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父親——從《父輩的旗幟》到《落紅護花》

2006年秋冬正在美國熱演的二戰大片《父輩的旗幟》(The Flags of Our Fathers，一譯《硫磺島的英雄們》，改編自詹姆斯？布萊德利與隆包爾的著名暢銷書，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監制，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導演），從一個兒子的角度去反觀父輩的歷史：從父親作為舉國聞名的“二戰”快專遞英雄——那張同樣舉世聞名的美軍占領硫磺島後冒著戰火豎起美國國旗的歷史照片中的三位幸存者之一，為什麽直到臨終前，都一直回避向自己的兒女言及自己當年親歷的“英雄故事”？由此追溯出歷史當事人的諸般隱衷，這張作為美軍神話符號的“歷史巨照”背後被隱沒的真相故事，以及三位當事“英雄”在戰後的不同遭遇，等等。全片將硫磺島戰役的空前慘況和戰後“英雄凱旋”的畫面交織在一起，將歷史事變覆雜推進的細節與現實的思考追溯絞纏在一起，以極具震撼力、感染力的視覺形象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歷史上的“英雄”？如何看待我們父輩的旗幟？

我們記寫普通人的傳記故事，普通，正是它的特色——普通得如我們做兒女的，其實時時都需要面對父母，卻並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面對父母的道理一樣。此書是由北京群言出版社作為“民盟歷史叢書”系列推出的。作者謝炎，也不是什麽知名作家，只是一位比父親年事略輕的老同事、老至交、老盟友。讀罷謝炎叔叔以八十高齡長日伏案、辛苦寫就的父親傳略《落紅護花》，我馬上想到的，就是《父輩的旗幟》這部美國電影提出的同樣命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父輩的旗幟”？

我故去的父親蘇翰彥，“文革”前曾長期擔任中國民主同盟廣東省委秘書長和省政協常委副秘書長一職，“文革”中含冤下獄，“文革”後賦閑在家，晚年定居香港，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民主人士”。——我喜歡“蘇伯的故事”這一個書名副題。這位“蘇伯”，也許不是什麽聲名顯赫的人物——政壇耆老或者社會名流，但也不是一般市井的平頭百姓。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間，以往的文學書寫與歷史書寫，其實最容易忽略的，恰恰就是這個社會金字塔的廣大中間階層。由此說來，“蘇伯”，或許可以看作是上一代、老一輩向往光明進步並為之赴湯蹈火的中國讀書人的巨大群體中的一個普通代表吧。

父親生前雖然擔任過一定的政府公職，但無論在實際的權力和權位上，或是在具體的聲名和業績上，都只能算是普通而微末的一位“機關幹部”，簡直是宦海滔滔中的一葉小舟。本來，按照某種不成文的慣例，似乎是無資格立傳、出書的。但是，正如胡適先生早年倡導過的“為普通人立傳”和註重“口述歷史”的理念所著眼的那樣——匯成歷史長河的不但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更是閭閻市井蕓蕓眾生的日常行跡。唯其因為“普通而微末”，才更不可忽略。

這本“蘇伯的故事”，正是這樣把一位長年生活在你我日常生活中的父輩一代人的成長履痕、向往追求、求索得失，以平實的筆觸如實鋪陳出來，讓我們一下子貼近、走進了一個以往因為“普通而微末”，反而變得習以為常、容易置若罔聞的世界及其精神靈魂。它所觸碰的話題，其實深意大焉——“我們應該怎樣面對父親？”或者套用魯迅先生當年一個文題《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在跨越20世紀的存在情境和問題意識的今天，我們——自認為清醒的、批判的新一代知識者們，應該怎樣面對我們的父輩，怎樣理解和走近我們的父親呢？

在這裏，我願意把這個越來越變得“普通”並且“普遍”的問題，簡約化為一個更為具體的面對——關於理想主義。當此被稱為“後冷戰時代”的世紀之交，我們應該怎樣面對上一代、老一輩的旗幟——上個世紀曾經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理想主義追求呢？

20世紀的歷史，從某個意義上看，就是一部理想主義從發熱、發光，成功、成型，到扭曲、暗淡以至墮落、損毀，而又振作乏力的歷史。理想主義，廣義地說，即是指一種為了理想目標——信仰、真理、主義、價值，等等，超越俗利計算而奮不顧身、義無反顧的精神追求。它其實是不能作簡單的“左”、“右”，“社”、“資”的劃分的。每一種社會情狀、人生情狀與思想情狀中，都可能會有“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的仁者智者，“理想主義”都必定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在啟開現代性大門的上個世紀初年，無論國民黨人或共產黨人中間，“維新派”、“實業派”與“革命黨”中間，都曾湧現過一大批反映著時代需求、在歷史上有名或無名的理想主義者。

