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米德和她的《文化與承諾》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無愧色地訓斥年輕一代：“你應該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我曾年輕過，而你卻未老過。”但是，現在的年輕一代卻能夠理直氣壯地回答：“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是年輕的，而你卻從未年輕過，並且永遠不可能再年輕。” ——摘自《文化與承諾》　

這是一本遠遠夠不上煌煌之卷的小書，但是，無論讀哪一句，你都不能不為瑪格麗特·米德——這位當代聲譽卓著的女人類學家的語言、思想乃至內在的情感所震懾。年輕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為方式、生活態度、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對立、衝突被人們稱之為“代溝”。

近幾十年以來，有關“代溝”的討論消蝕了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及一般社會科學家大量的筆墨和口舌。1970年，當以1968年的5月學潮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事件”為標誌的美國60年代青年運動剛剛退潮之際，瑪格麗特·米德，一位即將邁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寫出了她晚年的壓卷之作《文化與承諾》。這部不足7萬字的小冊子不僅對代溝問題作了迄今為止最具說服力的闡釋、而且本身就是一部氣勢恢宏的青年宣言。　

瑪格麗特·米德，1901年生於美國費城一世代書香之家。父親是經濟學教授，母親是社會學博士，堅定的女權主義者。這一素來具有盛產“活潑但無價值的男人”和“嚴肅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傳統的家庭，自動就賦予了米德日後成為傑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進取的精神。　

在米德的孩提時代，家庭的經常搬遷養成了她日後能夠迅速適應環境的能力。從具有不同的政治、種族、宗教背景的各個社區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學到了許多一般孩子所學不到的東西。在成年之前，她學過紡織、音樂、雕刻、繪畫，甚至學會了一般人視之為粗鄙的木匠活。22歲那年，當她從巴爾那德（Barnard）學院畢業成婚時，沒有人會想到房間裏設計別致的家具竟出自嬌媚的新娘之手。　

不過，在這個家庭中對米德的一生影響最大的，卻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父親，也不是聰明、漂亮但過於理性的母親、真正的啟蒙之師是她那位早年受過高等教育的外祖母。這位精通育人之道的老太太獨包獨攬了外孫女的全部早期教育。雖說當其他同齡的小姑娘已經能夠熟練地背誦乘法表時，她才不緊不慢地向外孫女傳授算術的技藝，但她一直通過故事、詩歌、遊戲及至簡單的家務勞動培養了小米德的觀察能力。讓8歲的米德嘗試著有選擇地記錄兩個妹妹的語言習慣，這大概是外祖母給予這位未來的人類學家的最早的專門訓練。　

中學畢業以後，米德先就讀於印地安那州的德·波烏（De·pauw）大學，隨後轉往紐約的巴爾那德學院。在那裏她獲得了英語和哲學的雙學土學位。1923年9月，同盧瑟·格里斯一位神學院的畢業生結婚以後，旋即轉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當時，社會科學的每一個領域都呈現著誘人的希望之光，因此，選擇屬於人文科學的心理學專業使這位一貫有主見的姑娘第一次嘗到了躊躇的滋味。　

1924年，是她整個一生的轉折。一次偶然的機會，使她有幸結識了近代人類學的一代宗師弗朗茲·波亞士和他的女助手露絲·本尼迪克特。波亞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淵博學識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給了米德投身人類學研究的勇氣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學專業的碩士論文，和比她年長十四歲的師姐本尼迪克特一樣，成為波亞士麾下一員驍將。　

20年代，在人類學的現場研究中還沒有留下過女性的足跡。當露絲·本尼迪克特深入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地研究民俗和宗教時，米德卻不顧波亞士的勸告，執意孤身奔赴南太平洋上的玻利尼西亞群島，研究更為荒蠻而陌生的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問題。在1925年至1926年的9個月中，她經歷了文明社會的女性無法想象的艱辛。從學習薩摩亞人的語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擺脫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雙漂亮豐滿的大腿”的土著求愛者，都顯示了這位23歲的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和膽略。　

