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給我你疲憊的子民，貧窮的子民

你備受摧折的蒼生，渴望自由呼吸

你擁擠的海岸上可憐的渣滓

送他們來，那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的一群

我擎著燈站在金色的大門旁[1]

這數行詩句出自19世紀一位年輕的詩人埃瑪拉紮勒斯（Emma Lazarus）手筆，它們被銘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的石板上，為每一個新來的移民所瞻仰。

對數百萬灰心沮喪的歐洲人以及後來從其他大陸前來的流亡者來說，美國都是他們能夠將絕望的過去拋在身後、重新開始生活的土地。這是一片偉大的機遇之地。在美國最初200余年的多數時間裏，美國式機遇的神話與現實十分接近，以至於無可質疑。每個新移民都必須面對艱辛的生活。在這個新世界裏，他們能得到的社會幫助是極其匱乏的。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下定決心要取得成功、勤奮工作、遵循美國工作倫理的人來說，機會相當不錯。他們可能改善生活倘若不是為自己，至少是為子孫。

向上層流動

直到20世紀60年代，向上層的流動性都還是美國夢的核心。然後，這個夢想就開始分崩離析了。起初還是緩慢的，後來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沖力越來越大。今天，美國夢已經不能再自稱為全世界向上流動性的典範了。這並不是說對於土著美國人[2]或新移民而言機遇已經不再，但曾經使美國為全世界所羨慕的無拘無束的向上流動性確已喪失。

當前時局最奇特的是，在短短不到四分之一世紀裏，新舊世界之間的角色便發生了逆轉。僅僅一個世紀以前，歐洲還在大量流失它的人民數百萬赤貧的百姓，冒著生命和身體的危險，來到新大陸以求重寫他們的命運。這些新移民滿懷不確定感，但也滿懷希望。他們所逃離的首先是權力世襲制和階級分化的漫長歷史，其中，富豪掌權，窮人安其命。他們離開了一片大陸，在那裏，行為被這樣一種信念所限制，即每個人都必須知曉並安守自己生來的地位；他們來到一片新的大陸，在這裏，每個人都被期許成功發達，並追逐自己的夢想。

如今輪到在美國向上流動性正在減緩，千百萬美國人發現實現夢想的難度日增。然而，向上流動性的偉大美國神話依舊存在，盡管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曾經偉大的夢想對很多人來說已經變成了無情的夢魘。那麼，舊世界如今怎樣？它曾經為等級制度所束縛，階級僵化，千百萬人民曾逃離那個煉獄來到美國這個伊甸園以求重新開始。然而，今天它正慢慢變成新的機遇之地。和過去任何時候相比，越來越多的移民開始選擇歐洲而非美國。他們直覺到了某種潮流正在逆轉，在歐洲，生活質量和改善生活的機會至少能與美國齊平。正是在這條向上流動性的前線上，我們開始分辨出舊的美國夢和新的歐洲夢的部分差異。不妨讓數字來說話。

倘若社會上極富和極貧之間差距越短，向上的流動性就越強的話，那麼，無疑歐洲對那些急切想要向上走的人來說是更加有希望的土地。全世界關於收入分配的最權威的數據庫盧森堡收入研究所（LIS）收集的數據表明，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美國在發達國家中排名第24位，僅高於俄羅斯和墨西哥[3]。所有18個最發達的歐洲國家貧富收入都沒有這樣不平等。在美國，在根據稅收、財政轉移、家庭規模等因素進行調整後得出，一個標準的高收入者與一個標準的低收入者之間，收入差為5.6倍[4]。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北歐，一個標準的高收入者與一個標準的低收入者之間收入差僅為3倍；在中歐，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的收入差介於3.18到3.54倍之間[5]。盡管即便是歐洲，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劇，但和過去30年來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急劇擴大相比，歐洲的差距加大還是有限的只有英國是個例外[6]。

工資和相關收益是社會向上流動性唯一的最佳指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對勞動的總補貼額增長率無疑在全世界20個最發達國家中排名最後。事實上，那10年裏的總補貼額甚至平均每年下降了0.3%。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的平均補貼額也只有極微弱的增長率，每年大約0.1%。實際上所有歐洲國家的補貼額增長率都要更高。在1995至2000年間，美國的平均補貼額增長率為1.6%，依然低於其他7個歐洲國家。何況美國人從中獲得的大部分收益，都在2000年的股市暴跌中打了水漂[7]。

