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國 介 入

菲律賓敢打“南沙”牌以緩解國內矛盾，當然有美國的背景。

5月1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謝利向新聞界宣讀了“美國對普拉特利群島(註：即南沙群島)和中國南海的聲明”：

美國對下述情況感到關切：中國南海的某些單方面的行動和反應加劇了那個

地區的緊張局勢。美國強烈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來解決領土爭端，敦促所

有提出領土要求的各方面加以克制，避免采取破壞穩定的行動。

在維護中國南海的和平與穩定方面，美國有持久的興趣。美國呼籲有領土

要求各方面加強外交努力，解決與領土爭端有關的問題。要考慮到所有各方的

利益。美國願意以有領土要求的各方認為有幫助的任何形式給予幫助。美國重

申歡迎東盟1992年發表的有關中國南海的宣言。

保持航行自由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使所有船只和飛機不受阻礙地在中

國南海航行和飛行對於保持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是極為

重要的。

對於中國南海各島嶼、礁脈、環礁和沙礁主權的領土爭端的法律依據，美

國不表明態度。然而，對於中國南海不符合國際法、包括聯合國通過的海洋法

公約的任何海上領土要求或限制海上活動的行動，美國將深表關切。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謝利說：這次聲明與以往美國關於南中國海問題的聲明所不同的是，“這篇聲明更強硬”。

第三天後，拉莫斯即發表聲明，“歡迎美國明確表示它永久關心維護南中國海的和平與穩定的聲明”。

熟悉南沙問題歷史演變的戰略家十分重視美國的聲明。他們認為，美國5月10日關於南中國海的聲明，是美國南中國海政策的的轉折點。一般人讀不出其中的奧妙來。誰都不會認為和平解決南沙問題、對領土爭端“不表明態度”有什麽毛病。

