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寫了一首實驗性的生態詩：《蒼蠅》，我把它定性為敘事詩，也可以說它是以敘事手法寫的“主知”詩。這首詩的風格與我別的作品迥異，與一般講究精致意象，選擇暗示性強的像徵語言的現代詩也不一樣，語法與技巧平實得幾近散文。其實對我來說，這還真是一次新的實驗，現不妨談一談我寫這首詩的動機。

我們素知，“主知”與“主情”是臺灣早期現代詩運動中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兩極話題，紀弦曾明顯地把“主知”列為“現代派六大信條”之一，但這只是一種相當吊詭的論點，因為包括紀弦本人在內，現代派幾位代表人物如方思、林泠、鄭愁予等都難以不無爭議地列入“主知”的陣營，當時即使以臺灣現代詩的整體風格來看，也不可能把一首詩作出如此二分法的理論性的辨析。當然，也並不是不可以這麽中庸性的認知：傳統詩美學側重抒情性，而現代主義詩美學比較強調知性，只是把一首詩強行界定為“抒情詩”或“知性詩”，確是多此一舉。

話得說回來，我說《蒼蠅》是一首主知的詩，這又作何解釋？其實不難，你只要看到以“敘事手法”處理的這一前提，便不難知道，因為詩的敘事性首先必須建立在“知性”的，或“令人思考的”“哲理性的”基礎上，否則，一首缺乏感性，讀來不能令人怦然心動的詩，只不過一堆普通文字而已。

一首好的敘事詩，除了具有知性的深度之外，當然還有別的，下面再論。

大概是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臺灣現代詩人突然像由夢中醒來，從富於實驗性的生澀的語境紛紛掉頭轉向中國古典詩韻味探索，以獲取創新的滋養，於是抒情性便成了當時現代詩的主要風格，同時，也由於詩人並未完全放棄他們操作得相當嫻熟的現代主義表現手法，諸如像徵、隱喻，以及富於想像空間的意象語言，致使今天我們讀到的新詩形式，已無可取代地成了臺灣詩的主流，不僅老一輩詩人已從傳統的漢語詩歌中找到了一種彰顯永恒之美的生命力，中青一代詩人更在古典旋律，現代節奏，與現實題材的交響融會中展現出一種特具魅力的親和性。至於詩中的所謂敘事性，在臺灣幾無生存空間，鮮有人提起，評論界也從未重視。

可是，敘事詩在今天中國大陸已成為一種時尚，某種詩歌理念的標識。我對近年來大陸敘事詩的泛濫，感受極深，它形成了中國當代詩歌的一大誤區。寫敘事詩的詩人多屬民間派，忌諱隱喻，語言貼近淺白的口語，重視詩的現實性，這些都不算錯，但如因某種“偏重”而過度傾斜地，矯枉過正地排斥了詩的抒情性和像徵性，便形成了一種非詩甚至反詩的傾向。他們最大的困境是把敘事當作詩的本質，而未認識到“敘事”只不過是一種書寫策略，一種詩的表現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