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樂煩惱：“黨小組長找你談話”

我的真正愛樂“發燒”生涯，其實是從我在1979年春天，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套“高保真”（當時的說法）Hi-Fi立體聲音響設備才開始的。我那時是有著10年農墾知青工齡的“帶薪”大學生。帶著三四十塊錢的月薪上學，無疑使我成為班上的“大財主”之一——出門掏錢請同學吃冰棍永遠是我的事情；我的自行車和半導體收音機，也一直是77級同學的“公產”。雖然平素對錢很少上心，但我當時卻暗暗攢著錢，一門心思，是要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高級立體音響——當時的時髦年輕人最牛氣、喜歡提著招搖過市的“四個喇叭立體聲”收錄機，早已不能滿足我的已經被訓練得挑剔起來的聽覺。1978年冬天，我和同宿舍同學頂著寒風蹬車一個多小時趕到廣州友渲劇院聽過一場“高保真音響”現場播放示範音樂會，那種“先鋒”、“山水”牌子的、讓我們匪夷所思的“比現場更現場的音響效果”，讓我當下就發了誓、許了願：不擁有自己的音響組合，誓不罷休！借助於神通廣大的二哥的幫助，我終於以五六百元人民幣的積蓄加上二哥的貼補，從一位馬上要出國的僑眷手上，買到一套八成新的二手音響組合。從此，廣州家中我那個狹小黑暗的房間，才真正成為我和我的朋友們可以癡迷沈醉的音樂天國了。

今天已成為一方名家的大學同學陳平原和楊煦生（李澤厚入室弟子），是我們這個非正式的“愛樂小組”的三個鐵桿成員。有那麽一段時間，每天中午吃飯，他們二位排隊打了飯，就會跑到我的宿舍兼學生文學雜志《紅豆》編輯部報到——我那時兼任《紅豆》主編，有一點小特權，和另一同學合住樓道廁所隔壁的滲水單間（一般學生宿舍至少住七個人），那就不必擔心我們的“愛樂”初戀太打攪別人了。那是我們每天中午雷打不動的一小時，屬於我們幾位的午飯兼西方古典音樂的補課欣賞時間。近幾期《愛樂》隨刊贈送的莫紮特、貝多芬、舒伯特那些今天耳熟能詳的著名曲子，我們最早就是在滴滴答答滲著水的宿舍、啃著“東四食堂”的清水白菜，以我那台磚頭小收錄機，津津有味地聽過來的。

聽完還喜歡發發議論，“這個作品太抽象，聽不懂”，“莫紮特太貴族氣”，“貝多芬比較大氣”，諸如此類。受當時的“宏大敘事”之流風影響，我們那時候幾乎完全聽不進莫紮特而獨尊貝多芬，“老柴”的偏於甜膩，倒是從一開始就感受到的。這樣的“午飯音樂欣賞”當然只是預習。真正的高潮戲，是周末相約坐輪渡，再蹬車半小時回到我家的那個幽暗小間——那是我們自己的“音樂城堡”，關起門，調暗燈光，我們的“王國”漸次浮現——我喜歡把那套雜牌“高級音響”的音量調到可能的最大，以享用我們自己的“比現場效果更現場效果”的音樂盛宴。一般每次的起首曲，我都喜歡選老柴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因為旋律有起伏、富戲劇性、更有炮聲和人聲合唱，可以充分顯示那套組合音響精微俱現的效果。（那年代流行的《一八一二年序曲》版本都有人聲合唱，特別是以合唱作為開場和結尾終曲，近些年的各種演奏好像都喜歡把人聲拿掉，變成純器樂曲，聽起來反而不過癮了。）

有了這樣的音響沒備，我們才真正開始稍稍有計劃地安排自己的“西方古典補課”，開始一個個作品完整地聽，從一個個作家到一個個時期，再分一種種器樂、人聲的不同音響類型的作品，聽完了再大發一通自以為高深、從音樂而宏論天下的高論，並在同學面前暗暗制造出一種“不迷鄧麗君而迷交響樂”的優越感。興之所致，是享受完“音樂盛宴”以後蹬車出去找“解饞盛宴”。今天我們三人的青春記憶裏都有一個“狗肉宴三結義”的故事——那是在那時剛剛興起的珠江邊一溜個體戶“大排檔”上，還記得那個檔口叫“陽光餐室”，我們三人一邊蹲著吃狗肉火鍋，一邊很“陽光”地放言暢談著音樂與人生理想，從此結成莫逆。

這樣的“音樂聚會”漸漸就不只限於我們三人，甚至聚會的成員，也超出了77級。更加上我自己熱心腸、“人來瘋”的天性，我的家常常成為了同學好友們的校外聚會點。每次聚會，自然又必然是以聽我的“發燒音響”貫穿始終的。於是，便開始隱隱聽到各種耳語和流言。終於有一天，“黨小組長”找我談話來了。

記憶還很清晰：那是1981年暮春發生的故事。從小就是乖孩子出身，從班幹部到“三道杠”（少先隊大隊幹部）當過來，養成了聽話、馴順的個性，所以從當知青到上大學，我一直都是“組織上”的重點培養對象，只是因為“出身問題”（父親是“民主人士”），“入黨”一直成為自己一個遙遠的夢想。萬萬沒想到，這個夢想，卻因為我的“愛樂發燒”發生問題了。“黨小組長”開門見山地問我：“聽說你這個春節，請同學到你家裏聽音樂、包餃子？”“是呀。”我一楞，有點警惕起來，“這有什麽問題嗎？”每年春節，班上都有一些家境貧寒的外省、本省的來自農村的同學，因為沒有回家的路費，留在學校宿舍過年。我自己因為家在廣州，便常常請他們到我家來一起包餃子，聽音樂，略解年節的寂寥。“黨小組長”的下一個問題，激得我幾乎整個跳了起來：“我問你，你為什麽要對同學這麽好？總是請同學到你家裏聽音樂、包餃子？”我冷冷問他：“你說這是為什麽吧？”小組長倒是心直口快，話說得“一針見血”：“你這是跟黨爭取群眾！已經有同學向組織反映了，你對同學好，用西方音樂拉攏群眾，出發點有問題！”我一聽就火了：“你這是代表組織找我談話嗎？對同學好不行，難道要對同學不好，才是出發點正確嗎？！我告訴你，你這不是共產黨，你這是農民黨！封建狹隘、小生產農民意識……”雙方隨後沖口而出的重話狠話，這裏不宜細表，總之，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他給我上“資產階級腐朽音樂”的綱，我給他上“小農經濟小生產意識”的線，那次談話最後不歡而散。我的“遙遠夢想”，也因之從此夭折、破碎。現在想來真有點玄乎——有一句流行的話說：愛音樂的孩子不會學壞。我呢，在那以前，倒真是一個不敢有什麽叛逆、出格、異端的“乖孩子”，就是因為那一場“愛樂”麻煩，哈，卻讓我從此“學壞”啦！

時代的進步有時候是不動聲色的。今天有幸享用著豪華精美的《愛樂》雜志的年輕人，會覺得此乃理所當然，而對筆者這樣的“愛樂”麻煩，聽起來似乎有點匪夷所思。其實在日後，我曾跟一些年長朋友聊起這個“聽音樂、包餃子”惹麻煩的故事，他們都嗤笑我：你這算什麽“麻煩”？畢竟是改革開放的年頭，既不傷筋又不動骨的，若是放在早兩年——“文革”中或者“文革”前，你這種邀朋友回家聽西洋音樂的行止，本身就構成“非組織小集團活動”，說不定要坐班房、掉腦袋呢！——郭沫若的一個兒子，就是為這個死的！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