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狂熱：UCLA的“三劍客”、“四大天王”與“五大金剛”

前面的煩惱故事裏，還來不及述說當時“愛樂發燒”的最大煩惱：在20世紀80年代初年，盡管擁有自己的組合音響已經實屬“舉世罕見”，但最稀罕難得的，卻是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而不是限時刻、限條件輾轉借來的LP-33轉立體聲密紋膠木唱片。那時候，要麽是有錢沒地方買，要麽是有地方買卻沒錢。當時各個外文書店非常有限的進口西方古典音樂唱片，完全是天價——記得買一張要100多塊人民幣，普通人兩三個月的工資！我是連一張都買不起，僅有的十幾張原版的“心血珍藏”，都是厚著臉皮千懇萬求，先後托香港親友偷偷“走私”夾帶進來的（唱片那時屬文化宣傳品，根本不許帶過海關）。所以可以想見，任何在唱片上留下的劃痕，都一如劃在我心上的刀痕，創痛滴血，恒久不止。

於是，就可以想象，當我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放洋留學的自費生，在1982年春天“77級”甫一畢業就踏出國門，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名研究生的時候，驟然面對眼前鋪展開來的廣闊無邊的愛樂世界的那種狂喜——大學音樂廳裏那一場場原汁原味的免費或低收費的現場音樂會，西林區(Westwood)那幾家不時拋出各種“出血減價”的唱片店，曲目版本浩如煙海，是怎樣一下子讓我這個癡迷古典音樂的窮學生著魔、瘋狂、迷醉沈溺、寢食不安。“君子固窮”，但用打工、當“住家男傭”和吃隔夜“便當”（台灣話——飯盒）千辛萬苦省下來的錢，每月要泡幾次西林區的“塔兒”(Tower)唱片店淘LP，還是“消費”得起的。除了盯準了特別的大減價日子，我一般是選擇每個周五下午，把一周所有的上課、打工全部打發了以後，優哉遊哉，自己一個人陷身到西林區那三家唱片店裏淘金。反正“東方不亮西方亮”，同一個公司版本的唱片，只要貨比三家，總能找出一家最低的“出血”價位來。那時候，一般每張LP的新貨價是$9.99，也就是10美元，那是我打死也沒花過的價錢——除了一兩張死不降價的音樂劇唱片以外（如“Cats”——貓）；中位正常價是$6.99或$7.99，那就是我們窮學生的“奢侈價”了；我們的基本“目標價”呢，是$4.99；“狂歡價”則是$3.99。除了二手片子或者雜牌貨，$2.99以下的價錢從來沒出現過。雜牌貨我們當時是從來不買的（其實那是聽“版本”的耳朵段數還不夠的原因），於是專錄西洋古典唱片的那幾家大公司的招牌——DG呀，RCA呀，EMI呀，TELARC呀，DECCA呀，等等，我們都盯得死緊，它們的錄音個性、大師和樂團組合甚至價格策略，我們都耳熟能詳。我們愛樂發燒的“版本學”耳朵，其實最早就是從認唱片公司的牌子開始的。

我已經聽見讀者諸君發笑了：怎麽說了半天“愛樂發燒”，沒見你談音樂卻專談價錢和公司招牌呀？其實，這才是“發燒”的本意所在哩！對於愛樂者（還不僅僅是窮學生），所謂淘唱片之樂，永遠是——首先是：“淘價錢”之樂。能以最低的價位，得到最心儀的版本，那才是最可以“牛逼”的賞心樂事。手頭相對寬綽如大教授李歐梵者，那一年聽我說，普林斯頓有一家“全美第二大”的舊唱片店，可以花$0.99就買到一張二手的LP或CD，樂得手舞足蹈的，兩人結伴逃會去狂淘一氣的樣子，至今想來仍覺莞爾。須知，古典音樂世界，基本上已經是固態的：大師就那些大師，曲目就那些曲目，指揮家、演奏家和樂團的類型素質，也大體是眉目清朗的。對於我們這些音樂消費者，區別的只是公司的牌子和價錢。至於“淘版本”之樂——不同版本的演釋之間的微妙差別及趣味異同，除了特殊需要以外，那常常是真正的“發燒”階段過去了以後的事情。從我自己的經驗歷程看，“發燒”階段，是古典音樂的入門初戀，驚喜辨識的階段。到了“淘版本”階段，已經是進入彼此會心欣賞、可以談婚論嫁、洞房花燭夜的蜜月階段了。而現在呢，坐擁曲目甚至版本的金山銀山，音樂反而聽得無欲無求、無章無法，有一搭沒一搭的，則就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老伴老伴，老來做伴的階段了。

