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共生競爭模式

 無論是從一般性理解還是具體實踐操作來說，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復合型共生關系，都可能因其復雜而難以掌握。在復合型共生關系模式下，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共生關系可能因資源交換、分享不合理以及資源過度競爭而被動搖。因此，如何在保證雙方利益、實現共同發展的同時，避免不必要的惡性競爭成為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共生關系維持和演進的關鍵。為此，可以從以下方面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進行設計：

 第一，充分考慮歐亞聯盟已經開始推行的各項發展規劃項目，以合理分享資源為目的積極參與其中，最大限度地發揮雙方的互補優勢，避免利益沖突和過度資源競爭，促進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聯盟的共生。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可以積極參與歐亞聯盟的歐亞開發銀行、《絲綢之路亞歐貿易》國際跨境計劃等各項規劃項目。以俄哈兩國的《絲綢之路亞歐貿易》國際跨境計劃為例，該計劃以中國作為主要對象，其中涵蓋我國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烏魯木齊等多個城市，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在路線和功能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19)因此，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設計與實施中應與該計劃實現對接，充分利用該計劃所創造的國際貿易環境和物流基礎，節約自身的構建成本，提高效率，加快項目的建設速度。同時，不追求以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替代《絲綢之路亞歐貿易》計劃及其主導權，而應推動二者的協調共生、合作共贏。此外還應支持《絲綢之路亞歐貿易》計劃中諸如為中小國家提供貿易優惠等尊重小國權益的主張。(20)因為這樣不僅有利於保障我國海外利益的安全，也有助於樹立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減少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過程中的阻力。

 第二，擴展絲綢之路的含義，進一步完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架構設計，開發新的路線及合作方式，使其在與歐亞聯盟的共生關系中擁有對方所需要的資源，從而增強自身競爭力，在與歐亞聯盟的共生關系中處於有利地位。雖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絲綢之路”僅指中國經中亞與希臘—羅馬社會的交通路線。但此後“絲綢之路”一詞被廣泛使用，其內涵逐漸豐富，外延不斷擴展。時至今日，絲綢之路已成為泛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路線的總稱。(21)

 因此，不妨利用絲綢之路概念的延展性，在拓展現有路線的同時，開發新的線路。目前，俄哈兩國所致力於恢復的陸路絲綢之路北線只是數條陸路絲綢之路中的一條，而且其方案中還存在站點局限、形式僵化等問題。(22)因此可以將恢復陸路絲綢之路其他線路，如將西南線和東北線納入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規劃方案中，並且註重各條線路之間的聯通，串聯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同時，在貨物的運輸方式上，除了鐵路、公路等傳統的陸路運輸方式外，還可以根據所運輸貨物的特點以及沿途的地理地貌特征采取管道運輸、內河航運、公路—水路聯合運輸等方式，縮短貨物運輸時間。並且可以進一步順應國際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潮流，構建網絡絲綢之路，搭建第三方跨境網絡支付平台，這樣一方面有利於擺脫對西方國際支付體系的依賴，增加各國本幣貿易規模，促進貨幣流通；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帶動沿途各國民間商貿往來，促進各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此外，可以加強海陸聯運體系的建設，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結合，構建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的絲綢之路網，使其在實現網狀夥伴關系外交中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在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過程中應加強人文交流，增進文化認同，提高國家軟實力。盡管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采訪中多次表示中俄之間的關系處在歷史的最好階段，但是俄羅斯從未放棄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在制定歐亞聯盟計劃時，俄羅斯將中國作為與西方並列的主要競爭對手，並且在俄羅斯國內也不斷出現“中國威脅論”、“黃色威脅”等言論。這些都說明，俄羅斯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張缺乏認識，沒有看到這些思想在抵制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和推動世界多極化方面，與其自身的歐亞主義有異曲同工之處，雙方未完全達到承認“相互的聖域”(23)的程度。因此，為了消除誤解和隔閡，樹立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應加強人文交流。為此，不僅可以我國為主導，在世界各地開辦孔子學院，加強國家之間的雙邊文化交流，並且在此過程中要特別註重提高各國普通民眾的參與度，還可以參與到歐亞聯盟體制下的各項文化交流計劃(24)中，充分利用歐亞聯盟所構建的交流平台，實現兩個體制之間的文化交流，增強二者的共生動力，減少因誤解而造成的共生阻力，維護共生關系的穩定，形成對抗霸權主義的集群競爭力，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