不久前，知名作家龍應台在寫給兒子安德烈的一封信中，說了一段很沈痛的話：“如果說我目睹和親身經歷的20世紀教了我任何東西的話，那就是：不要無條件地相信理想主義者，除非他們已經經過了權力的測試。一個有了權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過權力測試而自我信心滿滿、道德姿態高昂的理想主義，都是不可靠的。”（《親愛的安德烈之六？向左走，向右走》）

同時，20世紀的歷史，又是一部不斷天翻地覆，今是昨非，昨是今非，“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的歷史。此方的“理想”，可能是彼方的“毒物”；昨天顯赫的夢境，也許今天變成荒謬的笑談；今天樂不思蜀的情境，又或是昨日口誅筆伐的“萬惡之源”。於是，當今時世，我們就時時聽到這樣的慨嘆：在今天這個功利第一、欲望驅動、流行時尚主導、物質消費掛帥的時代，已經不需要談論“理想”了，已經沒有“理想主義”的位置了。

讀《落紅護花》文稿，讀著父親他們那一輩人，在民族危難、生民塗炭之時，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把國家的憂患、百姓的疾苦和民族的命運自覺壓上自己的肩頭，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去為國家事、民眾事奔走呼號，並且把艱苦的行旅、跌宕的生涯化作自己的精神資源和生活樂趣，在經受歷史的挫折與委屈時不屈不撓、挺然而立，同時依舊無怨無悔地繼續奉獻付出……這是一頁頁真實具體的，沒有矯飾、誇張的歷史。謝炎叔叔的敘述，更帶著一種平直簡括的史筆風格，對此，你不能不動容、動情，有所感，有所思。

這裏面，也許可能關乎某一種主義信仰的追求和堅守腫，但是，也可以澄濾出一種無關乎具體主義信仰而超越歷史時空局限的人格操守、人性精神。這就是——作為一種價值，理想主義自身所具備的超越性。換一句話說，這，也就是雖經挫折、扭曲，透過歷史沈暗箭傷人的煙雲塵埃，理想主義在今天仍舊富於魅力，仍舊向我們熠熠閃光、發出呼喚的地方。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任何一種類型的理想主義，都必然鑲嵌著、充填著具體的歷史內容。也就是說，對於業已翻過去的20世紀的歷史之頁，不管未來史家將會有價值取向多麽不相同的講述和評價，我們——作為現實中的父輩的下一代人和下幾代人，仍舊有可能，從一種超越性的眼光出發，不但站在“同情的理解”的歷史主義的立場，而且也可以站在“珍重和傳承”的傳統主義的立場，去看待、去珍惜父輩這一段歷史的地方。

是的，或許我不能算是一個“後現代”意義的，富於“革命”、“顛覆”、“解構”品性的激進思想者。我應該坦白地說，近年來我在自己的讀書思考和交往觀察中，逐漸認識到，以往那種動輒把過往一切看作“白紙一張”的思考向度是片面的，其實它與“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一類的線性單向的思維一樣，同樣是容易陷於狹窄自閉，流於意識形態化的偏見的。這種天地翻覆式的“片面的深刻”，恰恰是我們這個民族百年來不斷發生翻燒餅式的民族自耗的精神因子之一。我逐漸認識到，我們應該像珍視自身的民族傳統一樣，以同等的心情珍視父親一輩的歷史（包括民國史、共運史和共和國歷史、改革開放史，等等）。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也不管其中流淌的是清濁濃稠，這一頁頁歷史，確實已經成為我們自身傳統和血液的一部分，精神起點和傳統資源的一部分。雖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同樣應該對這一段歷史和傳統采取批判和反思的態度，就像我們對待從孔孟、老莊以來，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的所有人類傳統文化遺產的批判、反思態度一樣。

這樣一種言說邏輯或許是吊詭的：正因為理想主義在20世紀面臨的失敗和挫折，使得包括父親在內的先輩在整整一個世紀的理想主義追求——關於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礎上的社會公義、社會公平、社會公正、社會權利的理想社會的追求，還尚有待在中國社會真正落到實處。唯其如此，今天，在這似乎處處充滿來世享樂、銅臭彌天的流行風潮之中，對理想主義追求的重新再定義、重新再出發，反而就變得愈加重要、愈加急迫。

也許是許多歷史事件及其過程的當事人之故，謝炎叔叔以驚人的具體描述和細節記憶，覆活還原了父親人生的整個生活裏程，包括他參與的好幾個歷史事件的現場情景。許多故事和過程，都是我們做子女的以往聞所未聞，或者雖有聽聞卻不知其詳的。更多的，則是從以往的書中讀過而感覺遙遠，從未把它和自己身邊這位平日時覺嘮叨瑣屑的老父親聯系在一起的。