言歸正傳，我就是在每個周五下午課後淘唱片的“獨樂樂”時光，發現自己“吾道不孤”的——原來跟我一樣發燒的“老中”大有人在！中國大陸人的異鄉見同鄉，一般是兩部曲：先是彼此戒備、保持距離，冷瞄一眼，便矜持十分地仰臉側走；一旦看對了眼呢，放下身段點頭打個招呼，馬上就一竿子插到底，一下子儼如前世故人，交情急速升溫，恨不得馬上摟肩搭背、掏心掏肺得肝膽相照。這中間可以完全沒有過渡。第一步如果破不了冰，則就永遠形同陌路。一旦化凍，則立見紅霞滿臉，萬紫千紅。我們UCLA“老中”圈子裏幾位在唱片店相遇相交的愛樂發燒友，就是這樣成為深交至今的終生好友；並且，很快就從“哥倆好”變成“三劍客”，又從“四大天王”變成“五大金剛”的。這樣一來，每次周五的淘唱片之旅，就變得浩浩蕩蕩招搖過市，既有團隊觀念還同時滲進了競爭意識，不但要比試發燒的手眼膽識，更要比試耳朵段數，最後則要比試腰包實力了。我們這一夥住廉價學生宿舍的“老中”，那時候都沒有條件在音響器材上玩發燒。真正燒著的，其實是耳朵——在廉價的音響組合上練出來的對樂音質地的耳朵辨識功夫。那時候，同一個曲日版本，只要放上個五分、八分鐘，我們就能很輕易地就聽出究竟是卡拉揚、卡爾？伯姆、尤金？奧曼迪、伯恩斯坦或者小澤征爾指揮的，並且哪怕從來沒有聽過的版本，也大體能從樂隊風格、曲式處理、節奏與力度、弦樂部、管樂部和打擊樂的細微組織變化等方面，大體猜出個譜兒來。我們曾為此作過互相的測試，竟然幾乎是“一說一個準兒”，連我們自己都嘖嘖驚奇。當然，我也發現，這種“聽力段數”的發燒需要有一個“感應場”。一旦燒退了，這種能力就會急驟退化。若幹年後我和其中一兩位發燒“天王”相遇，我們曾重新玩這種“版本辨識”遊戲，發覺時過境遷，大家都已經武功盡廢，功力不再了。這讓我想起，在海南島當知青的年頭，練就的一身只要擡頭看天色，辨落日流霞，馬上就可以準確預測一、兩天內以至一周內氣象天候的本領，其準無比。這些年在水泥森林裏呼吸人工廢氣，離了氣象預報就不知明天該穿什麽衣服，這種“看天吃飯”的本領，早就不知退化到哪裏去了。

我想，從聽音樂的具體感受看，恐怕那是一般愛樂者“發燒”的幾個基本台階——從柴科夫斯基開始進入，然後是貝多芬、莫紮特、舒伯特、勃拉姆斯，再是整個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品——從肖邦、李斯特、舒曼到柏遼茲、德沃夏克、拉赫曼尼諾夫，等等；聽進去了瓦格納以後，才可能進入馬勒；能夠欣賞《春之祭>和《火鳥》，就可以試試進入勳伯格、格什溫了；先聽器樂曲，進而人聲、合唱、藝術歌曲，再到彌撒曲、清唱劇、歌劇；器樂曲則先從交響樂、協奏曲再最後落到室內樂、獨奏音樂。對樂器音色的偏好呢，則從小提琴開始，繼而鋼琴、再到大提琴、木管、銅管，等等。總之，上面所言，大致是跟我同輩的愛樂者共通的“發燒台階”。我們UCLA的愛樂“五大金剛”，就這樣互相攀比互相激勵並互相提攜著，在LP狂熱中，跨過了這幾個台階的。

最早的激光唱片CD盤在美國商店露面，大概是1983、1984年。那時每張至少$15.99的天價，我們窮學生根本不敢問津，同時也對那種似乎毫無雜音卻異常冰冷的聲音，生出一種本能的排拒。所以，我們當時的心思一仍聚焦在LP的發燒上。以LP庫存量計，我這位起初的發燒“老大”很快就退了位，譚琳、薛志雄、陳羽、王光宇四位，要麽早爬了頭，要麽和我不相伯仲。幾年下來，每個人都至少積攢了有兩三千張LP的儲存量。為“王”者如譚琳，無論LP或CD，今天則都有過萬的儲量了。發燒後期的一段時間，用什麽方式編寫我們各自的唱片目錄（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就成了我們UCLA的愛樂發燒“五大金剛”（也叫“五虎將”）們最新研習的功課。

順及，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即意味著“便利化”。雖然我至今堅持認為，平均而論，LP（密紋膠木唱片）的音色，比CD（激光唱片）要來得溫暖、飽滿、層次豐富，所以家中存有的兩三千張LP我至今不願放棄，不時還搗騰出幾張來過過幹癮。但是，CD唱盤的便利，一旦上盤開機就可以“頤養天年”，還是最終嘲笑了我的偏執守舊的耳朵，把我“手工操作”的、仿佛一如日本茶道似的儀式化的LP聽碟習慣，徹底打破了——此乃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