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幽默與諷刺大師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1809—1852）說過：真正優秀的幽默以“有自共睹的笑”揭示“世人察覺不到的淚”。從《文學上的失誤》我們可以看出，李柯克的作品便是如此。李柯克與那些靠炮制噱頭大賺其錢的所謂幽默作家截然不同的是，他以其智慧一方面發現了生活本身所蘊含的喜劇性，另一方面又洞見了人生悲劇性的一面。他以其獨特的幽默與諷刺藝術在眾多作品里表現了這種喜劇精神與悲劇意識的完美融合，從而使他的作品達到了莊諧並舉的境界。他傾注在其作品中的對人類的深切同情，使他的作品得以更加深入人心。而這種悲天憫人的精神，歷來都是衡量一個作家是否有博大人格的重要標準。另外，我們還會注意到，《A、B和C》等作品讓人看不出寫的是什麽年代，寫在什麽年代。幾十年以前的讀者覺得它們妙趣橫生，今天的讀者讀它們仍然感到耳目一新。這種不受時間（其實還有空間）限制的特點，恰恰也證明了李柯克作品的長久價值。一言以蔽之，《文學上的失誤》這本小書雖是小試牛刀之作，卻顯示了李柯克作為一個傑出幽默家的主要資質。

幽默的文學評論：《打油小說集》與戲謔性模仿

《文學上的失誤》在倫敦出版六個月之後，李柯克又以《打油小說集》（1911）贏得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呼。當時的美國前總統西爾多·羅斯福在一篇政治演說里特意引用了這部書中的一段話，這使李柯克在美國名聲大振。這本為李柯克帶來更大聲譽的書，日後被證明是他最受歡迎的著作之一。光在它問世後的五十年里，它就先後被出版和重印了近四十種版本，其中包括歐洲多種文字的譯本。這本書與《文學上的失誤》有點不同的是，所收各作品在創作意圖、作品氛圍和藝術質量方面彼此更為接近——全書的十篇作品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的主要小說俗套一一進行了獨具特色的戲謔性模仿。十九世紀在西方文壇日益程式化的騎士小說、感傷小說、偵探小說、海洋小說、靈異小說和烏托邦小說等等，大多以全新的面目出現在了《打油小說集》的漫畫長廊里。在這些全新的“戲作”里，李柯克不僅成功地再現了所模仿的原小說類型的氛圍，而且還調侃了原型的種種缺陷。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其“戲作”中注入了他個人的機智、幽默與愛憎，使“戲作”成了獨立於所模仿的原型之外的幽默與諷刺佳作。讀者即使不知道是一篇戲謔性模仿之作，也照樣能從李柯克的戲作里獲得莫大的快慰和眾多感悟。所謂“舊瓶裝新酒”，用在《打油小說集》上是恰如其分的。當年被李柯克戲弄的那些小說，如今已大多被人們遺忘，而李柯克的這本“戲作”集卻至今仍深深地吸引著無數讀者。下面我們來看一看其中的一些作品。

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壇，自柯南·道爾（Au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問世之後，仿效之作一度頗為流行，甚至有泛濫成災之勢。《打油小說集》中的《迷案催人狂》便是對當時流行的偵探小說的戲謔性模仿。與當時的偵探小說相似，《迷案》一開篇便立即為我們制造了一個大懸念。一件重大述案發生了，整個歐洲大陸的警察都陷入了迷茫與痛苦之中，有些警察甚至因不堪迷案的錯綜覆雜而自殺了。“要是不能成功地破案，十六分鐘之內英國就得和全世界打仗。”那麽到底是一件什麽迷案呢？原來是沃騰堡王子被盜了——大偵探的理解是“被綁架”了。這事兒可了不得。大偵探馬上陷入了沈思和分析之中。“對大偵探來說，思考就是行動，行動也就是思考。他常常能兩者同時進行。”在大偵探沈思的過程中，有神秘客人來訪（就像在流行的偵探小說中那樣）。第一個來客爬在地上，用地毯偽裝著。是誰呢？竟是英國首相！首相要大偵探確保王子的尾巴不被惡棍們砍掉——這一點令大偵探百思不解，那個波旁貴族怎麽會有一條尾巴呢？正當大偵探困惑不已的時候，披著長披風、肚皮幾乎貼地、模樣活像一條爬蟲的第二位來客來了。竟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第三位來客是大主教的妹妹，達西萊的女伯爵。借助於巴黎警察廳的情報，大偵探對整個倫敦進行了偵察，最後才從女伯爵府上的一幅畫像得知，所謂“沃騰堡王子”其實不過是女伯爵養的一條狗——名犬大賽在即，女伯爵的名犬被盜，這事兒可了不得啊！為了使英國最高貴的女人不至於太傷心，大偵探毅然決定扮演成那條被盜的狗參賽，結果他奪取了大賽的金牌。不幸的是，大偵探百密一疏，忽略了交狗稅的事，因此他被捕狗人逮住並殺掉了。

