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行為辯護

理由、關系和行為是如何結盟的？它們實際上構成了下面這種三角形關系

在大部分情況下，將理由與關系匹配起來並非難事。麻煩發生在下面這兩種情況：給定的理由暗示了某種一方不承認的關系，或者其中一方借助於這條理由為有爭議的行為辯護。謝利拒絕了前男友給出的理由，因為這些理由對雙方關系的界定是她無法接受的；她的拒絕表現了第一種情況。但作為主記長，我發現了反對支付薪水的有法可依的條文，這給了我說不的理由。我屬於第二種情況：為有爭議的行為作出辯護。

辯護有時發生在所有類型的理由給定中：不僅是慣例，還包括故事、專業表述和準則。不過，借助於慣例的辯護有其獨特之處：當事人很少將給定的理由認真視為因果表述，而更多地把它看作對關系、行為及其關聯的描述。好的理由給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在一項對流產和避孕的經典研究中，克裏斯廷·盧克（Kristin Luker）討論了上面三角形中的三種互動關系：打算墮胎的男男女女們如何講述其自身關系中的理由和行為的相互作用；盧克與受訪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影響到她的寫作；盧克本人最後如何理解關系、理由和行為之間的聯系。

1969年，盧克以入院面談員（intake interviewer）的身份在加州郊區的一家避孕診所工作。在兩個月的時間裏，除了許多其他避孕或治療性流產申請者，她還對三個避孕行為令她驚訝的人做了訪談：這三位均非天主教徒，都是中產階級白人婦女，在半年內已經有過一次流產。她們來就診的原因是懷疑自己有孕，所以可能需要再次墮胎。由於她們在上一次流產後已經接受過避孕方面的指導，並未尋求配偶，也沒有明顯的精神不安癥狀，最常見的墮胎理由——無知、階級、宗教、精神失常、感情受挫——並不適用。

這種異常情況啟發了盧克。在計劃生育/世界人口組織（Planned Parenthood / World Population）的資助下，她對北加州的一個避孕和流產診所的顧客進行了調研。盧克分兩步展開研究：分析診所前五百位女病人的病歷，然後對其中的五十位（對方的丈夫或戀人偶有在場）以及十位接受私人醫生護理的灣區女性進行訪談。（在個別情況下，她還單獨采訪了丈夫或戀人。）盧克只訪談了有過避孕經歷，且盡管具有相關知識，仍願意冒懷孕風險的女性；用她們自己的話說，這些女子在“碰運氣”。下面是一段訪談記錄：

訪談者：你用了什麽避孕方法？

受訪者：我們用的是安全期避孕法。荒謬的是，我們清楚後果可能是什麽——而它確實發生了。兩個自以為聰明的人在同一個地方摔倒兩次，這真是難以置信。（Luker 1975:132）

然而，許多例子的“難以置信”程度要低很多，因為1970年左右的避孕技術集中在避孕套、體外排精、安全期避孕、提前服用抗排卵藥、由醫生在體內安置子宮環，以及在性交後立即使用避孕泡沫或沖洗陰道。對於同居者來說，所有這些選擇都在一定程度上以自願與合作為前提——它們依關系而定：

訪談者：他對安全期避孕法怎麽看？

受訪者：我們想用一種清教徒式的方法，因為我們不想使用任何人工的東西。

訪談者：人工？

受訪者：就是在你的身上使用化學物質或將什麽東西放到你的體內。（Luker 1975:43）

顯然，理由、行為與關系交織在了一起。在這裏，性伴侶試圖界定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但重要的不僅是性伴侶之間的關系。第三方有時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天主教家庭中的個人或伴侶。即使不存在天主教的清規戒律，人際網絡的影響也不可小覷：

訪談者：你說你原來吃過這種藥，而且吃完了。你最初是在哪裏得到這種藥的？

受訪者：西南城的一家計劃生育診所。

訪談者：你為什麽沒有重配這種處方藥？

受訪者：因為我父親。……我們住在一個小鎮上，醫生和牙醫都很熟。我不可能瞞著他去看另一個醫生，而且那會傷害到他。（Luker1975:44）

盧克對關系-理由-行為的三角關系有了雙重深入了解。第一，這些女子描述了她們和男友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如何引發了他們的（非避孕）行為。第二，或多或少出於為自己辯護的心理，在討論自身行為的同時，她們也和盧克這位具有同情心但顯然懂行的年輕女子形成了某種關系。

前兩輪的反思促使盧克對關系、理由和行為的關聯進行分析。經過一番審慎思考，她得出結論：小心翼翼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會意外懷孕。盡管情況各異，盧克發現了三個共同點：

與伴侶的社會（不僅是性愛）互動增加了避孕的感知成本。

如果持續的風險行為未導致懷孕，伴侶對懷孕風險的預期將持續下降。

女方（有時也包括男方）逐漸將流產視為懷孕的一個可行選項。

隨著相互關系的演變，伴侶們會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理由和行為。但在演變的任何時點，對於避孕（或非避孕）行為，同居的情侶為自己或他人給出的理由更多地構成了辯護，而不涉及因果解釋。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關系-理由-行為的三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