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述的兩種研究路徑——故事與講故事——即是建立在敘事獨特的形式結構與口述溝通特質之上的。雖然前者側重文本，後者側重表達，但兩者都在關注敘事結構，即故事如何構成。在第一種路徑中，研究者通過寫成千上萬的代碼，把一個故事分解成語句、敘事序列和敘事元素網，或是將一個事件中的行動一一抽離，利用事件序列來做“反事實”分析，確定因果前情並挖掘嵌入在敘事內部的因果解釋。這一過程雖然立足於一定的語言學知識，卻旨在消解文化與結構間的二元對立，刻畫制度在認知層面的形態，而這些恰恰是社會學的核心議題。在第二種路徑中，故事的講述過程，尤其是口語表達的形式特點是分析的重點。但分析的目的並不是要回溯到敘事學理論，而是把集體記憶、日常生活中超越具體行動的行動者的“預設”顯現出來。這種“預設”是吉登斯所說的以記憶痕跡和認知能力的形式存在的“結構”，是塗爾幹所說的社會的抽象性，也可以是普通人的想像與觀念（李化鬥，2011；李猛，1999；項飈，2010）。這一過程往往回歸到現象學、日常生活社會學和有關社會是什麽的一些根本性的討論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否能通過分析敘事現象展開與社會學經典理論的對話決定了敘事是否能貢獻經驗研究中的經驗感，而不只局限在經驗研究的認識論前提。方慧容的《“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可視為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該研究探討了國家權力如何策略性地利用了農民生活世界的特征，改變其敘事方式並進而改變農民的記憶習慣。提問的基礎在於她關注到“無事件境”這一獨特的敘事方式，並從“時間”、“事件”、“時標”等敘事元素的層面考察了權力實踐的效果。這種對敘事結構的細膩把握與其他訴苦研究拉開了距離，也迫使我們思考“過程—事件”或“衝突—行動”研究傳統的局限——怎樣分析那些沒有發生衝突的日常生活，又怎樣看待普通人重復瑣碎“缺乏”信息含量的日常敘事，如何講述、如何記憶與我們關於國家和權力的日常想像又有著何種關係？

（二）故事形態與中國故事

項飈在《普通人的“國家”理論》中指出：普通人口中的“國家”範疇，不同於“國家/社會”等狹義的學術概念。在對國家力量不滿的諷刺借喻中，隱含了他們對於國家的道義期望，並且這樣的“廣義國家概念”已經變為大眾想像、理解、評論、批判社會生活的理論工具，可以部分解釋當前中國社會總體穩定和具體失範之間的關係。項飈的這一發現，可視作深度解讀普通人日常表達的成功範例。值得注意的是，他筆下“普通人的日常實踐和真實表達”，並不局限在一個由明確“情節、人物、場所”構成的故事當中，也不圍繞著一個特定的事件展開，而是對日復一日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故事的提煉。

與前述兩種路徑將故事“由薄讀厚”不同，這種方式在將故事“由厚讀薄”，即避免陷入過於細碎的結構劃分與情境解讀，在浸入式的敘事分析與高度抽象的社會理論中尋找平衡，並希望回歸到中層理論與中國故事上來。這一“由厚讀薄”的過程在《自我的他性》中，得到了較為細致的展現（Liu，2002）。《自我的他性》關注的是B市的商業活動中，官員、商人和小姐這三類人所講述的有關自我或他人的故事。作者既沒有嘗試通過多個人的敘述拼湊出某一事件的過程，也沒有對某一敘述進行高度結構化的形式分析，而是提出用“故事形態學”的方法考察這些敘述——關注不同的故事背後敘事結構的統一性。

這種方法延續了普羅普（VladimirPropp）以來的形式主義傳統，即認為故事中的人物盡管千變萬化，但人物的功能卻具有形態學上的穩定性。每個故事都是一個巨大的、已完成的工程，但研究者可將其拆解成一塊塊有系統性的功能，在拆解研究大量故事後，做出這一類故事的功能總目錄，並對故事進行圖示化。例如，普羅普提出，所有俄國神奇故事按其構成來說都屬同一種類型，具有完全一致的要素結構，該結構可概括為7種角色（及其典型行動）與31個主功能項（Propp，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