《迷案催人狂》和它所模仿的偵探小說一樣，有懸念，也有推理，有情節的跌宕起伏，也有結局的出人意料。但其中的幽默情趣和諷刺機智，卻是李柯克獨有的，與老套的偵探小說大異其趣。大偵探的形象在李柯克筆下被漫畫化了。他一聽說“沃騰堡王子”這一稱呼，就立即把它當成了一個波旁貴族的名字，這是他多年來為王公貴族效勞而形成的心理定勢的結果。當首相要他確保“王子”的尾巴不被砍掉時，他除了陷入困惑再無任何感悟。當他從巴黎警察廳的電報上得知“王子”的鼻子又長又濕時，他的推論是那顯然是酗酒過度的結果。而事實是，“王子”不過是一條狗！在這條狗面前，大偵探的先入之見及他的所謂推理變成了小醜的愚妄。開篇時所展示的事態的嚴峻走向了反面。上自首相下至偵探秘書的所有奔忙，也在這條小狗面前變成了鬧劇。所有這一切使你沒法不笑。除了所謂的大偵探，李柯克還嘲弄了英國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人，在他筆下他們都不過是一些偷偷摸摸、假公濟私的爬蟲似人物。如此大膽的諷刺，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偵探小說里是沒有的。另外，李柯克除了揭示大偵探不過是權貴們的走狗這一點外，還用大偵探那滑稽而又悲慘的結局反映了大偵探生活悲劇性的一面。這也是《迷案催人狂》與當年的偵探小說不同的地方。喜劇精神與悲劇意識的結合是李柯克幽默的一大特色，《迷案催人狂》正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例證。

除了偵探小說，騎士浪漫小說在十九世紀也很流行。《根特城的“鉆子”基多》所模仿和戲弄的正是這一小說模式。這篇戲作的概要是：根特城的騎士“鉆子”基多有一天在一道柵欄上看到“苗條女”艾素苔的名字，他立即臉色蒼白並當場暈厥過去，然後他就踏上了去耶路撒冷的征途。就在同一天，艾素苔看到基多的紋章，當場暈死過去，倒在了侍女的懷里。從那一天起，他們就相愛了。他們彼此從沒見過面，可他們愛得很深很深。基多和艾素苔各自珍藏著一幅小像，他倆把它們視為對方的肖像。為了有資格向艾素苔求婚，基多發誓要完成偉大的冒險事業，他踏上了征途，殺了一個又一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蘇格蘭人。艾素苔對她心目中的基多也一往情深，面對那些向她表現忠勇甚至為她自殺的傾慕者，她始終無動於衷。侯爵決定把女兒艾素苔許配給騎士譚克雷德，因此基多夜襲侯爵府。在與譚克雷德的決鬥中，基多取得了勝利，把譚克雷德打得扁扁的，有如一個沙丁魚罐頭。不幸的是，基多和艾素苔發現他們倆把那兩個小像搞錯了。他們誰都不是對方想象中的意中人。他們倆的心同時碎了。他們倆同時斷了氣。

在這篇騎士浪漫小說戲作里，李柯克以仿古的筆法營造了中世紀那種幽遠而浪漫的氛圍，但摒棄了傳統的騎士小說那種陳詞濫調。在他的筆下，騎士時代莫名其妙的癡情的確有幾分純情的詩意（當然，字里行間也不乏戲謔的歡快），從以下文字可略窺一斑：

……此後艾素苦經常在清晨走出城堡四處漫遊，同時不斷地念叨基多的名字。她把他的名字告訴樹木，把它悄悄說給花朵聽，還叮囑小鳥不要把它忘記。它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有時候她會騎上她的小馬，在海邊的沙灘上走來走去，同時對著海浪大聲呼喚：“基多！”而在其他時候，她不是對小草說這個名字，就是對一段木頭甚至一噸煤喃喃細語：“基多！”然而，那畢竟只是想象出來的愛情，它充其量只是可笑地感人。在這一點上，李柯克擊中了騎士文學的致命缺陷。正因為是想象出來的愛情，所以基多和艾素苔大失所望而亡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盡管傳統的騎士小說往往以騎士獲得淑女的愛情作結）。另外，通過寫基多以愛情的崇高名義進行的殺戮和決鬥，李柯克其實也向我們揭示了騎士小說的浪漫外衣下的血腥與野蠻。總之，所謂騎士浪漫小說，其實並不浪漫。

