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計劃中的理由

這種三角關系同樣適用於規模更大的場合，其後果甚至比上述愛情、急診室、兵役和流產診所的故事更為嚴重。它影響了美國的戰爭計劃。在一本論證復雜但發人深省的書中，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和軍事分析專家林恩·伊登（LynnEden）研究了二戰以來美國核戰計劃中對火災損失的考量。從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開始，專業觀察家發現，在城鎮地區，炸彈引發火災所造成的死傷和破壞甚至高於初始的爆炸本身。但時至今日，在計算原子彈所造成的損傷時，大多數軍事指揮官都將火災損傷排除在外，而不將它納入核戰計劃中。在計算可能的損傷時，他們只考慮最初的爆炸損傷。除了其他諸多後果，這種排除將特定程度的破壞所要求的火力估算至少翻了一番。一個可能的推論是，軍方所要求的武器裝備比實現給定核戰計劃所需要的實際裝備高了至少一倍——耗資也相應翻番。身為納稅人的你和我支付了這筆費用。

怎麽會這樣？和盧克一樣，伊登給出了她自己的因果專業表述，其中包含了多種多樣的理由給定，下文將詳細討論。為了尋找忽略火災的理由，伊登排除了幾條明顯的假想：

火災損傷太難預測，無法在軍事戰略中考量（許多專家長期持這種觀點）

爆炸損傷波及甚廣，相形之下，火災所造成的損傷幾乎不值一提（這些專家同樣長期持這種觀點）

火災損傷的現有證據難以得出確切的推斷

現有的計算機不足以解決這一復雜問題

引發火災的戰爭極不人道或令人憎惡，人們不願或不敢加以細想

低估核破壞為空軍帶來組織上的利益，因此空軍大力遊說對武器裝備和空中兵力的高投入

相反，伊登認為，軍方的組織結構和過程本身制造了對火災後果的軍事盲點。她借鑒了對非軍事組織行為和科學實驗室的相關研究，對軍事上的自我欺騙做出了新的解釋。她還借用了被歐文·戈夫曼引入社會科學的框架（frames）思想（Goffman 1974）。她的研究告訴我們，組織結構本身如何建立起一種框架，這種框架在考量某些信息的同時，卻對大量在原則上有可能對組織行動造成深遠影響的其他信息視而不見。盡管並未明說，她還間接展現了適用於某些關系的理由（即使它們在其他場合看起來很奇怪）如何為軍事組織（以及其他組織）的行為提供合理性。

對於二戰以來燃燒彈所造成的損傷，一些工程師和物理學家（伊登訪談了其中不少人）了如指掌。他們發現，美國在這方面的核戰策略讓人驚訝不已，甚至令人憂心忡忡。但這些專家的意見並未引起軍方的重視。到了和平與冷戰時期，這個空中兵力在二戰期間大放異彩的組織產生了組織盲點：

對於空軍來說，根深蒂固的戰時假設——應以空中投遞常規武器所產生的爆炸效應來摧毀構成了重大目標系統的特定工業和其他設施——延續到戰後初期對原子武器的理解：目標是特定裝置，相應的方式是轟炸。精確轟炸和轟炸損傷之間的關聯具有歷史性。由於精確轟炸在二戰中的優先性，我們對爆炸損傷的認識比火災損傷深刻得多，從而，我們對爆炸損傷的預測精確度在二戰結束前大有改善。二戰之後，為了預測傷亡程度，對轟炸目標和破壞手段的理解成為組織能力、知識和通行手段的基礎。（Eden 2004:93–94）。

類似地，美國的防火專家們借鑒了對原子彈引發火災的分析，將其納入在地面生成的火災的知識和行為。例如，他們沒有意識到原子彈引燃的大火會生成強風，這將使火勢蔓延到爆炸點之外。結果，盡管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努力，見多識廣的消防工程師霍拉肖·邦德（HoratioBond）始終無法就原子彈引發火災的獨特性說服他的同事（Eden 2004:199）。他無法讓自己的理由和行為對接。

如果這看上去目光短淺，不妨仔細觀察一下你所在的組織。我職業生涯的一半時間在大型公立高校度過。細看大型公立高校，你不難發現，許多制度安排暗含了消失的世代對可能的未來、教育能力和個人偏好的假定——以及獲知這些安排的實際後果有多難。想一想校際橄欖球（inter collegiate football）、本科專業和學術能力測試（scholastic aptitudetests）背後的教育理念吧！

理由、關系與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核彈傷亡的例子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美國軍事機構堅定地將誰對誰說話、誰是可信的對話者以及理由與行為如何重合聯系在一起。甚至到了1992年，美國戰略目標規劃聯席委員會副主任、海軍中將邁克爾·科利（MichaelColley）仍不顧科學界的反對，拒絕將火災後果納入核彈破壞的標準模型。1993年，在被問及這一決定時，他告訴伊登，在仍作為核攻擊首要戰略目標的俄國，火災的後果依然是不可預測的。當伊登問他如何看待1991年底關於最新科學進展的高層簡報時，科利答道：“老實說，林恩，簡報對我不重要。……我們應該把錢花在其他地方。……在我看來，它只是我們應該節省開銷的瑣事之一，因為它對我們沒有用。它對於我們的效用並沒有任何幫助。我們的攻擊具有摧毀性和全面性。”（Eden 2004:271–72）簡言之，將軍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宗旨是通過精確轟炸來摧毀選定目標，關鍵就在於選擇確定能摧毀目標的手段。火災等其他後果對這一決定並不重要。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轟炸核武器的相關原因考慮的是轟炸對重大敵對目標的影響。2004年底，美國對印度-巴基斯坦核戰爭可能影響的半官方估測反映的仍然是這一原則：唯有轟炸重要（Batcher 2004）。

我們這些不在美國國防部那麽強勢的組織工作、從事種種“瑣事”的人，也許會同情這位日理萬機的將軍。需要考慮的事情實在顧不過來！這裏只想說一點：我們接收什麽命令、什麽理由、什麽關系以及（相應地）什麽樣的可靠信息，取決於在歷史上建立起來的組織常規（organizational routines），而我們很難掌控這些常規。當慣例起作用時，原因在於它們符合特定的場合，而不在於它們對特定事件做出了充分的解釋。在大部分情況下，我們用慣例來強化被接受的行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和他人保持友好的重要關系。

然而，慣例無法確保萬事順暢。人們有時需要借助專業人士的準則或專業表述。更常見的情況是，在遇到令人困惑、出人意料、跌宕起伏、疑雲密布或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時，人們往往求助於故事。下一章將對故事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