1928年，米德的第一部力作《薩摩亞人青春期的到來》出版，該書的副標題是“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在這本著作中，她力圖說明“人類（野蠻而未經教化的原始人類）所賴以生存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環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來自南海》，1939年版，7頁）簡言之，她力圖找出決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米德之前，美國心理學家斯但利·霍爾根據他對西方社會青年的研究，率先於1904年在兩卷本的《青春期》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機”的理論。霍爾從“個體發生概括了種系發生”的重演論的角度出發，認為青春期象征著人類的一個動蕩的過渡階段。青春期的出現是一種“新的誕生”，意味著個人心理形態的突變和危機。沿著霍爾的思路，斯普蘭格把青春期譽之為“第二次誕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為“心理斷乳。”但是，種種發韌於心理學的青春期理論都在重復著同一個主題：即遺傳決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應。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學的普遍性。　

如果說薩摩亞的9個月生活使米德多少有些擔驚受怕的話，那麼，現在她卻有了足夠的勇氣向先前的理論挑戰。盡管她並不否認生物學因素對青春期的影響，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對發育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薩摩亞姑娘在青春期並不存在緊張、抗爭和過失的階段。“在薩摩亞，青春期的女孩子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比，確實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齡較大的姐姐身上發生的某些變化，在年齡較小的妹妹身上尚未出現。但除此以外，處在青春期的人和兩年以後才達到青春期或兩年以前就達到青春期的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其它差異”。（米德《薩摩亞人青春期的到來》，1961年版，196頁）

薩摩亞人只有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不會為前途的選擇所困擾；生活的意義是既定的，因此也不會對人生發出痛苦的質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們也有著較大的自由，因此同樣不會有文明社會的一般年輕人都有的那種騷動和壓力。兒童時期他們就被鼓勵從事許多涉及“性愛”的遊戲，到了青春期，他們對與異性的戀愛，也就喪失了文明人的熱情與新奇。　

薩摩亞之行是米德整個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後，從東部的玻利尼西亞到西部的新几內亞，太平洋地區形態殊異的原始文化牽動著她茲後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1929年對新几內亞三個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寫成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1935年）一書，被人們公認為是由人類學家對社會心理學所作的又一次嚴峻的挑戰。　

人類學家對文化與人格發展關系的關注，歸功於弗洛伊德1913年發表的《圖騰與禁忌》。如果說功能主義大師馬林諾夫斯基隨後於1914年起對特羅布里恩德群島上土著人性行為的研究，不過是為了給弗洛伊德的泛性學說提供細節上的說明，那麼米德的研究卻恰恰是以對弗洛伊德理論的否定為標誌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男性是人類先天的行為模式，而女性不過是被閹割了的男性。男女兩性不同的心理發展過程取決於男女兩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結構。因此，文明社會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樣具有了生物學上的普遍性。　

當弗洛伊德的學說蜚聲於歐美大陸之際，1935年瑪格麗特·米德首先發難。通過對新几內亞境內三個毗鄰而居、但相互間的性別角色規範卻迎然相異的部落——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米德以確鑿的事實證明：“所謂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並不依賴於生物學的性差異，相反，它是特定社會的文化條件的反映”。（《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1960年版，5頁）　

無論是對薩摩亞人的青春期研究，還是對新几內亞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關係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個目的，即揭示文化對人格與行為模式塑造的決定性作用。對於以麥獨孤和羅斯的兩部同名著作為誕生標誌的年輕的社會心理學來說，米德的研究不啻是一次大膽的沖擊。在這以前，社會心理學完全是“一種關於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人的心理學”。（墨菲《近代心理學歷史導引》，615頁）

在這種理論面前，米德充分證實了文化的多樣性對人格和心理塑造的決定性作用，從而表明，先前的社會心理學對人的行為模大的描述與闡釋並不具有絕對普遍的意義。如同麥獨孤時代的心理學家迫使社會心理學向生物學讓步上樣，米德開始迫使社會心理學向人類學讓步。單從本世紀後期心理學家們每每談及人類行為之時，都小心翼翼地冠之以“在我們的文化中”這樣一句限定性短語，人們就不難感到米德的存在。　

