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行啟程

近代中國人在旅行香港的過程中，經歷了某種文化經驗世界，本文就是筆者旅遊此文化經驗世界之遊記（travelrecord）。眾所周知，旅行過程中旅行者只能看到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假如這句話是正確的，筆者應先聲明，出發旅行之前，筆者如何假設中國人從香港旅行中將獲得的對香港的認定或印象。這樣才能較明確的顯示，即將進行的旅行過程中，隨著筆者接觸旅行對象之深入和相互互動中所顯示的深層涵義。

在1842年發生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戰後處理過程中，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將香港割讓給英國。筆者認為，中國人對被香港總督府所經營的香港具有兩種印象。第一種是“國恥的象征”：中國人認為，香港是因為中國無法抵擋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之結果而被殖民地化的地方。因此香港所扮演的角色是，提醒中國應當追求反帝或是富國強兵之本分。另一種印象是“近代的象征”：旅遊香港的本土的知識分子親身體驗“西方人所建立的美麗的建築物與幹凈的街頭、維持治安的嚴密性”等等，他們感覺到接受西方文明之必要性。近代中國大多數的改革家、革命家都是透過香港接觸到西方文明之具體的樣本。

一眼看來像是矛盾的兩種印象、認知，就是筆者個人開始進行此一行程之前的認識基礎。因此，香港被割讓後的20世紀初期，尤其是1930年代之中國人所直接見聞香港後留下來的遊記中，實際上如何呈現出來？筆者即將出發尋找此問題之解答。“國恥象征”也好，“近代象征”也好，對於中國本土人而言，香港確實是一個他者，與其之間存在著境界線，中國人超越此境界線進入到香港的旅行經驗，對他們而言具有什麽意義呢？對在時間與空間上與他們明確隔離、生活在21世紀初的韓國的筆者而言，在透過進入中國人旅行者的經驗世界之另一個旅行可找出何種新義呢？

二、近代指標之香港

巴金1927年下船到香港的時候他曾描述，“我們走出碼頭，一路上看見的街頭都很整潔”。離開香港的時候，他站在船甲板上瞭望建築在山上的房屋，感到“一層一層整齊地排列在那裏，非常清楚”。

這種印象使香港變成“一個完全近代化的大都市”，而令人驚異的是，此種印象起源很早，清末的一些改革家已從鄰近的香港發現了“近代”。出生於接近香港的廣東省南海縣的康有為是一個典型例子，他22歲時（1879年）訪問香港後所自編的年譜中留下了簡單的筆記：“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宿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清末時期香港被視為中國近代改革之樣本，但進入中華民國時期，香港在英國統治下變成一個“海上蜃樓"，在旅行香港的中國人眼中，它變成了一個被羨慕的對象，而且此種傾向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加強。

昨天還是一座荒嚴孤島，是海島與漁夫椅居的不毛之地。自從英國人得到了這件佳妙的禮物後，今天已變成了亞洲的一大都市，中國南方的門戶。荒島變成了人煙稠密的海上蜃樓。跑馬場，在總會，網球場，哥爾夫球場，把海濱裝綴得像伊甸樂園一樣。到處是不大列帝國的偉大表現，到處是英國人的威風，中國人士，都在那到處展颺的大英旗下，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

到1930年代後期，中國人對香港的向往之心越來越強烈，請看以下引文：

我想象中的香港就如同一座仙山。身上不帶”寶氣"的凡人，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即.……那裏真是避世桃源，看來，香港到底是個福地。福地只配福人享。我向香港祝福了！

沒去過香港，夢寢中想著去香港，只是福命不濟，空想罷了！

這種印象為何越來越強烈呢？也許可從1938年一位訪問香港的旅行者遊記中找到答案。他讚美道“香港是夢之島，詩之島；是戀愛的聖地，是月光的家鄉，花的家鄉”。接著，他也說道“八一三抗戰開始以後，香港更變成了全中國唯一的，最安全的現代都市”。

就這樣，中國本土越是發生內戰或受日本侵略而形勢不安定，相比之下越發使香港成為強烈的向往對象。1941年到達香港的楊彥岐也明確提醒這一點“香港雖是‘外國地方’，自由的空氣比上海討人喜歡得多——我到香港，便是這個理由。”他在此所說的自由也許可以認為是精神上的價值，但也不只如此，因為“除了香港外，在中國境內確無從尋找比他更適宜於安居，置業，創業”，所以他們才渴望渡海至香港。

香港既然是一個渴望到達之地，那“忍痛的庇蔭於外人的保護下，該是什麽一回事！當時的中國人會輕易這樣認為嗎？一些旅行者已經看破了“近代化”的香港所具有的陽光與黑暗及近代性矛盾。在一個旅館中，“隔房的客人招來了妓女，毫無顧忌的淫浪的聲音鬧了一整夜，我想起了許多香港的小報以及許多大報上的春藥廣告”。這只不過是描述香港日常生活黑暗的一面。一些旅行者卻對香港的陽光與黑暗具有分裂心態。