即便是在2003年下半年迅速的經濟恢復中，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數據，在美國寫字樓和工廠裏非受監督性工作的平均每小時工資增長也只有3美分還不夠抵消通貨膨脹的。這是40年來美國經歷過的最緩慢的工資增長[8]。此外，失掉的工作平均每小時付17.00美元，而新增加的工作平均每小時只付14.50美元[9]。與此同時，作為國民收入（national income）一部分的公司利潤卻達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準[10]。

制造部門也是一個研究向上流動性的最佳領域。不熟練、半熟練和熟練的制造工作常常是在收入梯級上爬升的出發點。1979年，美國制造業的補貼是世界上所有工業化國家裏最高的。2000年，美國的制造業補貼已經落到5個歐洲國家之後，並且多數其他歐洲國家也正顯著地縮小這種差異[11]。

當涉及衡量高工資收入者（總收入約占所有勞動力收入的90%）和低工資收入者（總收入約占所有勞動力收入的10%）之間的不平等比率時，美國如今一枝獨秀，在全球頂尖的18個國家中收入不平等率最高。把所有這些數據綜合起來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勞倫斯米歇爾（Lawrence Mishel）、賈拉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和西瑟布歇（Heather Boushey）得出結論說：美國的收入流動性似乎比其他經合組織成員國（OECD）更低。[12]

似乎只有對一小部分高收入者來說，美國才是機遇之地；而對其他多數人而言，它不過是不幸之土。生活在貧困之中的美國人比其他16個可以獲得統計數據的歐洲國家都多。所有美國人中，17%與貧困相伴，也就是說，每6個人裏就有1個。對比之下，只有5.1%的芬蘭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在瑞典，6.6%；在德國，7.5%；在法國，8%；在荷蘭，8.1%；在比利時，8.2%；在西班牙，10.1%；在愛爾蘭，11.1%；在意大利，14.2%[13]。

“聽任沈浮”的思維方式

美利堅這片機遇之地，如何能容忍自己在收入不平等和貧困方面跌落到所有發達國家的底端，遠低於歐洲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可以在我們看待為什麼有些人發財、有些人受窮的觀念中找到。我們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對工商業采取了一種放任自流的態度。倘若我們僅僅是提供給每個人上學的機會，允許自由市場占支配地位，並保證政府不能過多幹涉它的運作，那麼有雄心、有才能的人就會憑自己的實力上升到巔峰，而那些雄心不足以及（或者）才能不足的人就難以成功但這並非事物的本質。美國總是意欲成為機遇平等而非結果平等之地。聽任沈浮（sink or swim）便成了美國人的老話。

在美國，我們已經漸漸相信，每個人的確應該為自己的命運負責。這個邊疆主題（frontier motif）深嵌在了我們的國民意識之中。雖然有些人已經在對瞬時成功和名望的追逐中，把真正的美國夢轉變成了黯淡的復制品，但即便如此，他們也依然覺得掌握著自己的命運。全世界所有的相反統計和數據似乎都不足以動搖我們多數同胞的信念，即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機遇之地。

佩尤全球態度調查計劃曾詢問美國、歐洲和其他地區的人民：為什麼有些人富，有些人窮。他們的結果頗發人深省。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相信成功掌握在自己手裏。相比之下，68%的德國人所持的信念卻恰恰相反。所有歐洲國家除英國、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外的多數公民都相信超出個人所能控制的力量決定了成功[14]。超過七分之六的美國人相信畢生碌碌無為者失敗的原因是他們自己的缺陷，而非社會因素[15]。其他調查也確證了佩尤的結果。當問到為什麼有些人富有時，64%的美國人說是因為他們個人的主動性、敢冒風險的意誌力、工作的勤奮和創造力[16]。為什麼其他一些人失敗呢？64%說是因為不知節儉，53%說是不夠努力，53%說是能力不足[17]。世界價值觀調查發現，71%的美國人相信窮人總有機會脫離貧困，但只有40%的歐洲人相信如此[18]。就一個如今在所有主要發達國家裏擁有比例最高的貧困人口的國家而言，這的確奇特。

為什麼信仰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距？說起來這就又要回到美國夢的核心了在強悍的邊疆觀念裏，如果一個人不受束縛尤其不受政府束縛他或她就能追逐並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就不奇怪何以58%的美國人會說，更重要的是不受政府幹涉，享有追求個人目標的自由，而只有34%的人說，更重要的是政府要保障沒有人生活匱乏[19]。

毫無疑問，對於理解美國人對不平等和貧困問題的看法而言，邊疆神話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這個問題也涉及不那麼體面的一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評論家註意到，種族主義是難以從民意調查結果裏完全抹去的。倘若我們鉆研得更深些，就會發現很多美國人把貧困與美國黑人聯系在一起，雖然就絕對數字來說，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白人還要多些。但若以百分比計，則生活在貧困線下的黑人社區要遠遠為多。2002年，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說，8%的白人和24.1%的黑人（高於2001年的22.7%）生活在貧困線下[20]。

