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新看來，民族誌書寫的日常生活故事和普羅普分析的俄國神奇故事具有相似性：“在具體情境下它千奇百怪，同時它又千篇一律，多有重復，將經驗組合為文化形式的過程如出一轍”（Liu，2002：82）。他筆下的官員、小姐和商人並不特指三個社會群體，而是相當於普羅普所說的典型角色。在當下中國的轉型時期，官員、小姐和商人構成了B市商業故事中較為穩定的要素結構。這種對故事要素的刻畫建立在對大量故事的理解上，超出了任何一個個人故事的邊界，也超出了任何一個講述者所提供的信息；對要素之間關係的把握更帶入有關轉型時期政商關係與中國近代化歷程的知識，超越了講述者個人的當下經驗，融入了制度層面與歷史層面的思考。

如此，在故事形態學傳統下關注普通人的評論、記憶與想像，似乎為社會學的敘事分析找到了一條語句結構之上、現象學理論之下的中層道路。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中讀出普通人於日常生活所體驗到的意義與價值，在日常表達和敘述中把握住一種處在溶解狀態的、當下中國人的普遍感受和社會心理，這些正是社會學挖掘“中國故事”的題中之義，也讓我們得以從整體上理解中國社會，繼而發展出如“差序格局”一般的、能夠把握當下中國社會運作邏輯與大眾情感結構的本土概念。

六、餘論

費孝通曾說過，社會學就是要“講故事”。中國社會的情理邏輯、劇烈的變遷與複雜的底層社會，的確為發展敘事社會學提供了現實的理據，但如何作出有敘事意味的研究，卻無法從經驗現實中尋找現成答案。

斑駁的文本和那些或激烈，或平緩的講述的確蘊含著社會運行的秘密，但讀出這些秘密則需要學者對“敘事”二字有深刻的理解，對俯拾皆是的敘事研究進行反思。不負敘事二字，首先意味著要審慎地將其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來討論和界定，明確敘事在何種意義上是相對獨特的社會現象，這一現象的構成要素是什麽，它的內部結構和特點對我們理解人類社會有哪些啟發，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論上要有怎樣的關照。

可以說，要研究敘事首先要進入到敘事的世界里，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也許這種了解需要我們先跨越刻板的學科藩籬，接納來自語言學、敘事學、人類學的知識，因為在敘事的世界里他們也是重要的解碼者與翻譯家，社會學對敘事的挖掘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們的工作之上。

敘事社會學的發展，還取決於方法的推進，但這里的方法不是抽象的、泛科學主義的、排他性的方法，而是敘事材料與研究主題背景下的方法。如若我們相信敘事材料和訪談材料存在一定的差異，敘事結構與敘事解釋有其獨特性，那麽在研究方法上則應對這些差異和獨特之處，做出有想像力的回應，畢竟“什麽樣的主題和什麽樣的材料決定了什麽樣的方法”，方法應該推動論述與經驗感之間的貼切程度（葉啟政，2000：69）。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從英文世界的敘事研究中得到啟發和靈感。無論是語義語法分析、網絡分析還是事件結構分析，及由此衍生出的計算機程序，都建立在對敘事語句、敘事結構、事件序列與敘事解釋的洞察之上。

獲得敘事很容易，但解讀它、作出有敘事意味的社會學研究，則需要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對日常生活邏輯的體悟。在講述者不經意的笑聲中讀出宏大敘事的餘音，在瑣碎苦難的講述中觸摸國家的生長軌跡，在抗爭者和擺平者的故事中，讀懂他們共享的文化資源，在事件的記錄中找尋歷史的脈絡，這些搭設在微觀與宏觀之間的橋梁，建立在研究者對符號權力、國家建設、文化理論、權力形式的把握之上。某種程度上，敘事只對那些可以駕馭它的理論家才敞開心扉，發展敘事社會學就意味著要接納多元的社會理論。

本文關於敘事社會學的討論還存在許多局限。例如，沒有將語言學風格的敘事語句解讀納入進來，也沒有給口述史、生命歷程研究和相關的操作技術留出充足的空間。故事與講故事只是一個基本框架，其內部結構要比筆者刻畫的更為複雜。

例如，在講故事研究中，有學者關注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過程，用對話分析的方法反思自身在科學研究中的角色；在故事研究中，有學者對科學論文的敘事風格，與慣例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在科學社會學的意義上考察敘事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希望本文可以成為敘事社會學的一個簡短注腳和後續研究的引子。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社會學系

參考文獻、腳注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