在十九世紀的英語文壇上流行的還有標榜個人奮鬥的所謂傳記文學。《一個布衣英雄》便是對這類作品的戲謔性模仿。該篇的主人公赫澤基亞是一個平民子弟，他想在紐約找工作求發展，結果卻處處碰壁。到達紐約的第一天，他問建築工地的工頭是否有活可干，結果對方向他投來磚頭。他向警察問路，結果挨了警察一拳。他向神父求助，結果被咬掉一塊耳朵。他求過速記員、廚師、電報員等職，結果都被轟了出來。在後來的十四個星期里，他偶爾找到活干，可很快又失業’了。有幾天他在一家信托公司當會計，緊接著又因不會說謊而被解雇了。有一個星期他在一家銀行當出納員，他被解雇是因為拒絕偽造支票。還有三天他在電車上當售票員，他被解雇是因為他一分錢也不願偷……在所有正當的活法都行不通的情況下，赫澤基亞轉向了邪惡的活法。從此，他的生活便出現了轉機。他用石子砸了那個給過他一拳的警察，對方竟對他陪笑。在他用手槍進行了殺人和搶劫活動之後，警長竟對他待若賓客。新的生活從此向他敞開了大門，因為他已躋身於美國的犯罪階層。犯罪使他成了新聞人物，成了記者追蹤采訪和人權委員會關心的對象。訴訟曠日持久，最後不了了之，赫澤基亞被判無罪釋放。他不僅成了名人，而且成了紐約新興一代金融家的代表，還可望被選進國會哩。

這篇故事的情節的確是誇張了一點，但其中所反映的平民百姓的屈辱卻是真實的。在赫澤基亞想誠實地生活而不得的時候，誰瞧得起他、關心過他呢？誰想過他也有人權呢？一個人需成為邪惡之徒才能贏得尊敬，需通過犯罪才能發家致富，他所處的那個社會還不夠荒謬嗎？李柯克在“戲弄”那些標榜誠實的個人奮鬥的虛偽的傳記小說的同時，也針砭了他所處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實。《一個布衣英雄》讓我們想起馬克·吐溫的著名短篇《競選州長》等，但其中的幽默與諷刺卻不是模仿也不是做作出來的，它來自李柯克對那個社會本身的荒誕的洞察與再創造。有人說李柯克是一個“溫和的批評家”、“從不會發脾氣的諷刺家”，的確，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李柯克是溫和的，從沒忘記自己是笑的使者，但在《一個布衣英雄》里，他的諷刺卻是那麽尖刻、辛辣，絕不亞於馬克·吐溫或薩克雷。

十九世紀流行於西方文壇的還有幻想小說。按其側重點不同，當年的幻想小說大致可以分為社會幻想小說和科學幻想小說。《穿石棉衣的人》可以說同時對這兩類幻想小說進行了戲謔性模仿（盡管其側重點在社會方面）。在這篇故事里，“我”不堪忍受所處時代的貧困、傾軋、戰爭及機器的喧囂和無休無止的操勞，於是在沈睡中進入了未來時代——人類征服了自然的和樂時代，結果發現未來世界死氣沈沈的，沒有一點生命和運動的氣息，與我們的美好憧憬大相徑庭。比如說，在未來世界里，人類發明了化學食品，一年只需吃一顆濃縮營養丸就已足夠；貧困和饑餓被消滅了，人類的整套消化器官變成了一堆大而無當的贅肉。在未來世界里，人類還征服了自然，使天空變成了永不改變的灰色，使大海變成了一成不變的膠狀物，天氣變化和寒冷固然被消滅了，但自然界也因此失去了風雲變幻的壯麗。未來人還發明了可穿幾百年的灰乎乎的石棉衣，這固然免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的耗費，但時裝的消亡也使世界失去了許多五彩繽紛的情趣……隨著衣食住行方面的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以前因物欲而起的辛勞、傾軋和戰爭等固然都消亡了，但隨之而來的死氣沈沈和單調乏味同樣叫人不堪忍受。未來人在征服自然（其實也就是異化自然）的過程中也促成了自身的異化。在征服了自然之後，人類無事可干了，陷入了無盡的無聊與倦怠。他們廢棄了汽車，因為他們去哪兒都沒興趣了。他們廢棄了電話，因為與別人交流令他們感到恐懼。他們的生活既無波瀾又無詩意，哲學和詩歌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些可以通過外科手術移植進大腦或消化器官的東西而已。他們的生活里既無溫情也無浪漫，因為他們不知道愛情為何物，未來世界已沒有男女之別……“我”感到未來的所謂“和樂世界”簡直與地獄無異，最後“我”逃離了那個可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