讀著《落紅護花》文稿，我常常撫卷沈思：時光催人老，在父輩身邊濡染幾十年的自己，如今也進入“年過半百”的行列了。要說，這正是承前而啟的歲序——那麽，父輩，父親，留給我和我們的最大的精神遺產，是什麽呢？或者說，父輩的行跡，留存於我們今天血液中的，可能是什麽，最應該是什麽呢？

我想到了這兩個字眼——擔當。

是的，就是那種敢於為自己的人生、為社會公眾給出承諾、承擔責任的擔當；那種當民族危難時、社會困厄時敢於挺身而出、拍案而起，“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擔當；那種關懷廣大、體恤弱勢而直面真實、蔑視權勢的擔當；那種不吝名利、浮沈、毀譽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擔當。同時，也包括——為著承擔責任而需要在日常瑣細中不求聞達、勤懇敬業的擔當，在面對順境與誘惑之時那種“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的擔當，等等。

《落紅護花》一書所記述的父親的一生，或許也有過各種迷誤和錯失，但確實是坦蕩磊落，愛國愛家，利他助人，拿得起．放得下，有言有諾，有擔有當的。這些年來，在父親的言傳身教和耳濡目染之下，我們的家庭氛圍，也一直以“有肩膀”，作為處世任事的基本標尺。我自己內心，確實是把“擔當”，當做一個兒子、一個男人、一個布衣君子、一個現代讀書人，最重要的人格構造和立身品行，來錘鍛、要求自己的。我不想諱言，這個“擔當”後面，就是以理想主義作為其基本質地的。

然而，誠如龍應台所言，對理想主義的褒揚不能是盲目的、輕信的。那種自以為正義在胸、真理在手就可以傲視一切、橫掃一切的道德主義的優越感，是尤其可疑的和有害的。寄生於理想主義之上，唯“理想”為大，自恃目標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以崇高的名義推行現代蒙昧、施行殘暴與邪惡……一部20世紀的歷史，已經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訓。這既是理想主義的扭功曲與變形，也是理想主義的墮落與悲哀。

讀著父親這部平實寫來卻同樣充滿淚血歌哭的傳記，真的有一種錐心疼痛之感。我以為，除了權勢和權力，是檢驗理想主義者最好的試金石以外；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能不能最終有利於國家民族的福祉，真正造福於廣大社會公眾——包括他們的衣食溫飽、存在尊嚴與生命感受，更是衡量其虛實、真偽的最終的標尺。當一種從理想主義出發而最終導致理想主義的失落、理想精神的墮落從而損害大眾利益、為禍社會發展的歷史情勢發生的時候，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就應該——敢於面對自己的人生抉擇，面對一生的精神情感歷程，對這種理想主義本身，加以質疑、反思和批判，同時義無反顧地走上堅持革新、堅守符合人類基本價值的理想道路。其中，也包括堅守被權力和功利所扭曲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原初理想，堅持對權勢說真話的求真立場、堅持被主流、權勢所漠視的弱勢群體的基本需求，等等。我想，這，或許正是理想主義在今天這個時代可以存活、應該高張的基本理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常常理解經歷過“文革”劫難的父親一輩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晚年，面對遠遠背離了他們青春時代的理想追求的現實情狀，所面對的沈痛和反思。“落葉蕭蕭深閉門，青燈照壁又黃昏。匡時有術空搔首，憂世無端徒捉襟。……”(見蘇翰彥《龍城秋思？春泥集》)在父親眾多的至交老友中，比如老作家黃秋耘伯伯，老畫家黃鑄夫伯伯（老延安、中央美院老幹部）等，就曾多次向我這個晚輩後生，深刻剖白過他們這種悲壯卻悲辛的人生經驗和心路歷程。父親晚年，我曾有機會在1990年初、1997前後，和父親作過幾次推心置腹的深談，平靜交換過兩代人對同一段歷史曲折的不同經驗感受。我不經意地發覺，多年的“從政生涯”，已經使父親自然而然形成了兩副面孔——“公家的”和“私人的”、“公眾的”和“私下的”。在“私人”、“私下”的層面，父親的許多反思和洞見，是完全達到了如黃秋耘伯伯等前輩一樣的高度與深度的（所以在他的晚年，我聽過許多次父親對黃伯伯道德文章的讚許）。但是，一到“公家”與“公眾”的層面，父親這種反思和洞見，就有可能為緊跟時潮的大話、套話所代替，而且替代得似乎情感真摯、自然而然。我想，這是父親多年的民主黨派工作歷練中，所形成的一種扭曲而不自知的外在社會人格，這恰恰又是在父親剛正坦直的性格特征之外，一般不易為外人察覺的一面。也因此，我對父親晚年在他的日常言說、詩文書寫裏，一再表達的“雖九死其猶未悔”、“此心未減當年紅”的精神，就既是欽敬的，也是有保留的。

