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通俗文學」讀物的有趣，我們不是要像張恨水和不肖生的一類的作家，他們是低級趣味的作家。

然而，通俗文學與文學史編纂學的隔絕與現有的政治劃分並不一致。「非左派」或「右派」文學評論界似乎也很難接受五、六十年代通俗文學的激增。有關香港與新加坡/馬來亞的聯系，迄今最受關注的文學刊物是《蕉風》雜誌、這兩份刊物均由友聯出版社出版，並得到了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學者們經常討論《蕉風》的政治取向和文學質量，但並沒有真正觸及純文學和「俗文學」（通俗文學）的劃分問題。

勞拉·多伊爾借鑑了近期有關帝國（尤其是早期的非西方帝國）的世界史學術研究，以及「存在的關係性」（existential relationality）的現象學論述，並探討了「帝國間性」的概念。多伊爾解釋道：「盡管有興衰之說，但世界帝國及其各種現代化項目並非按部就班地存在。它們相互重疊、相互爭斗、相互借鑑，通過跨文化的過程形成了彼此。」

盡管多伊爾將「帝國間性」一詞應用於各種歷史情境，但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從這一角度考察20世紀中期的華語研究。在我看來，多伊爾的論述有助於我們從三個方面加深對冷戰以及地區間（interregional）和地區內（intraregional）文化動態的理解。

首先，多伊爾看到了相互競爭的帝國權力動態，明確地體現在它們相互競爭的「管理和『征服』『存在的關系性』這一動蕩領域的願望」，而不僅僅是「對利潤的渴望」。這一觀察有助於我們理解香港和東南亞華人在地緣政治關系領域中的地位。

其次，「帝國間性」一詞不僅描述了同時代帝國之間的關系，也描述了不同時期帝國之間的關系。早期帝國的沉淀歷史，以及它們與其他帝國的聯盟或競爭，可以通過研究它們在人類記憶中留下的痕跡、技術或文化形式的物質性（materiality）來獲得。所謂的「破碎區」（shatter zones，「戰略性的帝國間的地區，因資源和地理位置而一再被爭奪」）為這些記憶和文化形式提供了特別豐富的儲備。

第三，多伊爾認為，這一概念「號召批評家研究文學如何不斷重塑催生其創作的地緣政治經濟」。與此同時，她對地緣政治提出了新的理解，使地緣政治不再僅僅是國家或民族行動者的專屬領域，而是承認個人的能動性，即個人有能力認識到自己所處的糾纏不清的權力關系，而日常的斗爭又能防止個人淪為超級大國斗爭或國家間政治的棋子。

多伊爾認為，帝國間的狀況是「一種充滿矛盾的處境，它同時生活在鄰里、宮廷、路上、身體裡，以及政治事件和新聞的侵擾中」。「帝國間性」植根於「存在的關係性」哲學，導致能動性「不再是自主性的一個方面，也不主要是個人的、單向的，而是辯證的，它總是已經相互依存地產生」。我認為，對能動性的這種關系性方法可以極大地豐富我們對冷戰文化政治的理解。在文章的其餘部分，我將探討這一概念對探討冷戰時期香港和東南亞的華語文化的影響。

劉以鬯（1918-2018）

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chàng）的長篇小說《星加坡故事》最早發表於1956年或1957年的《小說報》，故事的中心是兩條追尋謎團的線索：一個是政治謎團，另一個是愛情謎團。

女主角是一位名叫白玲的美麗歌手，她是這些謎團的關鍵。她對敘述者兼主角張盤銘（一個大致以作者本人為原型的人物）的一見鐘情和隨後的逃離，讓作者從新加坡追到吉隆坡，再回到新加坡，白玲的過去之謎也隨之為讀者揭開。她是母親婚外情的產物，仿佛命中注定要重復母親的故事。她誘人的外表使她陷入另一個女人的婚姻。她非常努力，甚至一度成功地擺脫了這段往事，但另一個被揭開的謎團使她再次離家出走。

原來，白玲曾經與一個名叫「胡阿獅」的骯髒人物有過不光彩的關係。這個人在日軍佔領新加坡期間發了一筆橫財，並在太平洋戰爭結束時逃入「大芭」。這個人是否就是1948年至1962年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亞發動戰爭的共產黨游擊隊員？

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行為就像一個刻板印象中的恐怖分子，就像殖民宣傳中對共產黨人的描述。他威脅說，如果白玲不服從他的命令（立即與張盤銘解除婚約），他就會要了張盤銘的命。白玲當然不敢違抗他的命令，但她反過來又被逼上了絕路，最終自殺身亡。

《小說報》是一份小報，由霓虹出版社出版，由美國新聞署（USIA）駐港辦事處資助。該報於1955年6月開始在香港出版雙周刊，發行范圍遍及東南亞。1961年前後，美國新聞署以財政為由撤銷了對該報的資助，這可能是該報不久後停刊的原因。台灣學者王梅香告訴我們，該雜誌刊登了三種故事：

一是反共故事；二是反共與愛情結合的故事；三是通俗的愛情故事。以香港美新處的術語來說，前兩者是「意識形態故事」（ideological stories），最後者則是「無害的故事」（innocuous stories）。

我們在閱讀《星加坡故事》時，究竟是強調意識形態內容，還是強調愛情情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認為這兩個謎團中的哪一個才是敘事要解決的首要秘密。社會學家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認為，「謎團」（mystery）不僅是一種敘事的虛構，還是一種對現實的形而上學和哲學的態度。

