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語境中的“經典異變”

再把話題回到《河城》。

如同我總是用“李明”、“王剛”、“趙勇”一類中國名字稱呼我的美國學生一樣，彼得赫斯勒在他的《河城》中，也是以“約翰”、“大衛”、“麥克”一類英文姓名，來呼喚他的來自四川城鄉的學生們。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彼得赫斯勒描述他身在四川，觀看自己的學生用英語排練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的特殊感受。“Tobe，Ornottobe？”同樣的英語經典台詞，可是坐在遙遠的四川江城邊上的小舞台下，聽著這位中文綽號叫“老大”而英文名字叫“索弟”(Soddy)的中國學生鏗鏘道出，它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忽然發現我看見了另一個哈姆雷特，也讀出了另一篇全新的《哈姆雷特》！”彼得？赫斯勒這樣寫道。甚至，這位擔任主角的來自川北農村的土裏土氣的大個子學生“老大”，平日在課堂上常常因為古怪的英文發音引起哄堂大笑。他一直不理解：為什麽同學們對“老大”常常帶著一種特別的尊重，更不理解為什麽大家要推舉他來表演這麽吃重的“哈姆雷特”的角色？但通過整個排練、演出的過程，在漢語、英語——舞台、現實中自由進出的角色轉換之中，彼得忽然理解了這個學生全新的一面，同時理解了這個學生的故事背後的那些文化背景和社會情境，從而，也對《哈姆雷特》這一西方經典，增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認識。

我則有一個不同版本的經典閱讀故事。

我曾在短文《濕眼讀杜詩》中提及：我獨立指導過的一位英文名字叫“戴爾”（Dale）而中文名字叫“韋德強”的博士後學生。這位東亞音樂史的博士跟我讀了一個學期的杜甫，每每在他沈浸其間，並屢屢因讀杜詩讀出盈眶淚水的時候，會讓我忽然一震：我從戴爾的誦讀中，讀出了一個全新的杜甫來！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那天，聽完我對這首千古名律的起句的解釋，我讓他體味著意境和音韻，高聲背誦全詩。他忽然激動地對我說：“這是貝多芬的起句方式！你看，這個‘花近高樓……萬方多難’的起句，完全就像《命運交響曲》的開頭樂章一樣！”我們真的為此重聽了一遍貝多芬的《命運》首節樂章，找到東方“詩聖”和這位西方“樂聖”之間，一種全新的精神聯系。

下一周回來，他用兩種漢語（普通話和粵語）為我背誦這首《登樓》，“……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日，日暮聊為《梁甫吟》……”戴爾的聲調變得憂傷起來。他告訴我：杜甫詩歌裏對國家和社會的憂慮，很吻合他自己在美國大選之年的心情——他覺得國家現在整個走錯了方向，伊拉克戰爭打得讓全國絕望，他最近一有空就去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裏助選做義工，選舉的結果，卻讓他感到一種杜甫式的報國無門的失落與悲哀——那是2004年的美國故事。耶魯博士後戴爾的情感，卻與712-770年的東方唐代川蜀劍南節度府工部員外郎杜子美的“家國情懷”一脈相通——杜詩中的“後主還祠日”以至“《梁甫吟》”，都忽然生出全新的意義了！

下一回，放響著中國古曲，我和戴爾一起誦讀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覆何夕，共此燈燭光……”讀到結篇的“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我們——一個中國老師和一個美國學生，忽然濕眼相對了！我曾在上述短文中如此寫過：“隔著千山千水千年千歲，杜甫在鞭打我們……”感於衷而慟於外，杜詩中這種“鞭打”的力度，就是我以往讀《杜子美集》時，從未如此深刻地體味過的。

在雙語和跨語境狀態下，人性面貌、文化理解、觀照視角造成的歧異經驗，使得東、西方經典，都出現各種新讀、新解的異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