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中，一方面中國的影視行業是一個高度計劃、完全國營、體制封閉的壟斷性領域；另一方面，影視生產又是一種高投資、高成本、高技術的專業性領域，政策門檻與技術門檻的雙重性，限制了個體的、民間的、民營的影視創作和制作的發展，客觀上也催生了獨立於行業體制之外存在的所謂“獨立影像”現象。在西方國家，獨立制通常是相對於如時代華納、哥倫比亞這樣的大公司制作而言的一種影視生產模式，而在中國，這種“獨立制作”則是一個與“行業體制內制作”相對應的行業體制外的制作模式。在實行影視作品拍攝和播映許可制度的背景下，中國內地所謂的行業體制內制作，通常指由國家廣播電視電影行政部門或具有批準許可權的其他政府機構、國家廣電媒體批準制作或者播映的影視制作。而所謂“獨立影像”是指沒有進入這種體制內的審批程序或者沒有在體制內的主流媒介渠道播映的影像作品。在媒介技術形態上，這些作品既包括傳統的電影膠片（8mm、16mm、35mm膠片等）、電視視頻（BTEA或VHS），同時也包括日漸興起的數字影像（普通DV或HDV）。在作品類型上，既包括長短不同的劇情片、紀錄片、實驗片，也包括錄像裝置。而到2000年以後，隨著國家影視產業政策的調整，民營獲得了影像生產的合法權利以後，獨立影像甚至直接進入了體制內，越來越接近於西方國家所謂的“獨立制作”的概念了。

 中國內地的這種“獨立影像”，是特定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的影像生產方式。它是在當時影視領域封閉狀態下，民間影像生產力的一種釋放方式。這些獨立影像作品，一部分作為行業體制內作品的補充，甚至與體制內生產方式合作，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傳播；一部分作為一種民間文化形式，在非主流的渠道中小範圍流通。正是這樣一種方式，既為當代中國留下了各種不同態度、不同層面的影像記錄，同時也為中國影視業培養了一批青年創作和制作力量；還有一部分影像作品作為一種多元文化，進入了國際文化交流渠道。盡管在1990年代，由於特殊的社會環境，獨立影像有時會與體制規定之間發生一些沖突，但大多數獨立影像並沒有自覺的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訴求，更多的還是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記錄價值，成為當代中國影像文化的組成部分。

 應該說，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獨立影像”往往具有一定的復雜性。比如在“身份”方面，《我畢業了》、《天安門》、《陰陽》常常被歸入上世紀90年代中國最重要的獨立紀錄片之列，但時間在拍攝《我畢業了》、《天安門》的時候，已經是中央台的編導，可這兩個作品完全是自己出資拍攝的。而康健寧雖是寧夏電視台的副台長，但紀錄片《陰陽》卻並非職務行為，而是自籌資金拍攝的。從制片（資金）方面看亦是如此。獨立制作人段錦川的《八廓南街16號》是中國最著名的獨立紀錄片之一，並曾獲得到目前為止中國紀錄片界在國際上的最高榮譽——法國真實電影節大獎。盡管影片一開始沒有能夠進入國內主流的傳播渠道，但中央台卻是該片最主要的出資人。此外，段錦川的《沈船》、蔣樾的《三峽》等紀錄片同樣也是由中央台出資拍攝的。在傳播方面，雖然絕大多數獨立制作都不在主流體制之內傳播，少數作品甚至成為被禁止的所謂“地下電影”，但也有部分作品經過修改進入了體制內流通渠道。比如段錦川、蔣樾等在體制內拍攝的《八廓南街16號》、《沈船》、《三峽》，與BBC等國外電視台合作的《拎起大舌頭》、《幸福生活》等在修改後都已經在中央台播出。張元的第一部影片《媽媽》（1990）、管虎的《頭發亂了》（1994）、章明的《巫山雲雨》（1996）等影片完全是自籌資金拍攝的，按西方的標準它們就是獨立制片，但在中國，這些作品後來都分別購買了國營制片廠的廠標，通過了審查，還進入了發行放映環節，變成了“體制內”的作品。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影視行業也如同中國的各行各業一樣，首先從制作環節開始，逐漸向社會、向民間、甚至向海外境外開放，而獨立影像也逐漸被體制所接納，甚至改造。許多曾經制作獨立影像的影視創作者，如張元、王小帥等等，已經成為中國新生代的主力導演，拍攝了一系列在國內外公開放映的體制內影片，並且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即便像吳文光這樣的“獨立”的紀錄片導演，如今也成為聯合國與國家勞動部合作執行的電視項目的組織者。在今天，獨立影像的“地下”符號意義已經消失，它更多地與民間、民營、私人等“制作方式”聯系在一起。如果說，國家一系列影視政策的調整，降低了影視行業的政策性門檻的話，那麽，DV的出現和普及，則大大降低了影視行業的技術門檻。影像產品的生產和流通，開始變得大眾化、多元化，甚至帶來了一種非職業化的大趨勢。

 應該說，獨立影像本身，只是影像的一種生產和傳播方式，並不必然地趨向於主流與非主流。在過去我們對獨立影像的表述中，我們可能放大了它的“非主流”甚至“反主流”傾向，事實上獨立影像中也包含了大量主流的道德價值、人文關懷、國家意識的傳達。因此，客觀地來分析和反省20年來中國獨立影像的生產方式、傳播方式和創作內容，應該是一件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研究工作。

 這里呈現給大家的報告，就是對20年來中國獨立影像發展狀況的一種“描述”，或者說提供的是一份備忘。通過這份“備忘”，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獨立影像，不僅為中國影視行業培養了一批人才，同時也為中國文化留下了眾多民間記錄。雖然我們這些記錄的真實性、客觀性、誠實性以及藝術性差異明顯，但我們卻可以肯定，它們同樣是我們經歷的中國現實的一種記錄，這種記錄不僅體現在記錄的文本中，也體現在記錄者的記錄方式上。至少，我們在清理當代中國的影像文化時，不應該遺忘這些影像的價值。

 今天，當DV的普及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獨立影像”制作者的時候，重新回顧20年來中國獨立影像的進程，我們感受到的肯定既是一種技術的進步，也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影像，這樣一種“專業”的、“壟斷”的、“貴族”的話語表達方式，如今已經平凡化、普及化、大眾化了，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了影像表達的權利和能力，就像文化普及、文盲減少以後，越來越多的人擁有用語言文字表達的權利和能力一樣。中國的獨立影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