博爾坦斯基認為，國家權力通過對現實的排序和監控而體現出來。他說：

一方面，我們有個體行動者在日常情境的多樣性中實際體驗到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們有作為一個整體的現實，它建立在自稱普遍適用的格式、規則、程序、知識和測試的框架之上，它是一個由諸多機構維系的現實，諸多機構決定了這個現實的形態。

在現代，這些機構被整合在」國家的權威之下「。懸疑是偵探小說和間諜小說等流派的核心，」源於質疑現實的真實性」。

敘述者兼主角張盤銘不是偵探，因為他並沒有始終如一地追尋白玲謎團背後的真相。但是，當我們跟隨白玲的行蹤，見證圍繞這個人物的謎團如何解開時，「現實之現實」（the reality of reality）仍然是一個值得問的問題。

白玲在叢林中與共產黨人的間接聯系是她陷入情感死胡同並導致自殺的主要因素嗎？抑或是故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附帶因素（白靈與橡膠園大亨的婚外情、大亨妻子對她的公開誹謗、她的酗酒，甚至是張盤銘對她自以為是的責難）促成了她死亡的悲劇？這個故事本應達到某種宣傳目的，譴責共產主義的罪惡，但它的敘事軌跡卻不斷偏離這一目標，沿途提供了各種干擾因素，這讓我們不禁要問：「現實」究竟是什麼？

吳國坤指出，讀者從未得知胡阿獅的真實身份：「胡阿獅很可能是一個三重間諜（為英國人、日本人和共產黨人工作），但戰後他繼續在叢林中為共產黨人戰斗，策劃對英國人的武裝顛覆。他的身份始終沒有被揭開。」事實上，故事雖然沒有解開這個謎團，卻利用了人們的共產主義焦慮。白玲在給張盤銘的最後一封信中洩露了所有秘密。她寫道：

毫無疑問地，這失蹤多年的胡阿獅現在已經是森林裡的「恐怖份子」了。你是一個新聞記者，當然會知道「暴徒」在星馬一帶的種種，胡阿獅說要怎麼做，他會有很多辦法可以做到的。

這段話雖然使用了「毫無疑問」一詞，但實際上並沒有證實胡阿獅是共產黨員，而是針對被大眾媒體傳播和助長的人們對共產黨人的恐懼（「你是一個新聞記者，當然會知道……」）盡管情感已經足夠真實，但現實的真實性仍未得到證實。有趣的是，這篇報道在2019年重新發表時被刪除了。這一編輯選擇或許表明冷戰已不再重要，但它確實表明這種情感已不再真實。

這樣一個故事與講華語的馬來亞/馬來西亞或新加坡文學有何關聯？我們該如何討論這一冷戰文化標本的政治意義？當然，我們可以將這個故事視為冷戰陰影下文化傳播的一個案例研究，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但是，文學史編纂者未能解釋這樣一個文本，或者說未能解釋它所代表的地區文化基礎設施（regional cultural infrastructures）。

通俗文學，尤其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通俗文學，一直是學術研究中的一個症候性空白，它證明了不同的社會條件塑造了不同華語地區的文學史寫作。香港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現代文學史都反對將「五四運動」放在首位，但這兩個地方對另類話語的處理也不盡相同（尤其是對通俗文學的地位的態度）。20世紀80年代後撰寫的香港文學史對大眾市場的通俗文學采取了接納的態度，但在目前對新加坡和/或馬來西亞華語文學史的討論中卻找不到類似的傾向。

本文將以通俗文學為楔子，撬開現有的以地域為中心的文學史中一些基礎性的批評話語。這一新的研究方向旨在為更有力的文化政治論述，和地區性的華語文化生產概念化開辟道路。我認為，言情小說等流行形式產生於並共同構成了一個地區性的「華語圈」（Sinosphere）。根據勞拉·多伊爾（Laura Doyle）最近的研究，這個「華語圈」只能被理解為「帝國間」（intermperial）。

在本文的前半部分，我將從三個方面討論「帝國間性」（interimperiality）這一概念如何為冷戰陰影下的地區政治動態提供新的理解，進而為通俗文學的審美條件以及作家的旅行和文學作品的流通所促成的香港與東南亞的聯系提供信息。在第二部分中，我將討論著名作家劉以鬯如何在言情小說中反思和闡述「帝國間」。

冷戰帝國間的政治與文化基礎設施


將通俗文學寫回文學史不僅是一個體裁問題，因為它的遺漏揭示了一種特殊的文化政治概念化方式。新加坡著名文學史家方修在1959年承認，通俗文學存在於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公共文化中。他在當年的馬華文藝年鑑中提到了一本名為《藍皮書》的香港偵探小說雜志。在他看來，這就是不健康的「黃色文化」。新加坡政府曾成功地發起了一場反對「黃色文化」的運動。方修對「黃色文化」的描述相當具體：

不但那些誨淫誨盜，偵探打斗，鬼神迷信的文字，隨著若干小報的被禁止出版，失去了孳息蔓延的窩窟，就是一些在大報上自鳴得意的港派傳奇，也見機斂跡了。這類傳奇，從去年底起，就每日出品一篇，遇到「難產」的時候，便把「藍皮書」裡面的東西拿來改頭換面，內容無非是一男一女，在海濱、公園或車上邂逅，於是產生了「奇異的愛情」。據編者鄭重介紹，這些都是「good story」呢。

方修是一位偏左派的文學評論家，他對通俗文學的否定並不令人驚訝，卻令人擔憂。在太平洋爆發之前，南洋文學的通俗化討論中已經出現了許多相同的論點。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參與這場討論的大多數作家都認為，「通俗化絕不是庸俗化」，他們聲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