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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於布拉格老城廣場旁的一棟樓房裡。他們搬了幾次家，但離他的出生地都不遠。他的希伯來語老師引述了卡夫卡對他說過的話：「這是我的中學，我們面對的那邊的建築是大學，左邊再過去一點兒，是我的辦公室。我一輩子」——卡夫卡用手指畫了幾個小圓圈——「都局限在這小圈圈裡。」 

卡夫卡出生的樓房於一八八九年毀於大火。一九　二年重建時，僅有部分保留下來。一九九五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這房子外面的牆上。作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終於被捷克共產黨當局接受了，稱之為「資本主義異化的革命批評家」。 

在卡夫卡出生頭一年，卡夫卡的父親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在老城廣場北邊開了個小雜貨鋪，先零售，後批發。卡夫卡在一封未發出的給父親的信裡寫道：「……而自從你讓我處處害怕，對我來說店鋪和你是不可分的，那就不再是個好去處了。首先讓我又羞又惱的是你對雇員的方式……而你，我見識了你在店裡叫喊、詛咒、大發雷霆，在某種意義上，我當時就明白了，這世界上到哪兒都無平等可言。」 

在另一封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你可以，比如抱怨捷克人，然後德國人，再就是猶太人，全面淘汰，最後除了你誰也剩不下。對我來說，你為莫名其妙的事大發脾氣正如所有暴君把其法律建立在個人而非理性之上。」

一八八九至九三年間，卡夫卡一家搬到名叫「片刻」（At the Minute）的樓房，他的三個妹妹都出生在這兒。後來這三個妹妹都死於納粹的集中營。卡夫卡上的是一所德國小學。很多年後他在給朋友的信裡記述了他童年的一次事件： 

「我小時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給一個坐在老城廣場和小廣場間的年老的女乞丐。我琢磨這恐怕是乞丐大概從未得到過的粗暴的數目，而我要做這麼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會多麼羞愧。於是我把六便士換成零的，先給那女的一便士，沿著市政廳建築群和小廣場的拱廊轉了一圈，像個社會改良家再從左邊出現，給了另一便士，又走開，這樣興沖沖地反復了十次（或許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離開了）。總之，最後我無論身體和道德上都垮了，趕回家大哭，直到母親又給了我六便士。」 

在給同一友人的另一封信裡，卡夫卡講述了他每天早上步行到學校的細節。 

我們的廚娘，一個又小又幹又瘦，尖鼻塌腮，蠟黃結實，精力充沛且傲慢的女人，每天早上領我去學校。「上學的路上，廚娘總是威脅要向老師告狀，歷數他在家的」罪行「。同樣的威脅重復了差不多一年。他覺得去學校之路如此漫長，什麼都可能發生。」學校本來就是一種恐怖，廚娘非要雪上加霜。我開始懇求，她搖頭，我越是懇求越是覺得我懇求的價值更大更危險；我賴在那兒不動乞求寬恕，她拖著我走；我威脅要通過父母報復，她笑了，在這兒她是至高無上的；我抓住商店的門框基石，在得到她寬恕前不肯動。我拖著她的裙子（這也給她造成麻煩），但她一邊拖著我，一邊發誓告狀時罪加一等。眼看晚了，聖詹姆斯（St.James）教堂的鐘敲響八點，可以聽見學校鈴聲，其他孩子開始跑，我最怕遲到，我們也跟著跑，「她告狀，她不告狀」這一念頭糾纏著我；事實上，她從沒告過狀，但她總是掌握似乎在不斷增長的機會（昨天沒告狀，而今天我肯定會的），她從未打消這主意。有時想想看，米勒娜（Milena，卡夫卡致信的友人）——在小巷她氣得跳腳，一個女煤販子常湊在旁邊看熱鬧。米勒娜，多麼愚蠢，我怎麼屬於你，與廚娘、威脅及無數塵埃在一起，這三十八年塵埃飛騰，落在我肺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