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風格在當代藝術創作中的關鍵地位和意義，必須首先考察西方美學和藝術創作理論的歷史演變過程，特別必須了解西方藝術創作的性質及其發展傾向。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風格究竟是如何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引導和決定著創作過程、產品及、社會效益及其歷史命運。然後，我們集中地分析後現代主義的創作風格的具體特征。最後，以後現代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福柯為典範，更具體地論述後現代的創作風格。

因此，我今天的演講，分為三個重點：（1）在西方美學理論典範轉換中的風格問題；（2）後現代主義的創作風格的特征；（3）福柯的創作風格。

1、美學典範的轉換中的風格問題

粗略地說，西方美學經歷了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四次理論典範的轉換過程，而每次美學理論典範的轉換，都改變了風格在創作中的意義和地位。

最早的古希臘美學奠定了西方美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及其基礎，創造了西方美學的第一個典範。古代美學典範的基本特征，就在於把哲學本體論的審美分析同生活實踐中審美經驗的觀察體驗結合起來。但是，在當時情況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嚴格地說，美學還沒有系統地建構起來。當時的美學基本上從屬於哲學，所以，古代的美學實際上就是一種關於美的哲學理論。用柏拉圖在他的《會飲篇》的話來說，真正的美是永恒的，絕對的，單一的，但又可以被具體分享的(Plato, Symposium. 211a-b)。在晚期探討'快感'(plaisir)的《菲勒布篇》(Philebus) 中，柏拉圖不再像《菲多篇》那樣強調禁欲主義的道德精神，而是盡可能把理念與審美快感加以協調。他認為，真正的美，並不是單純靠它所產生的審美快感(plaisir esthéthique)來決定，而是更多地取決於由尺度(mesure)和比率(proportion)所構成的一種秩序理念(l'idée d'un ordre)。所謂美的藝術作品，就是以人的微觀感受形式所呈現的宏觀和諧秩序。所以，美感雖然產生於主觀的精神世界，但它是對於客觀和諧(harmonie)的美的秩序的鑒賞快感，是有其客觀標準(critère)。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在《詩學》(Poetica; Poétique)、《修辭學》(Rhetorica; Rhétirique)、《形上學》(Metaphysica; Métaphysique)和《尼克馬可倫理學》(Ethica Nicomachea; ?thique à Nicomaque)等著作中，改造了柏拉圖的美學思想，更深入而具體地探討了美學問題。亞里斯多德認為，美是由其各個組成部份所構成的一個活生生的有機整體(Poétique)，它表現為勻稱、明確和有秩序的形式結構。因此，人們稱之為'美的整一觀'。亞里斯多德尤其深入探討了悲劇藝術，強調悲劇並不是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的模仿，而是對於可能或必然發生的事情的想象性模仿，因此，悲劇更顯示了藝術創造的超越本質(ibid.)。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所探討的美的哲學理論，後來成為古代美學典範的標本，不但影響了新柏拉圖主義(Néoplatonisme)美學家普洛丁(Plotinos, 205-270)，而且，也影響文藝覆興和浪漫主義(romantisme)的美學。顯然，在古代美學中，美學家所關註的，只是審美的客觀標準問題；對於創作者的創作風格並沒有深入地討論。

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覆興，推動了藝術和美學的人性化革命，為近代美學典範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後來，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把近代美學典範推進到頂峰。鮑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 總結西方文藝覆興之後的藝術美創作經驗，使他在1750年發表的《美學》(?sthetik)一書，成為近代美學理論的奠基性著作。從此，美學才真正脫離嚴格意義的哲學理論的範圍，成為獨立的新型學科。鮑姆加登以古希臘文Aestheticus命名美學，試圖強調審美的感性基礎。他顯然沒有明確地區分'感性'和'審美感'，為各種感覺主義的美學理論提供了一定的理由；但他畢竟很重視審美過程中的情感和想象的因素，強調美的具體性、形象性和個別性，推動了近代美學對於'個性'的深入研究。

近代美學典範的創立，同近代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有密切關系。總的來說，近代美學比古代美學更註重作者(l'auteur)個人的主觀才藝特征，將審美主體的'品味'(le go?t)和'天才'(le génie) 當成審美的決定性因素，並以'共同感'(sensus communis) 作為'中介'(médiation)概念，以'批判' (critique)為動力，明確地將'歷史'(l'histoire) 引入美學，並同時肯定美的非理性本質(irrationalité du beau)，以便通過人性中不同於理智的感性世界的自律(l'autonomie du sensible)，重建人與神之間的新關系。