面對20世紀這麽一頁既是波瀾壯闊也是苦難深重、既是柳暗花明卻仍舊前路漫漫的歷史，作為我們每一位當事人和過來人，僅僅是“不悔”——無論“雖死不悔”或者“青春不悔”，也許是遠遠不夠的。——“紅”，如果作為一種人生理想，確是可以堅守的。由於父親的一生從未處在權力的高位，甚至曾先後兩次陷入冤獄困厄之中，他精神上始終高昂洋溢的理想主義色彩，因之也確實很少受到權力和權勢的腐蝕，反而在艱難、困厄中，成為支撐其腰桿脊梁的拯救性的精神力量。就此而言，父親真的可以說是無愧於自己的“紅”——一片愛國為民的赤心的。

但是，“紅”，如果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色彩，就無必要太“較真兒”了。歷史已經證明，離開了“建沒”和“創造”的“紅”——“紅彤彤”的“紅世界”、“紅海洋”之類，有可能會淪為無根無底、昏天黑地的“人禍”。當“權力”的話語遠低於“權利”的話語、“主義”的話語遠低於“民族”的話語，更低於“生命”的話語的時候，這個“紅”，就要發生問題了。這一點，甚至連上一輩的革命領導人，在20多年來的中國社會的改革歷程中，基本上都是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的——“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與時俱進……”“建設和諧社會……”等等，已經從個別領導人的睿智，變成一種全社會的共識。——今天的中國，實際上已經不那麽“紅”了，晚年的父親，其實也不那麽“紅”了，那又有什麽關系呢？社會變得相對祥和繁榮了，黎民百姓的生活變得相對安逸富足了，國家重新走上了建設、發展的軌道，父親自己的晚年生涯，也充滿了歡笑和詩興，本來，這就適足以告慰自己奮鬥顛撲了幾十年的風雨人生了。

在父親的晚暮之年，我有時會感到默默的難過：以父親如此真誠剛正、坦直熱忱而廣為親友們愛戴敬重的個人品性，多年來，卻形成某種似乎需要隨時向某一個看不見的“方面”表白和表現“正確”，甚至有時帶著一種下意識的表演狀態的“公眾性格”。比方，以父親在古典詩詞上根底沈酣的修養才情，他可以順筆就寫出“壯志似山心似海，詩懷如水夢如煙”，“塞北喜聞雁返早，江南怕聽燕歸遲”，“小園半角藏清淡，吟到蘭花句也香”等那些廣受文友稱譽的清詞麗句，他完全沒有必要在自己晚年的詩詞裏，加進那麽多表白“政治正確”的時潮套話。我曾想過：父親那本被親友一再傳誦的詩集《春泥集》，如果去掉了那些生澀的套話，會是多麽有分量的“舊詩新寫”的好範本哪！（確有我的學寫舊詩詞的老友，拿來作範本的。）——但是那樣一來，也就沒有了《春泥集》，也就不像“蘇翰彥”了！記得有一回，我曾“倚小賣小”（倚憑父親晚年對我的“縱容”），委婉而坦率地對父親說：以後最好不要把那麽多的“時語套語”，寫進詩詞裏去。父親聽罷皺了皺眉，淡淡說道：我已經這樣寫慣了。——這是一個真實的、卻是隱隱透出沈痛的自白。

這兩種“公”、“私”性情在父親身上顯得這麽不和諧，這是我這個深愛父親的兒子，在父親已經完全兩袖清風、後顧無憂的晚年，最感到迷惑、也最感到不忍的地方。——也許，真的無必要苛求它、改變它？因為，那已經成為了父輩人生經歷和情感經歷中最真實、也最難更易的部分。——只是，細細想來，理想主義的原初精神的變質與走調，最早就是從這種誇飾的“正確”，“正確”的道德化與無限化，以至變成一種表演性的虛假……所一步一步開始，一步步累積，一步步變異的啊。

我明白，謝炎叔叔的《落紅護花》文稿，沒有打算在父親的人生欠缺和歷史反思的層面作深刻的著墨。這或許是為文的難處，又或許是謝叔叔的寬厚。但無論如何，這卻不能成為自己作為一位人文從業者的兒子，可以在這樣一篇讀後文字裏“為先人諱”的理由。一如前述，那種真實人格中的兩難扭曲，唯其因為其“普通而又普通”，變成了千千萬萬的現當代讀書人的一種集體品格，一種民族性的心理積澱。當一種曲折的歷史進程出現時，它不期然就會成為一種裹挾其中而為禍社會的巨大而負面的慣性墮力，並且在歷史老人“誰之罪？”的責問之中難辭其咎，應該對這種種“不悔”的說法，保持清醒頭腦的地方；也是自己在這樣一篇本來應該懷念父親的文字裏，加進了審視的意蘊，意圖更真實也更貼切地“走近父親”的原因。只是我知道，即便是以“理想主義”作為切入點，自己談的也還是相當膚淺、相當粗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