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兩個公約都未能直接指涉歷史器物， 只有前者提及的建築銘文和後者提及的傳統手工藝，跟器物有所關聯。教科文組織在設立遺產保護範圍的同時，制造了大片盲區和空白，令器物拯救的前景變得更加黯淡。就在“非物”申報成為地方官員的顯赫政績時，器物湮滅的進程也在不斷加速。在現代化道路上奔行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方面無情地碾壓老舊器物（建築）的遺骸，把它們送進臭氣熏天的垃圾場，另一方面，有價值的古玩（陶瓷器、青銅器、木器、玉器、石器、玻璃器、珠寶、鐘表、書畫等）卻成為拍賣行青睞的物品，它們的價格被不斷刷新。這一畸形繁華的景象，激勵了仿古制造業的興盛，大量偽器在市場上湧現，與真器魚目混珠，描繪著古器獲救與復興的幻象。

古代器物的重新發現，主要依賴於市場采集、家族傳承和考古發掘。那些被歷史掩埋的器物，除了極少數在家族內部長期傳承外，大部分會經過古玩市場易手。更多古器則繼續沈睡在古文明的廢墟里，形成大面積的地下古器群落。毫無疑問，考古發掘則是最重要的古器來源。中國的河南和陜西、歐洲的羅馬、伊拉克的巴比倫遺址和幼發拉底河古河床、印度旁遮普省的印度河流域等地，拼成了古器發現的指津地圖。

漫長的農業文明走向衰敗之後，新器物的發明權幾乎完全被歐洲工業國家壟斷，並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形成新器物大爆炸的格局。受1867年巴黎世博會的推動，在19世紀的法國，居室的床單、椅罩、盒罐、陶瓷器皿、玩具、刀具、鐘表、香熏、水晶或玻璃制品被大量設計和生產出來。

“世博會”被“發明”出來之後，其最大價值就在於，它是新器物爆炸的主要策源地，它貢獻了包括縫紉機、打字機、留聲機、汽車、電燈泡、膠片、照相機、電影機、電話、無線電、磁帶錄音機、尼龍、塑料制品、電腦鍵盤等在內的生活核心用品。博覽會制造的另一後果，就是新行業——現代零售業及大批零售商店的興起。而高效的工業復制能力，成為器物市場興旺的強大後盾[2]。

這種新器物爆炸的第一起因，並非緣於生產能力增加，而是緣於新發明層出不窮。美國在18世紀末頒布專利法，推動了19世紀各國專利保護制度的建構。因受該項制度的鼓舞，歐洲工業化國家卷入了全球性的發明競賽。英國人發明了水泥、霓虹燈、保溫瓶、青黴素和維生素，美國人發明了拉鏈、人造纖維、機器人、空調器、洗衣機、微波爐、因特網和移動電話，意大利人發明了體溫計和血壓計，法國人發明了高壓鍋和自行車，德國人發明了汽車，荷蘭人發明了擺鐘，瑞典人發明了冰箱，日本人發明了味精，等等[3]。

19世紀器物大爆炸，導致器物種類和數量以幾何級數增長，填滿了市民生活的每一個縫隙，並且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方式。鑒於這種多元化的狀況，人們甚至無法就這一時代的核心器物達成共識。但要是僅僅從寓意的角度出發，人們可以找出如下幾種代表性器物——白熾燈、鐘表和照相機，因為它們不僅照亮了世界，也照亮了時間和記憶。

“上海絲”背後的華夏器物體系

對於舉辦2010年世博會的上海而言，為了完成民族主義敘事，古代器物有著極其重大的標誌性意義。2002年12月3日，在摩納哥首都蒙特卡洛舉行的國際展覽局第132次代表大會上，中國代表團贏得了2010年世界博覽會舉辦權。而該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種叫做“輯里絲”的器物相關。在中國申博委員會的報告里，含有一條重要的申辦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嶺徐氏宗譜》的文本，其間記錄著商人徐榮村攜“輯里絲”在1851年首屆世博會獲獎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