第一批黑奴抵達美利堅近400年後，種族問題依舊統治著美國國民心理。來到美國的訪問者很快就能嗅到空氣裏種族緊張的氣味它彌漫全國。倘若不得不說實話，很多美國白人想的是：美國黑人是懶惰的；頂多，或更糟的是，從基因上缺乏超越他們環境的能力。

歐洲人和美國人不同，他們更願意相信窮人貧困的原因並非來自他們自身，而主要是由於社會因素；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情況是因為直到最近歐洲的窮人都還不是少數族裔，而是高加索人白人，因此多數人就不難認同他們，甚至同情他們的境遇，相信若非上帝恩寵，吾將處此境矣！種族成為我們和他者之間的分界線，特別是在作為多數族裔的白種人尚未完全洗凈200余年奴隸制度陰影的美國。如果那些令人不安的貧困人口和我們不同，如果他們被看做多少在種族甚至生物學意義上與我們隔離，那麼要把他們棄置不顧就容易得多。美國白人難以忍受這種想法，即相信美國生活方式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要為許多美國黑人身處赤貧境地負責。然而，令人悲哀的現實是，多數非裔美國人來自窮苦的底層人民，長於內陸小城陰暗的街道，很少有脫離他們可怕環境的機會。結果是，在美利堅共和國，在12%上下波動的20至34歲之間的非裔美國男性現正在監獄服刑[21]。然而我們中的多數人依然毫不顧及他們的困境，不願意修正偉大的美國信念，承認在這個國家，機會是有限的。

“聽任沈浮”的思維方式

考慮到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對機會平等觀念持有極其不同的看法，就不難理解他們對收入不平等和貧困這一對孿生議題所采取的兩種大相徑庭的態度了。盡管美國人鼓勵個人作出努力來減輕貧困、提高流動性，但我們很大程度上卻不願意用稅金來完成這項任務。如果富人富有是因為他們更機智、工作更努力，而窮人窮困是因為他們懶惰或缺乏才幹，那麼政府不論做什麼都將收效甚微。此外，這種觀念還可能發出錯誤信息亦即，那些勤勉不倦、有所成就者應該把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奉獻出來，補償那些工作不努力、缺乏成功所需才能的人。有些人說，財富的重新分配將會敗壞美國夢的靈魂，嘲弄作為美國成功故事核心的邊疆契約。許多美國人依然相信市場是分配社會生產性財富的最公平的機制。

由於歐洲人有世襲制的悠久傳統某些歐洲國家還保留著國王和王後，他們更習慣於用階級概念來思考社會，並且更願意考慮以政府幹涉的方式來矯正不平等。在歐陸英國程度較輕市場並沒有像在美國那樣受到不加質疑的尊崇。他們認為如果讓市場的力量自行其是便常常有失公平，因此需要對其進行制約。對那些背運的人，政府以財政轉移和支付的方式進行再分配，這被看做是對不受控制的市場資本主義的合適解毒劑。這就是為什麼二戰以來，社會民主主義一種平衡市場力量與政府輔助作用的混合系統的觀念在歐洲盛行的原因。

據經合組織（OECD）報告，美國每年僅將11%的GDP用於通過財政轉移和其他社會福利的方式進行收入再分配，而歐洲國家每年將超過26%的GDP用於社會福利[22]。當涉及幫助有工作的窮人時，美國人就格外吝嗇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合法的最低工資額僅為平均工資的39%；而歐盟則規定為平均工資的53%[23]。美國的失業救濟也遠不如歐盟慷慨。

在處理不平等和增進人民生活質量問題上，美國人和歐洲人的不同態度在家庭福利方面表現得最明顯。在世界上不強行規定產假或陪產假的國家裏，美國是僅有的3個發達國家之一。更糟糕的是，多數美國人根本就不符合享受無薪家庭假期的條件。在歐洲，帶薪產假的時間從三個半月至六個月不等。在瑞典，母親能夠休64個星期的假期，並得到63%的薪水。在德國、法國、奧地利、丹麥、荷蘭、挪威、葡萄牙和西班牙，帶薪產假意味著三個月以上的全薪休假[24]。要是美國工作著的父親和母親們得知大西洋彼岸家長的待遇如此優渥，他們一定會震驚不已。