顛簸不定的生活先後導致了米德的3次婚變。但最後一次和人類學家格雷戈裏·貝特森的結合卻使她有了一個天使般的女兒凱瑟琳。30多年之後，當她撰寫題為《黑莓的冬天》的自傳時，仍然滿懷深情地寫道：“凱茜的養育不僅是我激情中的冒險，也是我女性智慧的結晶”。　

40年代以後，米德的視野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當代社會。作為一位人類學家，她的卓越之處在於，盡管她能夠以生動、明皙、幽默的語言，在調侃和諧趣之中將原始文化中的珍聞野趣娓娓道來，但她從不有意強調這種異國情調。相反，她總是著眼於當代社會和人類的未來發展。從二次大戰中同盟國的聯盟、戰爭中的士氣增衰，到大戰之後的社會變遷、家庭解體、種族矛盾以及學生運動、性解放和代溝問題，都引起了她極大的興趣。她將早年從實地調查中獲得的人類學知識運用於闡釋當代社會的各類問題，《男性和女性：有關變遷世界中性別角色的研究》

（1949年）、《古老的新生：1928年至1956年馬奴人的文化變革》

（1956年）、《文化進化的連續性》（1964年）、《種族漫談》（這是她和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有關種族問題的談話錄），都是她後期負有盛名的鼎力之作。而她在動手撰寫自傳《黑莓的冬天》之前寫成的平生最後一部著作《文化與承諾》，在她眾多的後期著作中則更為出色。　

《文化與承諾》的副標題“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明白無誤地標明了這本小冊子所討論的主題。但是，對於這個人人都能發幾句議論，或慷慨陳辭有之，或據理力爭否之的問題，米德獨辟蹊徑，從整個人類文化史的考察出發，提出紛呈於當今世界的代與代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即“代溝”），既不能歸咎於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差異，更不能歸咎於生物學方面的差異，而首先導源於文化傳遞的差異。

如果說她15年前寫成的《文化進化的連續性》一書主要強調的是文化進化中的“連續性”，那麼，作為該書的妹妹篇，在《文化與承諾》中，米德首先強調的是史前文化、有史時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戰之後的當代文化之間的基本差異，即強調了文化進化中的間斷性。從文化傳遞的方式出發，米德將整個人類的文化劃分為3種基本類型：前喻文化、並喻文化和後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輩主要向長輩學習；並喻文化，是指晚輩和長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人之間；而後喻文化則是指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習”。這三種文化模式是米德創設其代溝思想的理論基石。　

前喻文化，即所謂“老年文化”，是數千年以前原始社會的基本特征，事實上也是一切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原始社會的生產工具十分簡陋，勞動主要靠人力進行，加之自然環境的險惡，使人們缺乏釀就生產與社會變革的必要的物質手段，因而整個社會的發展十分緩慢。人們從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設想自己的生活能和父輩、祖輩的生活有什麼不同，在他們眼裏生活的意義是既定的，前輩的過去就是他們的未來，“他們的父輩在無拘束的童年飄逝之後所經歷的一切，也將是他們成人之際將要經歷的一切”。　

從這裏出發，米德闡釋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點，即盡管有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微弱變化，但人們的生活道路是無以改變的。這種無以改變的文化之傳遞則依賴與生物學有關的世代接替。遠古洪荒之際，人的壽命都十分短暫（2000多年前的古羅馬人平均壽命也只有27歲），當時不要說曾祖父母一輩的人活在世上十分罕見，事實上祖父母一輩的人也不多見。但是，由於古往今來變化甚微，這人數極少的長者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他們的經歷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因此，他們是整個社會公認的行為楷模，當然更是年輕一代的行為楷模。由此，雖然同時生活在世的祖孫三代構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礎，但是最受尊敬的卻是年齡最大的祖輩，公認的生活方式體現在他們的音容笑貌和舉手投足之中。在這種以前喻方式為特征的文化傳遞過程中，老一代傳喻給年輕一代的不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還包括他們對生活的理解、公認的生活方式以及簡拙的是非觀念。為了維系整個文化的綿延不斷，每一代長者都會把將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動地傳喻給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聖的職責。如此，年輕一代的全部社會化都是在老一代的嚴格控制下進行的，並且完全沿襲著長輩的生活道路，他們當然也就“只能是長輩的肉體和精神的延續，只能是他們賴以生息的土地和傳統的產兒”。　