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式的遊戲，一個典型的美國幹涉世界事務、保持某種制衡張力、警察加牧師的姿態。美國是當今世界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和守護者，雖然這一地位正在不斷地受到挑戰。美國的亞洲政策，半個世紀以來，充滿了傷感和惡夢。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打得很不光彩。挑戰者，嚴格地講，都是中國。當時，全世界都沒有預料到，還站在戰爭廢墟上的中國會出兵朝鮮。無論怎樣評價朝鮮戰爭，都不能回避一個事實，這場戰爭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對於中國來說，這場戰爭的後果，具有裏程碑的意義。這個意義，是近、現代100年從未有過的。幾乎所有的觀察家都看到了這個事實，冷戰的格局是一個多極的格局，中國是不容忽視的一極。亞洲事務乃至世界事務，不與中國接觸和對話，沒有中國的參與，都很難有圓滿的結局。然而，被二戰的勝利沖昏了頭腦的美國人，沒看到或者不願意看到這個事實。他們忙於追究“失去中國”的責任，沈浸在板門店談判的恥辱和仇恨中，久久不能自拔。最最實用主義的美國人，這時候變得最最不實用主義。當我們看到杜勒斯在日內瓦拒絕周恩來伸出來的手，轉身離去的身影時，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賭氣的美國孩子。把國家利益交到一個感情用事的“孩子”手裏，真是災難。杜勒斯做夢都沒有想到，周恩來的兜裏揣著與美國打交道的一攬子計劃。年輕的中國，這時恰恰是實用主義的。周恩來更像一個紳士，而杜勒斯更像一個沒文化的草莽。這是大國外交史上最具有悲劇意義的一幕。歷史便成了被開了叉的小孩子褲襠。中國人不會再主動把手伸出去了。被蹂躪了100年的中國人對“自尊”有著特殊的敏感。從此，中美關系意識形態占了上風，對抗成了主流。在這個意義上，尼克松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偉大在於，他主動把手伸出來了。他來到了北京。他代表著一個擁有世界霸權的大國，來承認另一個被長期封閉、但一直對世界事務發揮著重大影響的大國。一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一個是世界人口最多、歷史上曾經最強大的國家。這讓我們想到了《三國演義》中“煮酒論英雄”的場面。這是一個嚴酷的事實，國際政治永遠是大國的政治，全球的利益格局最終是由大國決定的。大國的興衰決定著歷史的走向。小國只能在大國的政治中扮演籌碼的角色，一旦風吹草動，便如驚弓之鳥，被侮辱，被損害，被遺棄。一些區域性的組織和運動就是為了改變這種命運。如歐共體，如東盟，如不結盟運動。有人帶著調侃的口吻分析說，尼克松到北京見毛澤東，是美國人揣摩毛澤東的帝王思想，是為了滿足中國的虛榮。把尼克松描述成了朝貢中國皇帝的酋長。中國人有過萬事不求人、天朝帝國的心態。西方人記憶深刻的是1793年馬嘎爾尼率領英國使團晉見乾隆皇帝，要求建立領事館和進行雙邊貿易。這次晉見成為西方人的笑柄。乾隆皇帝認為，中華無所不有，拒絕了英國的要求。乾隆孤陋寡聞，不知道那時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已經建立了世界霸權，勢力所及，遠超過了中華帝國。然而，自給自足的中國，對外部世界既沒有霸權欲望，又沒有資源需求。英國人的失望便是自然的了。這次東西方交往的失敗，本質上是文化沖突的結果。無論是誰，在天子面前只行一個單腿下跪禮，簡直是大逆不道！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禮儀”，是規矩，是秩序，是維系皇權維系國家最重要的倫理規範。馬嘎爾尼也說：“以我們歐洲人的準則來判斷中國，沒有比這更使人犯錯誤的了。”美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漢斯·摩根索對尼克松訪華有一段評述：“1972年，尼克松在北京而不是在華盛頓或者其他中立地點會晤周恩來，這標誌著兩國都相信在亞洲和全世界，權力分配已經發生變化。”這才是本質所在。如果沒有這種變化，和兩個大國對這種變化的確認，並在這種變化中去尋求各自的利益，尼克松在戴維營呆著不是更愜意嗎？尼克松見毛澤東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而來的。”毛澤東非常喜歡尼克松這句話。尼克松恰恰是個大贏家。尼克松北京之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打出了冷戰時期最妙的一張牌－－“中國牌”，利用中蘇矛盾和對抗，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狀態，從而達到遏制前蘇聯的戰略目的。中國也打“美國牌”。這張“美國牌”，讓中國人等了18年！中美互相打牌，各取所需。說起來奇怪，中美關系，表面上看，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立國的國家，中國是一個極看重意識形態的國家，可是在行動上，中國更講究實際，美國卻更為了意識形態而搖擺不定，以致鑄成諸多大錯。

同樣是一張牌，打法卻因人而異。

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的崩潰，“遏制戰略”已失去意義，中美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種言論是，喬治·凱南描述的“冷戰”局面已經結束，“鐵幕”已經拉開，威脅不復存在，“中國牌”已沒有意義。一種言論是，中國威脅。這是美國對華關系的一場辯論。美國國際關系最有影響的的雜誌《外交季刊》主編威廉·G·海蘭指出：“這場辯論，名義上是對華關系，擔根本上是一場美國冷戰後政策新目標的辯論。”這場辯論由布什政府延續到克林頓政府，逐步使美國外交政策由“奉行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讓位於重視人權的理想主義”。換一句話說，美國人想扮演“及時雨”宋江，把國家利益用“替天行道”來重新包裝，讓美國對世界的幹預“道義”化，“道德”化。美國對華關系的意識形態轉變，“人權”成為國家關系的最高準則，構成了後冷戰時期國際關系的重要特征，同時也形成了“新的冷戰”。“山姆警察”這時候穿著牧師的黑外套，自己就是一個悖論。原來的敵人消失了，如果沒有新的假想敵，那麽多的海外駐軍，那麽多的武器，存在就沒有理由了。由此，美國人開創了一個靠“定義”尋找敵人的時代。我認為你是敵人，你就是敵人。最荒誕的是，1994年春末，美國羅德島軍事學院秘密舉行了以2010年的中國為假想敵的電腦模擬戰爭演習。這次軍事演習是由國防部長佩裏親自計劃的，美軍總多高級將領和政策分析家參加了演習的全過程。演習的戰爭結果是，“軍事上富有革新精神、技術先進的中國武裝部隊擊敗了美國海軍”。演習結果公布後，在美國朝野引起很大反響。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舉行了一次電腦模擬戰爭演習，結果顯示，如果中國與美國在2005年發生戰爭，中國將打敗美國。美國中央情報局是1947年美國“遏制戰略”的產物。如今，原來的敵人蘇聯消失了，新的敵人又沒有，總得找點兒新的理由來維持它2．2萬人的生計，於是就尋找未來世界的敵人，賦予遏制戰略以新的內容。美國一些新聞媒體據此大做文章，宣傳中國“威脅論”。美國是荒誕藝術的故鄉。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的模擬戰爭讓我們想起了荒誕劇大師奧尼爾的話劇《等待戈多》。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想告戒美國人，只要耐心等待，就一定能在21世紀等來中國這個敵人。誰最喜歡這黜荒誕劇？當然是軍火商和代表他們利益的政客，一個世世代代發軍火財的利益集團。

