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有關聆聽的省思
 
我的學術生涯的泰半時間，都在向那些生活在劇烈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之下的人收集故事。我一直對人們如何理解他們所經歷的歷史時刻、以及這種理解如何促成他們選擇參與這些劇變的方式感到興趣。雖然不是每一次，我的研究多半會帶領我直接去和那些經歷過劇烈政治變革的人對話。在從事這類研究的必備技能中，沒有比聆聽的能力更為重要，而且要充分認識到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在這一章，我將對聆聽的過程提出看法。聆聽是研究者所能培養的極其重要技能之一，然而我們的專業養成過程，卻沒有教我們成為好的聆聽者，沒有將焦點放在培養一種能力，好讓我們弄清楚敘事者在言談中傳達的意義。儘管它在我們生活中具有重要性（不僅是作為研究者所必備的），我們的知識訓練很少與聆聽有關。事實上，批判分析的技能教我們採取一種非常特殊的聆聽形式，這種形式擅長於讓我們揪出故事中不一致的地方，然而，如同維娜‧達斯（Veena Das）所指出的：「即使是我們之中最為口齒伶俐的，要將含糊的和雜亂的思緒以及影像用文字表達出來，也會遇到困難，更不用說是那些遭受過心靈創傷的人。」我們被訓練成把焦點放在我們的研究事項上，而不去注意人類感情的差異性，或者缺乏耐心聆聽講述者反覆訴說他們從生活經驗中編織出的故事，這經常會過早將一些主題視為「無關緊要」而摒除掉。我們忘記了「講述與聆聽乃是嚴肅的研究工作，應該給予異乎尋常的注意力。」單普倫（Semprun）認為那種聆聽的能力「除了嚴謹的思考，也必須要有耐心、熱情、和同理心。」聆聽是不容易的工作，在努力進入另一個人的世界時，必須放棄自我；但這需要時間。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研究者不必然會成為更稱職的聆聽者。事實上，也許正好相反：當我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發展知識時，我們也許會漸漸陷入自己建構的論辯裡，並且較不願接受來自不同立場的解釋。

此時，自信（confidence）和確信（certainty）之間的重要分際開始變得模糊。當我們愈是熟稔自身的技能，我們確實愈有自信；在此同時，「確信」卻摒除了理解問題的其他可能方式。然而，「確信」和「自信」有時可以在矛盾對立下並存，就像一位帶著充分自信的人可以說：「我不知道。你可以告訴我嗎？」
 
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在她的1996年得獎演說中，清楚地寫出這種「自承無知」（engaged ignorance）之立場的重要性：「無論靈感是什麼，它都是出自一種有意識的『我不知道』。」她繼續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看重那個簡潔的語句「我不知道。」它很簡短，但卻帶著強而有力的翅膀飛行。它擴展了我們的生活，不僅包括我們內在的空間，還包含了我們這顆小小地球所懸浮的廣邈空間。如果牛頓從來不對自己說「我不知道」，他那小果園裡的蘋果大概就會像冰雹般掉到地上，而他頂多是把蘋果撿起來，然後津津有味地把它們大口吃掉。」
 
「聆聽」包含讓自己的自我處於險境，讓自己暴露在新的可能性和意義架構裡。在心理上，那是非常耗費心力的，因為它要求排除已經成為我們的專業標誌的那種確信的光環。史都‧特克（Studes Terkel）是一位在近代極為有名的訪談者，他形容訪談者的角色是：「啟程進入未知領域的人。沒有地圖，因為沒有人曾經去過。你是探險者，發現者。很興奮─然而很可怕，它令人驚恐。」聆聽要求對未知保持開放的態度；同時也要求我們研究者不僅在知識上、在感情上也要全神貫注和投入。
 
在這一章，我要來探討一些有關聆聽的難題，這些是我在研究過程中所經歷到的。討論會以四個核心的主題來安排：
 
聽眾。我們是誰？那些讓我們記錄其生活的人，又認為我們是誰？這如何影響到他們要說的內容？我們被告知的內容，以及我們所聽到的，這兩者的關係為何？
 
立場。就我們選擇作為研究的主題而言，我們是誰？對於我們所收集的故事，我們投入了什麼，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是否會改變？我們是否真能傾聽我們沒有經歷過的故事？
 
講述能力（tell-ability）。什麼因素讓故事值得講述？我們是否對某類故事較感興趣？

賦權。我們請他人告訴我們他們的生活時，我們認為自己在作什麼？我們所擔負的角色是否帶有什麼責任？我們會用一種強有力而且過度讚美的敘述，來描繪受訪者參與研究之後所獲得的力量。現實真的是如此簡單易懂？如果不是，令人困惑的因素會是什麼？
 
述說和可述說性
 
許多對生命歷程研究方法感興趣的人會強調文化位置（cultural location）的重要性，因為文化位置會對個人願意述說的以及不願述說的故事有所規範。例如，鄧金（Denzin）認為，每個故事都有「文化的場域」（cultural locus），會為這個故事添加意義架構。個人敘述採用的形式具有其文化的獨特性，這種文化建構了他們，同時也是由他們所建構的；我們的研究參與者所述說的故事，以及我們作為研究者所聽到的故事，很大程度受到此社群規範的影響。我們在社會化之後，會以特定的方式思考我們的生活，而且（通常）我們會依據可預期的方式來建構關於自己生活的故事。那麼，在這個意義下，故事的「可述說性」不僅高度受到述說者和聆聽者之間親疏程度的影響，而且更重要地還受到述說此故事的大環境所影響。在這裡，我想討論這些年來參與研究計畫的男女受訪者們，在和我交談時，「可述說性的因素」如何發生重要作用。
 
我對終身從事社會主義運動者的研究，可以解讀為對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那句名言的回應：「如果你在年輕時沒有成為社會主義者，你是沒有感情的人；如果你在四十歲時仍然是社會主義者，你就是沒頭腦的人。」在1970年代於華盛頓特區這個高度政治性的環境中長大，成年時又受到越戰和水門事件的強烈衝擊，因此我堅信，為妳所信仰的原則奮戰，既不是也不應該是某一年齡層者的專利。
 
美國反戰抗議者告訴我的故事，其意義大都源自更寬廣的愛國主義論述脈絡。他們要求取回身分認同、或是搶回旗幟，這些作為只有和「什麼才是好美國人」的主流敘述並置觀察，才能明確了解其意義；他們所採取的政治策略，就是對於「可預期的故事」提出挑戰。明顯地，9/11事件對於「什麼是負責任的美國公民」的國家敘述，有很強大的影響力。

就像我在第四章所討論的，例如〈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就把還在爭論中的意見納入法律裡。這個敘述的可述說性具有歷史敏感性，9/11事件產生一種政治氛圍，很難將「負責任的美國公民」和反戰行動相提並論。後9/11時期，即使是那些對於美國的內政或外交政策中某些內容感到不滿的人，也會將他們的批評放在比較受到廣泛支持的脈絡裡。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作者：茉莉‧安德魯斯
出版日期：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