美國經濟學家和公務員一向抨擊歐洲領導人維持著如此廣泛的財政轉移計劃，他們爭辯說，以高稅率維持社會福利計劃，使用於投資新市場機會的資金減少了，削弱了企業的動力，寵壞了工人和他們的家庭，獎賞了無效率的生產，讓歐洲工人變得太貴、雇用不起，並不可避免地讓人民變得更依賴政府，而不能獨立自主、隨機應變。他們爭辯道，盡管美國也不無缺陷，但它依然是最有活力的經濟體，它的工人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失業者更少，這些證據表明美國經濟依然是歐洲應當效法的榜樣，而非相反。他們的話有幾分正確性呢？

誰的生產率更高？

經濟學家們常常援引生產率標準，以此解釋美國的經濟成功及其壓倒歐盟經濟的優越性。生產率是衡量每小時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尺度。1820年至二戰結束以前，美國每小時產量的確比歐洲甚至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都增長更快，這使得美國成為這顆行星上最強大的經濟體。就這方面而言，美國成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為我們甘於冒險的態度、生意上的精明、創新精神、大膽的策劃，以及樂意相信不受阻礙的資本主義市場的益處。無疑，所有這些論點都有幾分道理。但是美國也享受著其他一些壓倒歐洲的優勢，它們同地理關系極大。

首先，僅僅是大陸上的擴張就足以提供世界上就地理面積而言唯此為大的國內市場。共同語言允許美國人比較容易地開展貿易。即便有新移民一波又一波地湧入美國特別是1890年以後勞動力也始終是短缺的，這使得美國與歐洲相比保持著較高工資。高工資刺激了新技術的引進，以減少勞動力的使用和每小時生產的產品的成本。橫跨大陸的鐵路線和全國電話線網得到鋪設，這些都進一步加速了貿易交換。

對美國的發展和生產力而言同樣重要的是北美所擁有的豐富的自然資源。上百萬畝的森林意味著有廉價的木材可供建造房屋、修建工廠、開創整個城市之用。梅薩比嶺的廉價鐵礦石幫助美國生產出全世界最低價的鋼鐵。從印第安納到加利福尼亞，大片大片的未曾耕作過的沃土使美國生產出價格最低廉的食物。而在美國西南部發現的全球最大的石油儲藏則徹底改變了美國，使它成為20世紀早期無可爭議的經濟巨人。最後，兩大洋將美國相對孤立，不受時時吞噬歐洲的戰火侵擾。反過來，我們的高關稅也鼓勵了國內市場的發展。

盡管有這些自然的優勢，美國的生產力領先地位在二戰後便遭遇了挑戰。1945年，在半個世紀裏慘遭兩場世界大戰之浩劫的歐洲，幾乎只剩下一層千瘡百孔的外殼。在美國馬歇爾計劃的財政援助下，歐洲幾近崩潰的經濟才得以復蘇。

令人驚異的是，歐洲如此迅速地趕上了美國。1960年，美國經濟每小時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幾近是法國和英國的兩倍。然而在2002年，歐洲事實上幾乎已經彌合了與美國之間生產力的差距，將每小時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美國水平的97%[25]。

在二戰結束後差不多整個50年裏，歐洲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都超過了美國。1950至1973年間，歐洲的生產率以4.44%的速度增長，而美國則是2.68%；從1973到2000年間，歐洲的生產率增長速度為2.4%，美國為1.37%。1990至1995年間，12個歐盟國家表現出比美國更高的生產率增長。而盡管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略有領先，生產率增長速度達到1.9%，而歐洲的增長速度只有1.3%，但還是有7個歐洲國家達到了更高的增長速度。2002年，雖然美國生產率劇增，還是有6個歐洲國家取得了更高的生產率[27]。

美國人長期以來都相信我們的工人是世界上生產效率最高的。不錯，20世紀90年代初當我們聽說日本工人可能迎頭趕上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大吃一驚，雖然日本的成功後來被證明只是曇花一現。但這樣一個念頭則是無法想像的，即至少某些歐洲國家可能超過美國公司和工人。盡管如此，2002年，挪威工人平均每小時產值達到45.55美元，而美國每小時只有38.83美元。比利時、愛爾蘭和荷蘭也報告說達到了比美國更高的每小時產值。不過，這些都還是小國。那些真正算做大國的又怎樣呢？哦，德國2002年取得了比美國更高的每小時產值。他們的工人平均每小時產值為39.39美元。再來最後一擊：法國工人每小時產值為41.85美元，亦即比美國工人平均每小時多生產3.02美元比我們高出7%的生產率。2002年末，法國在全世界平均每小時生產率排名第三，僅次於挪威和比利時。其他歐洲國家裏還有5個與美國生產率並駕齊驅丹麥，奧地利，意大利，瑞士和芬蘭（順便說一句，在工業化國家裏，日本的生產率只排到遙遠的第17位）[28]。

