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過度的資本流通也帶來了經濟危機，因此無法容忍非理性的無限蔓延，而采用了一種抽象的符號體系將欲望重新納入理性的編碼體系，實現對人的欲望“再編碼”（recode）或“再轄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形成經濟的市場化、生活的程序化、政治的官僚化、思維的（理性）邏輯化。無視壓抑欲望的生產性革命性，將其限制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譬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從匱乏與滿足的關係上來解釋欲望，以此把人的欲望“俄狄浦斯化”，從而名正言順地要將其限定在（俄狄浦斯式的）家庭範疇（我-父親-母親）里。 

但資本主義革命帶來的解域化的影響是深遠的，並且資本主義也處在對人不斷地解域化和再轄域化的過程當中，人就不可能壓抑一種自由的表達，在這種解轄域化和被再轄域化的對峙狀態中，人們都得了一種精神分裂症。關鍵恰恰就在於這些“精神分裂者”（並非臨床意義上的精神分裂病症患者），德勒茲談到：“精神分裂並不是一種疾病或一種生理狀態，而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具有潛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狀態，是一種徹底解碼的產物。作為一種精神的非中心化過程，精神分裂使主體逃脫了資產階級的現實原則，逃脫其壓抑性的自我與超我束縛以及俄狄浦斯陷阱，從而從根本上對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再生產構成了威脅。”

絕對的解域化是不存在的，德勒茲肯定遊牧狀態，一種低水平的再轄域化：“對於遊牧民來說，正是解轄域化才構成了他們與大地的聯系，甚至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遊牧民正是憑藉解轄域化自身才有了再轄域化。”遊牧民持續不斷地尋找“逃逸線”以阻止國家機器無限制地推進再轄域化，而少數文學就是這種遊牧生存狀態的體現，因為“寫作本身具有雙重功能：既把所有的事物轉化成集合組裝，同時又去拆解這些組裝。”少數文學體現的就是這種解域化與再轄域化的對抗，產生的精神分裂狀態。 

少數與多數 

少數文學並非“少數民族文學”或者小眾文學。德勒茲倡導一種少數主義的政治觀點。：“少數與多數並不以數目的多寡來區分。少數可以比多數多。確定多數的東西，是一種必須與之相符的類型……而少數是沒有類型的，少數是一種生成，是一個過程。”“少數”是相對“多數”而言的，但它不同於以往按數量的多少來區分“多數”與“少數”，而是根據質的差異來區分二者的不同，所以“少數”在德勒茲那里指的是“無限的多元體”。

（原載：知乎 原作者： 王老板·黑旗十丈映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