一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