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的「不具述說性的故事」，指的是反對「將1989年事件視為資本主義勝利的指標，全世界因此欣喜若狂」的故事。以波列的話來說：「那其實是受苦的人民的反抗。他們並沒有問為什麼他們要反抗，不論是對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他們已經無法再容忍這種謊言……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我前往東歐是為了要觀察更多行動者歷經革命變化的經驗，並且和他們談論他們接下來所面對的新世界。我在那裡聽到的故事，不論是和我在西方媒體上聽到，或是我自己所預設的，都十分不同。在某種意義上，這樣激烈的革命並不在他們的計畫中。包曼對共產主義之終結所做的分析，呼應了我所聽到的故事：
 
「舊制度必然附帶產生的反對意見，往往超出此制度能夠承受的程度，因而使危機到達極限；但它正是以現有制度的語言來表達要求，才產生的結果⋯⋯因此，以這個制度無法滿足的預期，來對待它……摧毀舊朝代的勢力，在意識上並不希望改革的最後結局是毀滅。」
 
這些故事和西方社會裡廣為流傳的大不相同，西方將其描述成到處「欣喜若狂」：「『我們的生活形式』證明了它的可行性和優越性，永遠勝過任何其他真實的或想像的形式。」
 
種族隔離政策終結之後的南非，是個致力於創造新的國族敘述的國家，這個敘述試圖承認濫用種族隔離政策的行為，這樣做就是為了走出那些凌虐行為的陰影。這個國族敘述裡包括「懺悔的迫害者」和「給予寬恕的受害者」，他們透過對話一起建構新南非。在第六章，我描述了南非人在講述種族隔離政策下某種特定經驗的故事時，所面對的壓力。創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在個人以及全國的層次上，協助南非人走出決裂和創傷的情境，轉換為重振生機的局面。

那些可能對建立新國家的計畫有不利影響的故事，比起那些無論細節多麼令人不快卻可用來走出陰影的故事，更不具有可述說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委員們，事實上偏好的是關於寬恕的故事，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可能還創造出他們想聽到的故事情節。容許和解甚至寬恕的個人陳述，具備高度的可述說性，而這種情形不僅是由個人，而且是由文化所生產以及再生產的。
 
傾聽已述說的和未述說的故事
 
很明顯地，研究者不僅能掌握對方告訴她的事，也包括她所能聽出的所有事；艾瑞卡‧雅弗波姆（Erika Apfelbaum）提醒我們：「不幸地，敘事（narration）受限於交談雙方理解對方談話內容的能力。」不僅是那些參與我們研究的人會根據我們的預期而調整他們所說的故事，而且很重要地，我們也會期待聽到某種想要聽到的故事。我們透過社會化過程而成為個人、成為社區的成員之後，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傾向於、並且熱切地想去聆聽某種特定的故事，並對其他故事充耳不聞。因此，不僅某類故事比較具備「可述說性」，而且某些類故事比較具備「可傾聽性」（hear-able）。作為研究者，對於那些可能超出我們已習慣的文化敏感度範圍的故事，我們必須訓練自己維持高度興趣。意思是，我們必須讓自己接納遇到的各種真理與文化規範，即使是和我們社會化過程中所習慣的不同，甚至相互衝突。
 
艾瑞卡‧雅弗波姆說過一個故事，在她父親被遣送到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五十週年時，她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發表一篇紀念短文，談論載她父親駛向不歸路的車隊。發表之後，她收到來自一位以前同班同學的信，在學校時這個人是和她坐同一張長櫈的。在信中，這位女同學說：「我對妳和妳的悲劇故事一無所知……這樣的事怎麼可能發生？。」有許多文章已提出，大屠殺（Holocaust）生還者無力講述他們難以言表的痛苦經歷，並以此解釋為什麼在戰後，有關他們經驗的傳述那麼少。但是，這類解釋卻將沉默的責任歸諸於生還者。然而，如果沒有人聆聽，誰會談論這類的事？威爾（Weil）寫道，「我們通常會聽到說，那些從集中營回來的人，會選擇忘記……這對有些人來說也許是事實，但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卻非如此。

至於我，我一直希望能講出來、能出面作證。但沒有人願意聽。」同樣地，普力莫‧李維（Primo Levi）在《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倖存下來》中描述他不斷出現的夢魘：「不斷重複出現無法被聽到的故事。」投入研究大屠殺生還者已超過二十五年的亨利‧葛林斯潘（Henry Greenspan）指出，生還者不僅在戰後幾十年裡保持沉默，他們也無法發聲。他描述生還者經歷了「一種持續進行的壓抑和污名化過程」，他們喚起「可憐、恐懼、厭惡、和罪惡感交織的複雜心情……他們受到孤立和嫌棄」。但是社會將那些一直忍受著沉重斷裂的人，與其他人隔離開來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大屠殺的悲劇裡。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作者：茉莉‧安德魯斯
出版日期：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