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擔有大有小。他不喜歡謝莉為家里其他人做的飯菜。他從不抱怨，但他就是不吃，於是謝莉只得另外給他做飯。他耳朵不好，於是他把房間的電視音量開到令人頭腦發漲的程度。他們會關上他房間的門，但是他不樂意——狗沒法進出。謝莉簡直恨不得掐死他。最後，她發現了一種叫作“電視耳”（TV ears）的無線耳塞。路極其討厭耳塞，但是她強迫他使用。“那是救命稻草。”謝莉說。我不確定她指的是救她的命還是救路的命。

在如今醫學化的時代，照顧一位衰弱的老人在技術和看護兩方面都有極高的要求。路吃的幾種藥需要進行跟蹤、分類、補充。他得看幾位專家（有時候，幾乎是每周都看），他們永遠在安排實驗室檢查、影像研究以及看其他專家。他配備了一套跌跤的電子報警裝置，每月都要測試一次。而謝莉幾乎得不到任何援手。今天的看護者的負擔實際上比一個世紀以前增加了。謝莉成了全天候看門人兼司機兼日程經理兼醫藥和技術難題解決者，同時她還是廚師兼侍女兼服務員，更不用說還是掙錢養家的人。有時，健康助手最後一分鐘才通知說來不了了，或者醫療預約臨時發生變化，這些都嚴重影響到她的工作表現，所有的狀況都極大影響了她在家里的情緒。就是和家人一起外出住一夜，她也得雇人陪路，即便如此，突發的危機也會打亂計劃。有一次，她和丈夫及孩子去加勒比度假，但是只過了三天就得打道回府。路需要她。

她覺得自己的神志在弱化。她想當個好女兒，她希望父親安全，也希望他快樂，但她也想要一份可以控制的生活。有一天晚上，她問丈夫是不是該給老人家找個地方。僅僅因為有這個想法她就覺得很羞愧，這違背了她對父親的承諾。

湯姆幫不上什麽忙。“你會安排好的，”他告訴她，“他還能活多久呢？”

結果，這個時間很漫長。“我對她的憂慮不敏感。”三年後再回憶當時的情形，湯姆這麽告訴我。謝莉已經瀕臨崩潰。

她有位表弟開了一家照顧老年人的機構。他推薦了一個護士到家里幫助路，和他交談，這樣謝莉就不必充當壞人。護士告訴路，隨著他需求的增加，他需要的幫助超出了家人的能力，而且，白天他不應該一個人獨處。

他用探尋的眼光看著謝莉。她明白他在想什麽。她不能不工作、一直陪著他嗎？她覺得這個問題像是一把匕首插在心頭。謝莉淚眼婆娑地告訴路， 她提供不了他需要的照顧——情感上和經濟上她都提供不了。他猶猶豫豫地同意她帶他找個地方。一旦衰老導致衰弱，似乎就沒人可以活得快樂。

老人的渴求：一扇能上鎖的門

他們決定去看的那個地方不是療養院，而是一家輔助生活機構。今天，輔助生活被視為介於獨立生活和療養院之間的中轉站。但是，當這個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克倫·布朗·威爾遜（Keren Brown Wilson）於20世紀80年代在俄勒岡建立她的第一處老年輔助生活區時，她本來是想創建可以完全取代療養院的地方。她想創造替代場所，而不是中轉站。威爾遜相信她可以為路·桑德斯這樣的人創造一個生活自由、自主的地方，無論他們的身體狀況有多差。她認為一個人不能因為老弱就只好屈從於救濟院的生活。她頭腦中有著如何實現更好生活的圖景。她的圖景是由類似路和謝莉拼命搏斗的經歷（不情願的依賴和痛苦的責任）所構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