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文學獨特性是馬華文學文學史的主線，它涉及一個艱難的立足點——馬來亞地方與民族-國家文學，兩個分裂的極端——現代性與中華性。本文試圖從馬華文學獨特性、現代性與中華性這三個關鍵概念入手，分析馬華文學史上的幾個觀念誤區，為理解馬華文學獨特性、愛國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以及90年代關於馬華文學定位的論爭，提供一個一致性的、解釋性的理論視角，供學界討論。

一

方修先生在《馬華新文學史稿》的緒言中指出：“馬華的新文學，是承接著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余波而濫觴起來的。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約在一九一九年。它在形式上是采用語體文以為表情達意的工具，在內容上是一種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侵略的社會思想的傳播。當時，馬來亞華人中的一些知識分子，受了這一陣波瀾壯闊的新思潮的震撼，也就發出了反響，開始了新文學的創作。”[①]創始階段的馬華文學，是馬來亞華人響應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而開創的一支白話文學，最初的作者，不管是當地的，還是臨時南來的，都是華僑，最初的馬華文學，是地道的僑民文學，分享著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具有明顯的中國現代性意義。科學、民主是西方啟蒙大敘事的核心內容，反對封建、侵略（或者說反帝）則是中國現代性敘事的獨特內容。

創始階段的馬華文學在新興文學運動中達到其第一個高潮，同時也萌發了馬華文學自覺的意識。這種文學自覺意識首先表現在文學的地方色彩認同上。僑民文學最大的特色是中國化，從作家身份、思想意識到題材主題、語言風格。1927年，《荒島》同人開始提倡南洋色彩。在理論上主張“把南洋色彩放進文藝裏”，1929年，《文藝三日刊》作者群提出“以血和汗鑄造南洋文藝鐵塔”的口號，並有意識地把強烈的南洋色彩表現在作品中。《文藝三日刊》停刊後，南洋文藝的陣地轉到陳煉青接編的《椰林》副刊，《椰林》發表了一系列提倡“創造南洋文化”的論文。

馬華文學自覺的最初表現，是自覺到地方文化認同意識。但這個地方文化認同意識，不管在美學上還是社會層面上，都是抽象模糊的。朱法雨等人提倡的“南洋色彩”，曾聖提等人的“南洋文藝”，陳煉青等人的“南洋文化”、浪花、慧聆等人的“南洋新興文學”，旨在擺脫中國化的僑民文學，把新文學的定位從中國搬到南洋來。但是，南洋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其文化身份並不明確。當他們呼籲“南洋作家應以南洋為戰野”時，他們實際上指的是馬來亞。這裏也有一個意識梳理的過程，馬華作家是逐漸明確他們的地方文藝的“地方”的。五年以後，1934年3月，丘士珍以筆名廢名在《獅聲》副刊發表《地方作家談》，盡管他所推崇的作家有些名不副實，但他首次提出的“馬來亞地方文藝”的說法，卻更明確地界定所謂“地方”概念——馬來亞地方文藝。

馬華文學的獨立，是從地方文化認同意識開始的。但地方文化認同的地理概念清晰，文學概念本身卻一時還不太明確。首先，馬華文藝獨立，清楚地意識到的意義是“獨立於”中國文藝，但馬華文藝“獨立”什麽，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創作上，尚不明晰。其次，馬華文藝獨立的立場，與其說是文學立場，不如說是社會立場，正如一礁在《關於馬來亞文學的諸問題》（1936）中提出：“我們生活著的社會是馬來亞的社會，卻不是遠在他方的祖國。因之，我們應盡的社會任務，是對於馬來亞的，不是對於“祖國”的，只要我們在這裏生活一天，便得為這裏的社會進化而努力一天。馬來亞華文文學工作者，只有這樣認識著，實踐著，才能脫出盲目地受引導於中國文學運動的錯誤。”[②]這段話有相關的兩點值得註意，一是馬華文學必須服務馬來亞社會，二是受中國文學運動引導是個錯誤。在這兩點中，包含著某種“政治正確”的意義。