可以預料，到21世紀，中國的強大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簡單的算法就能說明問題。如果中國到2010年，一直保持9%的增長速度，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將趕上或超過美國。中華民族的強大，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美國霸權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必然會改變。美國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

1995年6月，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幫辦坎佩爾(負責亞洲和太平洋事務)在華盛頓的一次討論會上說：“我們最擔心的是中國的強大。如果中國迄今的經濟發展速度再維持10年，那麽，50年後的歷史學家會回過頭來評論說，20世紀末在戰略上的最大事件不是蘇聯的瓦解，不是中東和平，也不是海灣戰爭，而是中國的興盛。在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是國家衰亡和國家強盛的過渡期。蘇聯衰敗了，同時中國卻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戲劇性地增強了實力。”

1995年4月，日本著名戰略家、和平研究所所長佐伯喜一直言不諱地對中國經濟學家說：如果你們中國仍然保持8－9%的增長速度，就不可能和美國搞好關系。甚至進一步說，中國只有“把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降到6－7%”，在國際上才“有利於協調與美日等國的關系”。

這真是混賬邏輯！一種殖民主義的混賬邏輯！這說明，西方強國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死不了活不好的中國，希望看到的是永遠在他們控制下的中國。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不會忘記《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的恥辱。不會忘記因為貧困和軟弱而受到欺負和蹂躪的歷史。不會忘記西方列強的隆隆炮聲。不會忘記婦女被奸淫、兒童被拋棄、軍民被屠殺驚天動地的哀嚎。不會忘記城池陷落、國破家亡的悲涼。近代以來，150年的漫長歲月，為了富國強兵，中國人臥薪嘗膽，艱苦努力，鮮血和眼淚可以匯流成河！

今天，要讓我們以放慢發展步伐為代價，來改善美日關系，真是癡人說夢。

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戰略便不可避免了。曾經締造了嶄新的中美關系的基辛格哀嘆道：“一項存活了25年的、超黨派的、由六位總統奉行的政策正在瓦解。”

讓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一下1990年以來發生的事件。

美國眾、參兩院作出決議，抵制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會；以“人權”為條件來衡量最惠國待遇；強行搜查“銀河”號事件；阻礙中國復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遣責“勞改”產品和導彈技術輸出；中國對美300億美元貿易順差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同意李登輝訪美，同意臺灣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訪美，與臺灣進行軍事合作；吳弘達事件……

美國政府態度強硬，不顧承諾，步步緊逼，藐視中方意見。

在美國國會，充滿了遏制中國的“冷戰”氣氛。針對中國的香港、西藏、臺灣等諸多超敏感問題，發表言論，提交法案，形成決議。眾議長金裏奇說，美國應與臺灣建立外交關系。一些議員鼓動向西藏派駐大使。

上述事實，在1990年以前是難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