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11)

逃避自由


經心理診斷而患有人格失調症的人,逃避責任的程度常常相當嚴重。人人都有逃避責任的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子。我在30歲時,幸運地得到了麥克·貝吉里的指點,才克服了輕度人格失調傾向。當時,在貝吉里主任負責的精神科門診部,我擔任醫生並接受醫療培訓。和其他醫生一樣,我負責接待新來的病人。或許是我責任心太強(不管是對待病人還是職業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滿滿的,工作量遠遠多於其他同事。別的醫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則要接待兩三次,造成的結果可想而知:我看著其他醫生每天下午四點半,就會陸續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診排到晚上八九點鐘,不得不在門診部持續逗留,這使我感到不滿和怨恨,疲勞感與日俱增。我意識到必須改變這種局面,不然我肯定會崩潰的。我去找貝吉里主任反映情況,希望他給我安排幾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時間跟上工作進度。我暗自揣測:“他應該覺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對嗎?還有,他是否想過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呢?”在貝吉里主任的辦公室,他耐心而認真地聽我抱怨,一次也沒有打斷我。我說完後,他沈默了一下,同情地對我說:“哦,我看得出來,你遇到麻煩了。”

他的關心和體諒,讓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來,笑著說:“謝謝您。那麽,您認為我應該怎麽辦呢?”

他回答說:“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斯科特,你現在有麻煩了。”

這是什麽回答啊,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悅。“是的,”我再次問道:“您說得沒錯,我知道我是有麻煩了,所以才來找您的。您認為我該怎麽辦呢?”

他說:“斯科特,你沒把我的話往心里去。我剛才聽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狀況,你現在的確有麻煩了。”

我激動地說:“好啦,好啦,真是活見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煩了,我來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問題在於,我究竟該怎麽辦呢?”

“斯科特,”他回答說,“好好聽我說,我只和你再講一遍,你要認真聽好:我同意你的話。你現在確實有了麻煩!說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煩和時間有關。是你的時間,不是我的時間,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處理時間表上出了問題,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真是不成體統,我氣得要命,猛然轉過身,大步走出貝吉里的辦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對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續了三個月。我堅信他患有嚴重的人格失調症,不然怎麽可能對我的問題漠然置之呢?我態度謙虛地請他幫助,可這個該死的家夥,不肯承擔起他的責任,哪里還有資格做門診部主任!作為門診部主任,這樣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到底還能做什麽呢?

三個月過後,我意識到貝吉里主任沒有錯,患有人格失調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時間是我的責任,如何安排時間,應由我自行負責,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權處理優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時間治療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選擇的結果。看到同事們每天比我早兩三個鐘頭回家,當然令我感到難受。妻子抱怨我越來越不顧家,同樣令我感到難過和憤懣,但這不正是我自行選擇的結果嗎?我的負擔沈重,並非是職業的殘酷性使然,不是命運造成的結果,也不是上司殘忍的逼迫,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方式。出現問題,是我沒有及時改變工作方式。想通了這一切,我的狀況就有了改變。對於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們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懷不滿,這實在毫無道理,因為我也可以像他們那樣安排時間。憎恨他們自由自在,其實是憎恨我自己的選擇,可是,這種選擇卻讓我引以為榮,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為個人行為承擔責任,難處在於它會帶來痛苦,而我們卻又想極力規避這種痛苦。我請求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時間,其實是逃避自行延長工作時間的痛苦,但這是我選擇治病救人的必然後果。我向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權力。我是在請求對方:“為我負責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們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或組織,就意味著我們甘願處於附屬地位,把自由和權力拱手交給命運、社會、政府、獨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將其所著的討論納粹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專論命名為《逃避自由》,可謂恰如其分。為遠離責任帶來的痛苦,數不清的人甘願放棄權力,實則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個熟人,他頭腦聰明,卻郁郁寡歡。他經常抱怨社會上壓迫性的力量: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缺乏人性的企業軍事化管理。他對鄉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長發,更是感到不滿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應當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賴父母,當然情有可原,父母獨斷專行,孩子也沒有選擇的余地。對於頭腦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們則可不受限制,做出適合的選擇。誠然,選擇也不意味著沒有痛苦,自由不意味著與痛苦絕緣,不妨“兩害相權取其輕”。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壓迫性的力量,可是我們有足夠的自由與之對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長發的鄉下,卻又堅持要留長發,實際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對於留長發應該更加寬容)或索性剪掉長發;他甚至可以為捍衛留長發的權利,參加警長職位的競選。奇怪的是,他卻沒意識到他擁有上述選擇的自由。他哀嘆缺少政治影響力,卻從未承認個人的選擇力。他口口聲聲說他熱愛自由,與其說壓迫性的力量讓他受到傷害,不如說是他主動放棄自由和權力。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滿選擇而牢騷不斷,不再終日與煩惱、憂愁、憤怒和沮喪為伴。

希爾德·布魯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學研究》前言部分,這樣解釋一般病人尋求心理治療的原因:“他們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感覺自己不能夠‘對付’或者改變現狀,因此產生恐懼、無助感和自我懷疑。”大多數病人力不從心的根源,在於他們總想逃避自由,不能夠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生活承擔責任。他們感到乏力,在於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療,他們就會知道,作為成年人,整個一生都充滿選擇和決定的機會。他們接受這一事實,就會變成自由的人;無法接受這種事實,永遠都會感到自己是個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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