馬華文學獨特性觀念，從一開始就在與中國文學的差異甚至對立的立場上提出問題，但意識中造成這種對立的，似乎還不是文學傳統，而是社會政治立場。抗戰文藝大潮的興起，暫時中斷了馬華地方文藝的提倡。抗戰一結束，馬華文學覆蘇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發動一場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馬華文藝究竟應該是馬華地方的獨特的文藝，還是中國文學一支的華僑文藝？到底應該寫馬來亞當地的題材，還是中國題材？文學的愛國主題到底是愛中國還是愛馬來亞？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為社會現實服務，這個社會現實是中國的，還是馬來亞的，馬華作家到底為誰服務，中國還是馬來亞？馬來亞特征不僅應表現在內容上，還應表現在形式上，那麽，馬來亞的形式特征究竟是什麽？論證的內容很大程度上社會政治的，論證的結果以及獲得該結果的方式，也是社會政治的。論爭中主張馬華文藝獨特性一方占優勢，但決定性的勝利並不是從文藝爭論中取得的，而是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緊急法令宣布，中國大陸新共和國的建立，一推一引，許多具有僑民思想的作家都紛紛北返中國了，留下來的馬華文壇，自然也就歸化當地了。

馬華文學獨特性觀念中暗含的社會政治立場的沖突，在馬來亞反殖與建國運動中自然解決了。“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真正結局是愛國主義文學運動。後者解決了馬華文學的政治社會焦慮。馬來亞已經成為一個多民族的獨立國家，民族是自己的，國家是共同的。馬華文學從地方文化認同進入國家政治認同，“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社會政治意義不僅明確了，而且一勞永逸地確定下來。沒有人可能再從社會政治立場上對“馬華文藝獨特性”提出疑問，馬華文學的現代意義，除了當年倡揚科學、民主、反封建、反殖民外，還包括了現代性中更重要的內容，即民族-國家文學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從文化與認識論角度把現代性的特征歸納為“工業主義”、“資本主義”、“民族－國家”[③]，其中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主體。國家是政權主權統一體，它在西方現代歷史中被神聖化。民族則是一種文化共同體，它以語言為紐帶，通過母語傳達道德情感。國家與民族是不同的，但在現代性觀念與歷史中又是密不可分的，民族需要國家保護其文化共同體不受侵犯，現代國家需要民族為其提供合法性與內聚力。現代性的理想類型是民族-國家一體化，但歷史現實在世界不同地區都有或多或少的偏差。這種“偏差”在東南亞文化中造成的焦慮與危機，使馬華文學獨特性觀念在社會政治層面上表現得特別敏感，以致於掩蓋了美學層面的問題。

二

“馬華文藝獨特性”標志著獨立馬華文學史的開始。馬華文藝獨特性主題自然而然地過渡到馬華文藝的愛國主義主題，值得註意的是，馬華文學在現代民族國家立場上獨立於中國，獨立的馬華文學即是熱愛馬來亞國家的華文文學。它解決的問題是“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社會政治層面上的問題，遺留的問題是文學美學層面上的問題：馬來亞文藝的文藝獨特性在哪裏？

馬來亞文藝的文藝獨特性在哪裏？“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爭論與獨立建國運動解決了馬來亞文藝的政治獨特性，卻沒有解決馬來亞文藝的文藝獨特性。甚至解決政治獨特性的觀念與方法，也還是中國現代文學高度的意識形態性以及表現這種意識形態話語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產物。通過政治認同表現文學獨特性並確立文學獨特性，基本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思維。

馬華文學在政治社會立場上獨立於中國，但在文藝美學觀念上卻一時無法獨立於中國。具體表現就是無法獨立於中國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與高度的意識形態性。馬來亞獨立建國運動以後，華文文學在短暫的愛國主義浪潮之後，陷入沈寂與困頓。一方面是頌歌與讚歌長時間的重覆會窒息靈感與個性，另一方面，華文文學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體驗到一種文化失落。在文學中，科學與進步、民主與自由等大敘事必須附著在人文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意識上，但在新馬新的社會環境中，社會批判是有限度而危險的。因為華人體驗到的獨特的民族-國家處境使他們不可能深入任何社會文化批判。“馬華文藝為什麽寫呢?無疑的是為了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作家二戰後找到的獨特性標志的使命結束了，馬華文學要重新定位，民族自主運動中暗含著一個民族主義的潛在問題，那就是哪一個民族自主。這個問題是危險的，苗秀曾被指責為“大國沙文主義”只因為他在“論文藝與地方性”一文中說過這樣的話：“目前還有一個更迫切的，關系著華僑本身利益的任務——獻身於當地的民族自主運動。而且，由於中國是民族覺醒最早的國家，有豐富的鬥爭的經驗，由於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優秀文化，華人在當地的民族運動中是可以負起領導作用的。”[④]馬華文學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實際上已進入絕境。馬華文學的文學獨特性，似乎已不可能從中國化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中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