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和洪席耶進路雖異，但在面對自主性問題時共用了相近的概念：「遊戲」與「遊玩」。「遊戲－遊玩」是奇妙的機制，也許與人存活動的創造有關（Huizinga  1980:  195-213；Winnicott  2005:  71-73）。24 

布爾迪厄以「幻覺－遊戲感」，來嵌結群體與個體之間的互動，而洪席耶則以「懸置」及「自由遊玩」來指稱一種無涉於明確政治或社會目的的主體可能性。這組詞語雖接近，但所指終究不同：「遊戲」側重於集體與規則（乃至對規則的承認或藐視等），25 而「遊玩」則只需「玩性」，規則的有無似乎不是那麼必要。「遊戲」與「遊玩」固然有所差異，然而仍有相通；26 若我們不把這組詞語視為對反，而是將之看作一對相互補充的概念叢， 再回到布爾迪厄和洪席耶的語境下考察，會發現兩人雖然都提及了「遊玩－遊戲」，但他們對這組概念的闡釋卻有相當的分歧，由此觀之，布爾迪厄和洪席耶迥異的思想展現了持續辯證的可能。

柏拉圖筆下的雅典人曾說：「人被創造為神的玩具；這是他最好的恩寵。⋯⋯生活的正確方式為何？人應該將一生全用在『玩』──祭儀、歌唱、舞蹈──如此一來他將能博取神的恩寵，且能自保，並在戰役裡擊退敵人」（1997:  803c-d,  1471-72）。這個玩具，兀自玩著遊戲的玩具──它能自保，能得恩寵，更能退敵。儘管洪席耶對柏拉圖並無太多好感，但他在以「美學－政治」來反駁布爾迪厄之時，也形同以另一種形式與「恩寵、自保、退敵」進行著弔詭的對話。這奇妙的巧合，或許就是相去霄壤的思想之間，群我微妙互動的某些奧秘。

24 例如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1872-1945）從文化歷史學的角度，提出「玩家／遊戲人」（Homo Ludens；Homo Faber；Man the Player）的想法，認為文明正是在遊玩中， 並作為一種遊玩，才被建立起來的。而溫尼考特（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則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認為唯有在遊玩中，孩童與成人才能展現出創造力與整個人格， 也只有在遊玩狀態中，人才能發現自我。

25 黃厚銘指出，遊戲（game）的英文字源，即「人群聚集」之意。「這意味著集體的重要    性，換言之，遊戲不是個人獨自做的白日夢，而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建構』。其關鍵在於集體的情緒共感⋯⋯與『幻想的交互感應』（collusion of illusion）」（2016: 5）。

26 事實上，布爾迪厄並非只談「遊戲」，有時他也說「遊玩」；洪席耶當然也是兩詞語並用。本文的寫法，只是歸納出兩位思想家較常用的語彙，並予以顯題化，而不是要將兩者的思想給明確區分為「遊戲」與「遊玩」。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