在這樣的文化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種最為基本的美德。與此相連，就構成了前喻文化能夠得以保持的兩個基本條件：缺乏疑問和缺乏自我意識。祖孫三代都把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視為理所當然的。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就能夠毫無疑問地接受父輩和祖輩視之為毫無疑問的一切。一這種文化的傳遞方式從根本上來說排除了變革的可能，當然也就排除了年輕一代對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溝產生的可能。“在無知的山谷裏，古老的東西總是受到尊敬。誰否認祖先的智慧，誰就會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房龍《寬容》，2頁）房龍的話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前喻文化的本質。　

並喻文化，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過渡性質的文化，它肇始於前喻文化的崩潰之際。米德例舉了戰爭失敗、移民運動、科學發展等導致前喻文化崩潰、並喻文化誕生的諸多歷史原因。所有這些原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先前文化的中斷使年輕一代喪失了現成的行為楷模。既然前輩無法再向他們提供符合時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們只能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創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環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為自己仿效的楷模，這就產生了文化傳遞的並喻方式。　

在並喻文化的形成過程中，釀就了最初的代際衝突。對於年輕代來說，在新的環境中，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不完全同於、甚至完全不同於他們的父輩、祖輩和其他年長者：而對於老一代來說，他們撫育後代的方式已經無法適應孩子們在新世界中的成長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況，充分證實了這種由於老一代不再能夠繼續引導青年前行而產生的代表新與舊兩種生活方式的兩代人之間矛盾與衝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夠盡快適應遷居國的文化，最為基本的途徑就是接受遷居國的教育。由於孩子們能夠較快地掌握遷居國的語言，往往可以反過來向父母介紹當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們所作的有關什麼是標準行為的解釋。但是，和年輕一代對新的行為方式的接受有一點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須面臨先前的行為方式的喪失。這種喪失是痛苦的，因為這意味著對先前生活的否定，簡言之，意味著對自身的否定。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輕一代產生齟齬抵觸。　

通過對前喻文化和並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堂皇地轉入了對後喻文化的剖析。後喻文化是米德創設其代溝思想的一個最大重要的構件，因而也是全書的重彩之章。　

後喻文化，即人們所稱的“青年文化”，這是一種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傳遞過程，即由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他們生活在世的前輩的過程。如果說在前喻文化（即傳統社會）中，社會化的對象是社會中尚未成年的個人，那麼，借用社會學的術語，後喻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反向社會化”。“在這一文化中，代表著未來的是晚輩，而不再是他們的父輩和祖輩。”　

米德的後喻文化理論完全奠基於二次大戰以來迅猛的社會變遷之上。如果說二次大戰以後世界確實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所謂“信息時代”或“核時代”），那麼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時代已經到來的少數幾個天才人物之一。1945年，當《時刻準備著》這本為了動員美國公民投身反法西斯戰爭而寫成的有關美國人性格的小冊子脫手之際，傳來了美國在廠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的消息，米德在憤怒之中撕碎了手稿：“每一句話都已經過時了，現代化戰爭已經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在當時做出這樣的結論，充分體現了她的遠見卓識。　

二次大戰以後，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使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電子技術、生物技術、激光和光導纖維為主的光通訊技術、海洋工程、空間開發，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幾十年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無以逆轉的變化。未來再也不是今天的簡單延續，而是今天的發展之果。　

