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國家的建立都需要一套敘事來作為回顧過去、瞻望未來的基準點。而特別有意思的是,這個敘事往往是以文學史的方式來作為最後結晶式的表現。Benedict Anderson ,我們這里翻譯成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或《想象的本邦》提出印刷資本主義作為想象共同體的發展基礎。我們從文學史研究的立場也可以提出,這個國家的想象和文學的創造是密不可分的。過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今天只要到書店去看一看,目前排列在架子上的各種各樣的文學史,的確是嘆為觀止。尤其是在中國大陸這麽一個特殊的時間和語境里,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我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看到過這麽多各種各樣的文學史,這麽多細密的劃分。在大型的國家文學史下再劃分出各種各樣的地方文學史、流派的文學史,乃至於專注於作家本人的創作史,等等。這樣的現象使我們必須意識到它整個文化建構之下的歷史因素,尤其是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上的一些承擔或是負擔。

其次,我想談一下,“文學”和“史”這兩個觀念,本身有非常微妙的互相解構的因素。在最粗淺、最原始的判斷文學史的方法上,通常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當我們談文學的時候,我們想的是一種虛構的文字工作,或是勞動。它的虛構性永遠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一個前提。而相對於文學,我們講到歷史,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總認為歷史能夠證明一切;我們未來要朝向一個大歷史的目標邁進等等。不論如何,它畢竟是有一個實證性的基礎,也似乎是在告訴我們,這是一個信而有征的敘事行為的建構。它所有可以參考以及述寫的資料,似乎都是來自過往時間的流程,事實具在地發生過。所以,當我們把文學史這三個字,或者是文學和史這兩個詞,放在一起合而觀之的時候,我們有多少時候意會到“文學/ 史”之間的矛盾現象。我們可以把文學當做一個歷史實存的現象,各種各樣的經典大師都存在過。我們以史家的觀點來排比來分析來判斷他們的貢獻。我們所塑造成一個不斷有事件發生、消逝、流轉、前進,各種各樣的方式,這是一種非常依附於歷史、尤其是傳統歷史論述的一種文學史做法。而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是最實在最貼近現實的歷史,當它一旦變成一個敘事的行為的時候,它必須納入虛構的可能性,或者是想象的必然性:歷史總是後見之明,總是從已經有的殘存的片斷的各種各樣的證據里面,再去營造一個起承轉合的大論述的過程。

在文學和歷史的交錯之處,文學史誕生了,它提醒著我們歷史本身虛構的可能,它也提醒著我們,文學不必總是必須依附在所謂實證式社會科學的種種史觀之下,成為一種好像總是次一等的歷史敘事行為。這兩者之間的互動我想可能已經是老生常談,但是我仍然覺得在這里有再次提出來,作為參考的必要。而當我們把“現代”這個詞納入到“現代文學史”這樣一個詞匯的思考中,我們必須也警覺到問題就更為復雜了。當我們談現代的時候,我們談的是一個時間流程上的斷裂點,這個現代是要相對於過去、相對於未來的。在這個時間陷落的點上,我們意識到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時間不可逆轉性,以及一種獨立蒼茫的,甚至非常存在主義位置。現代本身必須隱含著對歷史的一個批判,也是對歷史或歷史觀、歷史感的一種瓦解。所以當我們談“現代”、“文學”、“史”這三個詞的時候,這三者之間的互動已經足夠讓我們思考大半天了。在什麽樣的意義上,我們談現代文學史? 如果現代是一個時間進程上、一個短暫的、稍縱即逝的時間意識的話,它怎麽可能變成綿延不斷的歷史敘事中的內容呢? 所以這一點,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當解構主義曾經風靡一時的時候,美國學者Paul de Man ———這里我想翻譯成德曼———他對現代時間感的不可依賴性、不可重復以及不可重述性(unrepresentability) 等問題,有許多深入的見解。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當刻意強調現代的現實當下性,還有現代可能會瓦解或者抹消歷史關連性或是敘事性的可能的時候,現代也可能變成一個托詞、一個偽說。我想大家都知道Paul de Man 這位重要的美國解構學專家。在他過世之後我們才發現,原來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歐洲曾經是和納粹宣傳媒體互通聲息的。所以很多的人在後見之明的情況下,覺得原來de Man 在推動他心目的現代、甚至後現代文學史觀的時候,無非是要解構他自己也不願意再去面對的、或去承擔的那些過往的、林林總總的歷史,要去遮蔽它、要去抹消它。所以,我們在討論“現代”、“文學”、“史”這三個詞的時候,必須要特別地在意這三者之間在理念上有時互為因果、有時互相折沖或互相解構的可能性。

談到“現代”和“當代”這兩個詞,在未來的二十年或三十之後回過來看,可能會讓我們啞然失笑吧。我們是憑著什麽樣的自信,把我們自己時代就等同為永遠的“現代”和“當代”了。想想看,在公元二O五O 年的時候,大家談“現代文學史”,　原來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原來是一個歷史的東西,原來是歷史留下來的,那一塊叫它們自己是現代、是當代,這其實是一種非常自尊自大的歷史觀。就像十九世紀西方的理論家以及小說、藝術創作者把他們那個時代叫做寫實或現實主義的時代一樣的。時至今日,我們怎麽來安頓現實或者現代的位置呢? 這一樣是在這一類思考下我們必須去再一次面對的問題。

接下來我要談到現代小說史的問題,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焦點。我剛才和陳教授也商量了,我們以各自研究的方向作為一個討論的基礎,可能比較落實在我們實際從事的研究方法上,讓大家作為一個更具體的參考。

我在一九九O 年代初期,寫出了一本作品叫做《小說中國》。這本書用“小說”這兩個字來玩味這個字眼下的不同的含義。我的起始點是認為小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類。從一九O 二年梁啟超告訴我們小說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改造社會民心,好像從修身到建國等現代大計都能讓小說包攬了。過了一個世紀之後,顯然小說在今天沒有那麽大的力量了,它失去了它的威力。而我在更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我甚至覺得在梁啟超推出他偉大的“新小說”的觀念時,每出版一本他心目中認可的新小說後面,就有無數部他認為不應該是新小說的小說也同時出現。所以“,新小說”這麽一個烏托邦式的文類的存在本身,必須要付諸討論。歸根究底,文學史里的文類觀念總是權宜的、過渡的。不論新舊,小說的形式永遠在改變。它的題材、還有參與小說生產的各種各樣的模式,總是在變動著。而我在當時做晚清小說的想法,是希望借著這樣一個切入點,讓小說和中國,尤其是國家敘事的問題,產生相互對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