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解讀一首敘事詩——《蒼蠅》(2)

詩人大多知道,西洋史詩采用的即是一種結構龐大的敘事體,只見敘事不見詩,詩被消滅於離離落落的散文語言之中,故這種史詩形式早就被現代詩所取代。我國古典詩中也不乏以敘事手法寫的詩,如李白的《長干行》,杜甫的《兵車行》,韓愈的《石鼓歌》,以及崔顥的: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

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都是敘事詩。其實我也寫過一些敘事詩,如這首《窗下》

 

當暮色裝飾著雨後的窗子

我便從這里探測出遠山的深度

 

在窗玻璃上呵一口氣

再用手指畫一條長長的小路

以及小路盡頭的

一個背影

 

有人從雨中而去

 

只不過崔顥與我的敘事詩表現的,乃是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情共感。這兩首詩的語言結構因戲劇手法的穿插而凸顯其無限的張力,絕不像時下所讀到的敘事詩那樣的婆婆媽媽,瑣瑣碎碎,口水橫飛。

檢討今天新詩的弱勢和邊緣化,如從另一角度來看,胡適當年的某些詩的革命主張遺害不淺,譬如他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一筆抹去了詩與文的界線,一掌推倒了中國數千年累積的精致意象,隱喻的想像魅力,和詩性語言之美。胡適主張詩的大眾化,平民化,敘事詩派推波助瀾,結果把漢詩貶抑為極度低俗的散文化。

這種現象看在詩人兼評論家沈奇的眼中,也不勝感嘆。他在《重涉:典律的生成》一文中(見北京《新詩界》第四卷)有一段話,對當前大陸詩壇的時弊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看法,可說深中肯綮,甚獲我心,他說:

格律淡出後,隨即是韻律的放逐,抒情淡出後,隨即是意象的放逐,散文化的負面效應尚未及清理,鋪天蓋地的敘事又主導了新的潮流,口語化剛化出一點鮮活爽利的氣息,又被一大堆口沫的傾瀉所淹沒。由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繼由推為時尚的故事性與口語化詩歌寫作,可以說是自新詩以降,對詩歌藝術本質一次最大的偏離,至此再無邊界可守,規律可言,影響之大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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