美國人已經如此習慣於一種典型想像，即法國的生意圈是極其等級化和官僚主義的，而法國工人則有點淺薄、吊兒郎當；所以即便看到反面證據，他們也會不信地搖頭。倘若法國和其他五個歐洲國家實際上都比我們更擅長商業之道，那麼美國的企業和工人將成何體統？

當然，我必須謹慎考慮到，美國自2002年以來生產率劇增，經歷了50余年來最大的增長，因此出現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在未來的幾年裏，歐洲的生產率是否能夠發展到追上美國、與美國齊頭並進，抑或相對跌落？不過，歐洲很多部門的生產率與美國相比依然毫不遜色，甚至有所超過[29]。

對基礎研究的資助向來是發展生產力的關鍵。美國很清楚這一點，長期以來都非常註重純研究項目的投資。然而，近來歐洲科學家開始在許多科學研究領域超過他們的美國同行。例如，歐洲粒子物理領域的研究正在趕超美國，日前正在建設世界上最強大的原子核分裂加速器。也許令多數美國人感到驚訝的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歐洲超過美國，成為發表科學文獻最多的地區[30]。

誰的生產率更高？

歐洲的企業在最先進的軟件及通信技術革命中極具競爭力。在無線技術領域，歐洲已經獲得領先，並在技術應用及市場滲透方面對美國保持著相當的優勢。工業分析家預測無線技術的加速集成將幫助歐洲的生產率水準在未來十年裏持續保持對美國的競爭力。

在下一項偉大的技術革命網格計算（grid computing）中，歐洲公司同樣走在其對手美國的前面。網格計算正在引領生產力質的飛躍，從而使歐洲有可能在這個十年結束的時候將美國拋在身後。

網格連接個人計算機，將它們的閑置功能進行整合，以解決非常復雜的計算任務。科學家們預想在不久的將來，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百萬計算機將被連接起來，利用全球計算網格建立一個全球計算能力資源[31]。網格專家伊安福斯特（IanFoster）和卡爾凱斯曼（Carl Kesselman）說，網格是一種新興的基礎設施，它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計算的看法和用法。[32]該新興領域的研究人員讓我們想像一下，輕擊鼠標便能擁有6倍於超級計算機的計算能力的桌面電腦會是什麼樣子[33]。

當瑞典諾華（Novartis）制藥公司需要一臺超級計算機用於藥品研發時，他們並沒有花費巨資購買一臺，而是采用了美國聯合設備公司（UnitedDevices）設計的軟件，將它的2，700臺個人桌面電腦鏈接在一起，提供了與一臺超級計算機相等的計算能力。在網格計算的幫助下，這家公司已經發現了多種新的化合物，現在他們正在計劃鏈接其所有的七萬臺個人電腦來擴展網格的能力，以提供不可思議的計算能力[34]。

根據歐洲科學家和工業觀察家的看法，歐洲在網格技術的引介方面領先美國18個月，並且在2004年，歐盟已經宣布啟動兩項先進項目。第一項被稱作EGEE（Enabling Grids for E-science in Europe），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跨國網格基礎設施。它將在歐洲境內70個機構中進行操作，然後將擁有20，000臺現在最強大的個人計算機的計算能力。第二個項目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協調，將以光學網絡速度連接歐洲境內的7臺超級計算機。歐盟委員會基礎研究單元主管馬裏奧坎博拉戈（Mrio Campolargo）說：該項目的目的在於使歐洲在部署能應用網格的基礎設施方面，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創新力的環境之一。[35]

歐盟決心成為網格技術革新的領跑者，因為他們意識到，對歐洲企業界來說，成為這個領域的帶頭人就有可能帶來空前巨大的潛在生產力發展。歐盟已經開始了一項5到10年的戰略計劃，並預計在2002到2006年間至少投入4.28億美元用於網格技術設施的升級換代[36]。由於歐洲能夠建設統一的操作標準，因而能在競爭者之間進行協調，並創造出公共-私人的合作夥伴關系，而在美國，公司間各行其是的戰略常常帶來標準的相互競爭，結果危及新技術的發展，導致市場過剩，因此歐洲常常能領先美國一程。這種狀況曾經發生在無線技術革新領域，如今在新的網格技術方面亦然。

歐洲企業界的投資正呈現這樣一種前景：它們通過增加對純研究項目和公共-私人合作夥伴關系的支出，來發展新技術；這種努力與日益彌合無縫的內部市場運作的利益將會成功地結合在一起，將生產率增長提高到新的水準，使歐盟能夠與美國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