在這全新的歷史時代面前，年長者的經驗不可避免地喪失了傳喻的價值。人類已經將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拋在身後，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新時代中。這一情形和當年那些開拓新大陸的移民們的經歷頗有幾分相似之處。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說那些新大陸的開拓者經歷的是空間上的遷徙，那麼，所有二次大戰之前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所經歷的則是時間上的遷徙。如果說開拓新大陸的移民只占世界總人口的極少的一部分，那麼，今天由於時代巨變而經歷時間上遷徙的則是整整一代人。鑒於此，米德在《文化與承諾》中三番五次地寫道：“二次大戰以前出生和長大的每一個人都是時間上的移民，正如他們的祖先曾是空間上的移民一樣。”這種和美洲移民相類似的經歷，決定了在當代世界之中，長輩“就象開拓新大陸的先驅們一樣）缺乏應付新的生活環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識”。事實上，由於當代世界與二次大戰前的世界之間的差別要比當時美洲與歐洲的差別大得多，因此，同那些新大陸的開拓者相比，長輩所面臨的新生活的挑戰要嚴峻得多。　

但是，這新生活的挑戰卻激發了年輕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說“過去存在若干長者，憑著在特定的文化系統中日積月累的經驗而比青年們知道得多。但今天卻不再如此”。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年輕一代經歷這林林總總的變化，同樣也沒有任何一代能像他們這樣“了解、經歷和吸收在他們眼前發生的如此迅猛的社會變革”。“牛頓花了一生才發明的物理定律，現在的大學生一星期就學會了。”（費孝通《美國與美國人》，85頁）40年前，年輕的費孝通讀了米德的《美國人的性格》（即《時刻準備著》）所發下的宏論，在這裏算是一個十分妥貼的注腳。　

在時代發展的劇變面前，老一代不敢捨舊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釀就了兩代人的對立與衝突。而由於跨越時代的飛躍並不象移民運動那樣發生在部分地區，因此，現在的代際衝突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是跨國界的，全球性的。米德之所以苦心孤詣地強調這點，目的只有一個，即說明當代社會中所出現的代際衝突完全不同於並喻文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際衝突。正是立足於此，米德才敢於向整個20世紀宣稱：“現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際之間的衝突，接受由於不斷的技術化，每一代的生活經歷都將與他們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　

如果說米德對於世界範圍內代溝產生的必然性，給予了頗具說服力的闡釋，那麼，對於如何解決兩代人之間的對立與衝突，她所給予的解答也更為深刻。以往，人們往往把代溝產生的原因僅僅歸咎於年輕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卻進一步把這種反叛歸咎於老一代在新時代的落伍之上。以往，盡管也有人強調兩代人之間應該進行交流，但他們往往把建立這種交流當成恢復老一代對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卻申明：“真正的交流應該是一種對話。”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對話的雙方其地位雖然是平等的，但他們對未來所具有的意義卻完全不同。當代世界獨特的文化傳遞方式（即後喻方式），決定了在這場對話中，虛心接受教益的應該是年長的一代。這種經歷或許是慘痛的，但卻是無法回避的現實。你若不想落伍於時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輕人學習，因為今天正是他們代表著未來。“只有通過年輕一代的直接參與，利用他們廣博而新穎的知識，我們才能夠建立一個富於生命力的未來。”這就是米德對解決代溝問題所給於的中肯回答。　

《文化與承諾》的出版，注定了要在為米德贏得巨大贊謄的同時，為她帶來激烈的反對與抨擊。但是，米德畢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前行者，她能夠審時度勢，清醒地認識到年輕一代主新時代中的歷史作用，並為年輕一代熱情地謳歌，這使她贏得了青年，當然也就贏得了未來。　

1978年，瑪格麗特·米德在對《文化與承諾》進行了修改以看溘然長逝。悼念她的人捧著鮮花和她的自傳《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在這些崇敬和了解她的人們心中，她的一生就象冬日裏的黑莓一樣，越是冰雪嚴寒，越是碩果累累。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裏，不可避免地亦存在著“代溝”問題，譯介此書的目的即為研究和解決這一問題提供參考。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作者在書中所探討的問題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我們今天的現實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別。因此，對書中所闡述的理論，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予以合理地、批判性地吸收和揚棄。　

 　  本書翻譯一定還有不當之處，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譯者　

1986年9月於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