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朗索、尼采和巴岱的影響下，福柯始終認為逾越是生活本身的基本需要；不逾越，生命就沒有意義。他一再強調闖到法律和一切"正常"規範的"外面"(dehors)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外面"就是樂趣無窮的審美超越活動本身；只有'到外面'才有可能實現審美創造，生命也才有可能獲得更新。他說："'吸引者'(attirant)對於布朗索，如同'欲望'對於沙德(Sade, Donatien Alphonse Fran?ois,dit Marquis de, 1740-1825)，'權力'對於尼采，'思想的物質性'對於阿爾托(Antoine Artaud, 1896-1948)，'逾越'對於巴岱那樣，都是'在外面'的純經驗和最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首先務必弄清所謂'吸引者'的真正意涵。對於布朗索，當他說'吸引者'的時候，並不是意味著有某種具吸引力的東西在外面，似乎逾越者只是被動地為了追求外面某種迷人的東西而逾越。對他來說，被吸引，並不是被外面的吸引力所引誘，而是為了在虛空和解脫中，體驗'外面'的真正存在"(Foucault, 1994: I, 525-526)。也就是說，逾越和叛逆，是創造者主動為了體驗逾越法律的行動本身的審美意味，為了發現'外面'的存在的虛空性本身。如果逾越只是為了追求外面的'吸引者'的話，那末，這種逾越，仍然還是隸屬於外在的'吸引者'，因而完全失去了逾越本身的自由意義。傳統思想和道德，總是把法律和規範之外的一切，說成為'虛空'、'死亡'或'異常'。但是，正是這些被'正當'(légitime)論述說成為'異常'（anormalie）的地方，充滿著生活的樂趣，也是審美創造的理想境遇，是最值得人們冒著生命危險去嘗試和鑒賞的地方。而且，如果說，在生命界限之外的'死亡'，就是虛空的話，那麽，再也沒有比作為虛空的死亡，更有意義和更值得追求，因為越是虛空之所在，越提供審美創造的條件。

福柯的創造與叛逆相結合的生活態度及生存風格，促使他不僅一再地逾越現存的制度、規範、界限以及各種禁忌，而且，也不斷地更新他的研究和探索方向及論題。如前所述，他從一開始進行研究活動，就試圖走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這使他不同於沙特，首先從知識史的角度，並選擇人們所'瞧不起' 的精神治療學及其治療實踐這個'冷門'，作為向傳統挑戰突破口。就是從這里開始，福柯創造了其特有的'知識考古學'的批判模式。然後，他又從知識論述的生產與擴散過程的分析，緊緊抓住權力爭鬥的運作策略，集中轉向'權力系譜學' 。最後，他在其生活的晚期，轉向'自身的技術'。據他自己所說，他最後的轉折，原本就是上述知識考古學和權力系譜學的繼續和延伸，同時也是他對於生活的藝術，特別是對於自身的關懷的自然結果。他說﹕"我的主要目標，二十五年多以來，就是探索人們通過其文化而思索關於自身的知識的簡要歷史。這些知識主要是經濟學、生物學、精神治療學、醫學及犯罪學。重要的問題，人們並不是從中獲得金錢，而是把這些所謂的科學知識，當成'真理的遊戲'，當成人們用於理解自身的特殊技術來分析"(Foucault, 1994: IV, 784-785) 。

以其獨特性的批判論述，靈活運用語言的表達藝術，顛覆和摧毀傳統論述和'非論述'及其同實際權力活動的覆雜關系，這就是福柯所遵循的基本研究策略和實踐原則，也是他的生存美學的一種基本遊戲方式，集中地體現了福柯的創作和生活風格。