從十四到十八世紀中葉，近代美學典範在其發展中，受到當時哲學爭論的影響，發生過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美學的劇烈爭論。法國作家、詩人兼美學家布阿洛(Despreaux Nicolas Boileau, 1636-1711)，以笛卡兒的理性主義為指導，為沙貝爾(Claude Emmanuel Lhuillier Chapelle, 1626-1686) 、莫里哀(Jean-Baptiste Poquelin Molière, 1622-1673) 、拉封旦(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及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等人的美學觀點辯護，通過他所撰寫的"詩歌藝術"(L'Art poétique, 1674) 一書，總結了近代美學理性主義典範的創作經驗，使布阿洛獲得了'怕納斯山立法者'的光榮稱號，也使他成為新古典主義的傑出代表。這種理性主義美學後來被黑格爾的"美學" 進一步典型化。與上述近代理性主義美學相對立，英國哲學家休謨在其"美學論文集"(Essais esthétiques) 中，捍衛了經驗主義的美學原則，強調美的感官審美基礎，否認美的客觀性，並突出地論證了審美品味概念在美學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礎上，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一書中，以'品味'(go?t ; taste) 概念為核心，試圖調和並超越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對立，為浪漫主義藝術所崇奉的'天才'美學(?sthetik des Genies)進行正當化的論證(Kant, 1995[1790]，因而成為了近代美學典範的標本。

康德，作為近代美學典範的代表人物，曾經把品味判斷力(das Geschmacksurteil; Jugement du go?t esthétique)歸屬於審美能力，並因此也將品味能力當成美學的主要研究對象(Kant, 1995[1790]: 57)。為此，康德為審美品味（品味判斷力）界定了四項標準：

（1）從'質'(Qualit?t)的角度，品味判斷力是獨立於一切利益。他說："愉悅作為品味判斷力的決定性因素，並不具有任何利益(Das Wohlgefallen, welches das Geschmacksurteil bestimmt, ist ohne alles Interesse )"(Ibid.: 58)。換句話說，對於一個對象或一個形象顯現形式，不憑任何利益標準、而單憑是否能引起愉悅感所進行的判斷力，就是品味判斷力(Ibid.: 67)。所以，所謂'美'，其首要標準，就是能夠不計較任何利益而能引起愉悅感的那種對象。


（2）從'量'(Quantit)的角度，所謂'美'，就是"不涉及任何概念、卻又能呈現普遍的愉悅感的對象(Das Schone ist das, was ohne Begrifft als Objekt eines allgemeinen Wohlgefallen gestellt wird)"(Ibid. : 67)。康德在這里強調，美雖然是屬於一種主觀的愉悅感受，但它必須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也就是說，它必須同時又能被許多人普遍地感受到。


（3）從'關系'(Relation)的角度，'美'"是一個對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但在感受它時，並不包含任何目的的觀念 (Schnheit ist Form der Zweckmaigkeit eines Gegenstandes, sofern sie ohne Vorstellung eines Zwecks an ihm wahrgenommen wird)"(Ibid. : 99)。

所以，美是一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美既然是形式，康德就把它歸入先驗的原則。品味判斷力作為一種反思的判斷力，是一種自然的合目的性。"這個對於自然的先驗的合目的性概念(Dieser transscendentale Begriff einer Zweckmaigkeit der Natur)，既不是一個自然概念，也不是一個自由概念，因為它並不賦予對象（自然）以任何東西，而僅僅表現一種唯一的藝術 (die einzige Art)，就好像當我們反思自然諸對象的時候，必定感受到貫穿於其中的連貫著的經驗那樣。因此，它是一個判斷力的主觀原則（公設）(ein subjectives Prinzip [Maxime] der Urteilskraft)"(Ibid. : 34)。


（4）從'模態'(Modalit)的角度，'美'是一種不涉及概念而必然令人愉悅的對象。審美品味判斷雖然不屬於認識領域，不需要概念建構，但它要求普遍性，即需要得到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接受，具有普遍有效的可傳達性。在康德看來，品味判斷的這種性質，說明它並不只是可能性和現實性，而且，也是一種社會性和必然性。而在康德的範疇分類表中，'必然性'是屬於模態範疇的。但是，美感的這種必然性，並不是來自經驗；它只能屬於先驗性。康德把這種特殊的先驗性，稱為先驗的共通感。人的社會性決定了所有的人都會有共通感。審美品味無非是人類共同體中通行的"共同感的一種方式"(als einer Art von sunsus communis)(Ibid.: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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