1940年旅遊香港的文俞就是一例。一般人滿足於香港的“安靜和平”是出自於“感覺”，但是他主張“這都市不能是屬於我的，我不愛它，也不能讓它在心上站一些兒地位。”這種判斷是出自於他的“思索”。他經過長久的思索認識到“一個角落不能代表一個世界，一個斷面不能象征一個構圖。當我留滯在這是那麽著名，名字又是那麽美麗的都市，有了時間來看清它的真正的街道時，呀，對不起，我討厭這是如何的混濁的所在。”因此比起愛好安靜和平，他更關心“骯臟貧窮的一面”。

香港所發散出來的陽光的制造者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旅行者體會到這個事實，使上述對近代性矛盾之認識更加強烈。

香港是那麽可愛的，——在那裏，周遭環繞著綠瑩的海水，四面羅列了青碧的山島，寬廣的自然會擴展人們的胸懷，涼爽的海風滌去了塵俗的煩悶。是有那時代的繁華，物質的文明，香港怎麽不令人可愛呢？！可是如果你是白種人，你當然真會非常喜愛香港，香港亦會非常喜歡你，不幸你是黃種人，更不幸是中國人，——過去是香港的主人，“反主為奴”，有何顏面久羈香港呢？!

作為“不幸的”黃種人，且是轉落為奴隸的中國人，能夠擺脫面對近代化殖民地香港時所產生的分裂心態的一條路徑是，批判香港的近代化成就，視其為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以此來占據優勢。因而形成香港為受帝國主義侵略的被害者之印象。

三、殖民地被害者之香港

1932年造訪香港的王志成，在遊記的前半都是這樣描述香港的：“道路整潔，空氣清新”的“世外桃源”，表現被它迷惑的心情，但結語中表露出他的心情：小朋友！西洋人收刮我們中國人底脂膏，開辟道路，建築橋梁，究竟為什麽呢？我在香港底山頂上，深感到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刻毒了！”

如此，將香港認作帝國主義受害者時所形成的最基本的情緒是，將香港比喻為從母體中國中脫離出來的一部分。也有人將香港比喻為從家人變成的人家的“妾”，但大部分是屬於如下聞一多的詩《七子之歌》一般，以遺失的兒子來形象化：

我好比鳳闕階前守在的黃豹，

母親呀，我的身分雖徽，地位險要。

如今獰惡的海獅撲在我的身上，

咬著我的骨肉，唆著脂膏；

母親呀，我哭泣號啕，呼你不應。

母親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借著中國之肢體來形象化香港的情緒，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所受到的差別待遇更加敏感化。香港政府曾頒布僑民註冊條例，允許各國人民居留於香港者向政府登記，華人則屬唯一例外。這受到了一個旅行者的批評：“表面似予華人以優待，實則默認華人為臣屬，不以異國之國民相待。”

西方人與中國人受到不同待遇時，中國人的差別更明顯地顯示出來，這也被認為是空間上的區割。

市中商業盡屬華人，西人則多寓於風情氣爽之山上，階級之分，一望瞭然。且華商皆為洋商之辦所，絕少有自制之工藝品銷售於外者。

可是旅行者也體驗到，不但居住在香港的西洋人與中國人之間，中國人彼此之間也存在著境界線。他們敏銳地觀察到，居住於香港的中國人當中也存在著與香港殖民當局合作而享受特權的“高等華人”及形成底邊層的中國人之間的境界線。從中國本土進入香港的中國人所經歷的不便，是香港的這一邊與那一邊之間境界線的象征。明顯反映出這種覆數境界線的最好例子，是魯迅所描述的他的經歷。

魯迅試圖在遊記中諷刺的應是，香港人之間存在的階層性位階秩序。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幹頌歌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由上文我們可以了解到，魯迅不但註意到香港內部存在的階層性位階秩序，他更警惕此結構延伸發展到整個中國大陸，換言之，整個中國變成西洋殖民地。

那麽，為了防止這種陰暗的香港印象及中國變成香港的可能性，中國人將提出什麽方案呢？中國旅行者強烈要求中國籍的香港人，首先不要以在垂直階層結構內謀求上升為目標，而必須要打破此結構，以追求擁有中國人認同為先。陸丹林在1939年發表的文章中，批判香港一般中國籍學生的讀書目的是為了自己將來過舒適的生活，或替英國政府、洋商服務，很少立志為祖國效勞。他希望“港大的華籍學生，起居飲食，尤其精神和理想不要太過於歐化，忘了本身，忘了祖國，而成為黃色的白種人”。

但是，我們要註意，這只不過是以反帝民族主義視角為起點的中國旅行者所凝視的香港面目。這種視角隨著大陸抗日戰爭的激化，而對旅行者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那麽，被旅行者凝視的香港人表現出何種反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