蒙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深刻地指出﹕"維系和巧妙地運用優美的心靈，就會造就熟練的語言"(Montaigne, 1972[1580-1588]: III, v)。對於福柯來說，言為心聲，書為心畫﹔為了徹底批判傳統論述及其論述實踐，必須熟練靈活地運用語言文字的藝術，通過語言文字藝術遊戲的審美功效，一方面揭穿傳統論述及其實踐的奸詐策略，另一方面，為自身抒發內心及肉體的審美生存需求，在現實和潛在的可能性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梁。

所以，為了以銳利和靈活的批判性論述，同傳統思想及理論進行鬥爭，福柯寧願偏向於文學式的思維和表達方式，以修辭的藝術，再結合想象力所提供的廣闊時空維度，玩弄語言文字的象征性伸縮折叠的變幻魔術，甚至潛越正常語法及語言使用規則，直至完全忽視語言本身的邏輯，把語言引向它的禁區，建造史無前例的審美生存的場域。他和他的思想啟蒙大師尼采一樣認為，在各種論述中，唯有文學論述，才能巧妙地將自身權力意願、思想表達及策略靈活運用等各因素，生動地結合並展現出來，才能為自身的思想自由，提供最靈活的可能性場域。其實，同福柯一樣，美國的丹多(Arthur Coleman Danto, 1924- )和羅迪(Richard McKay Rorty, 1931- )，也在他們的創造性思想活動中，傾向於使哲學文學化(Danto, 1965; 1981; Rorty, 1979; 1987)；而在法國，德勒茲和德里達等人，也不約而同地主張以文學的論述方式進行各種思考(Deleuze, 1990; Derrida, 1987)。在福柯的晚期，特別是在他臨死前幾年，尤其醉心於古希臘文獻及其幽美高雅的文風，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在古希臘文獻所表達的雅人深致中，發現和鑒賞到生存美的高尚展示藝術。福柯和這些有志於從事各種自由創造的思想家，都從他們自身的創作實踐中，體會到文學論述方式的優越性。他把近現代最卓越的文學家、詩人和劇作家的語言論述，當成他的批判性論述的實踐典範。他所喜歡的現代作家和詩人，諸如赫爾德林、勒奈 ?沙爾(René Char, 1907-1988)、布朗索、巴岱、科洛梭夫斯基、喬易斯等人，均為文采風流的語言藝術大師。

福柯認為，文學創作中所運用的創造性言語，是開展思想自由的最理想的場域。他說："我並不把自己當成一位哲學家。我所做的，並不是從事哲學的方式；當然，也不是建議別人不要去從事哲學。促使我能夠同我在大學中所受到的教育保持一定距離的重要作家，是像巴岱、尼采、布朗索和科洛梭夫斯基那樣的人；他們不是嚴格意義的哲學家…。他們之所以對我發生震撼，並產生魅力，之所以對我非常重要，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問題並不是為了建構什麽體系，而是建構個人經驗"(Foucault, M. 1994: IV, 42-43)。巴岱、布朗索等人透過他們的創造性語言運用風格及其靈活策略，在總結自身經驗的過程中，不斷地探索出新的創造可能性，也不斷地發現和開辟新的生活經驗領域。

福柯指出，不是有主體意識的人的思想，規定語言論述的鋪展過程，而是語言論述自身生命力的脈動，依據語言遊戲的內在邏輯，帶領思想創造的方向，無規則地和不確定地帶領到任何個人主體性無法想象和無法預測的神秘境界；並在那里，不考慮任何禁忌和條規，不怕陷入危險的深淵，語言和思想的火花發生碰撞，放射出炫麗的詩性光芒。福柯和他所讚賞的文學家們和作家們，其從事創作的目的，不是為了建構某種永恒完美的體系，而是、也僅僅是為了建構和豐富自己的具有獨特風格的個人經驗∶一種隨時不斷更新的個人經驗，一種能夠引導自己跳出舊的自我、開創新的領域的個人經驗，一種不斷把自己推向生命的極限、達到最切近'不可生活'。(本文是作者於2006年3月30日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演講的演講稿) (愛思想網站 201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