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的努力下，海外華人的城隍信仰也出現了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現象。民國初年，新加坡鳳梨山的安溪移民開始在天公壇奉祀來自福建安溪的城隍香火。由於安溪城隍廟在福建、臺灣以及東南亞一帶擁有數量眾多的分爐，韭菜芭城隍廟利用安溪城隍廟的這一平臺而與這些分爐建立聯系，使自身的交往范圍擴大到福建、臺灣和東南亞等地。[3]進入21世紀後，韭菜芭城隍廟又將交往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到全世界所有的城隍廟。

海外華人的保生大帝信仰也不甘落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跨地區交往與結盟的趨勢也日益鮮明起來。香港寶泉庵正爐分靈自福建晉江深滬滬江寶泉庵，後者的香火則來自臺南學甲慈濟宮。此後，大陸、臺灣、香港、菲律賓馬尼拉、宿務等地的海外華人在保生大帝信仰的紐帶上頻繁往來，形成跨地區的信仰網絡。此外，新加坡真人宮也開始朝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方向發展。

除了九皇、媽祖、城隍、保生大帝等幾個影響較大的神祗開始走向跨地區交往和結盟外，其他的神祗如廣澤尊王、清水祖師、關帝等，其信徒也開始行動起來。

二、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現象分析

從上文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了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生機勃勃的景象，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內，分布於海外各地的民間信仰宮廟彼此之間卻幾乎沒有互動，當然更談不上跨地區的交往。例如，馬來西亞媽祖宮廟極多，據曾任雪隆海南會館天後宮媽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李雄之先生估計，大概有150多座天後宮分布於馬來西亞各地。不過，馬來亞大學的蘇慶華博士在早期的調查中卻發現，馬來西亞的天後宮雖然多，“但各天後宮之間鮮少有互動關係”。[4]為什麼海外地區的民間宮廟在創建後的很長時間內都不重視相互間的聯系?張絢在《星洲與臺灣媽祖信仰初步比較》一文中是這麼解釋的：新加坡的媽祖廟大多依附於會館，“財務不獨立，經費有限，也減少各種活動之舉辦”。[5]天後宮多隸屬於會館，缺乏自主性，導致彼此之間缺乏聯系。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海外華人基於原鄉的地緣和血緣認同，已經轉化為對居住國的認同，宮廟的血緣和地緣屬性遭到很大削弱，宗教性則得到張揚。在這樣的背景下，海外民間信仰宮廟在舉辦活動、對外交往方面就有了更大的自由。

[3]參見徐李穎：《佛道與陰陽：新加坡城隍廟與城隍信仰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8]蘇慶華：《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卷二），聯營出版（馬）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104、124頁。

[5]蘇慶華：《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馬來西亞創價學會，2004年版，第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