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信有用嗎？

我想，在100年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天大約要寫6封信，盡管數目可能會在此有所浮動。現在，大主教的信件需要一個專職秘書來負責，每天大約要處理40~50封信，常年都是這樣。通信的便利有利有弊。正如我父親曾說的：“按時回信是我們必須要遵循的一個‘法則’，這是以上帝的名義進行的。”結果，人與人之間信件的往來如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加諸人們的流動性越來越強，會進行更多的拜訪，更頻繁地看見彼此。所以，過往那種休閑的寫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不見了。讀者諸君可從當代的自傳窺見一斑。往來的信件越來越趨於商業化，功用更加明晰。在那個書信往來成本高昂的時代，人與人相互間的書信往來不多，信件一般都是思想或是見聞的友好交流，內容涵蓋很多現在人們所談及的事情。當巴爾斯頓博士擔任伊頓校長的時候，曾對那些想要請假回家的學生說，要想得到批準就必須要寫一封信或是親自說明，他補充道：“電報太快了。”追求速度，已儼然成為了這個時代最為顯著的特征。要是某人閱讀諸如斯坦利所寫的《阿諾德的一生》，就會發現斯坦利與阿諾德一樣，都是一個大忙人，手頭有學校的工作，有一大堆書要去讀，還要想辦法在閑暇時間回覆比現在一個公眾人物收到更多的信件。當然，也會有一些休閑之人在一個寂靜的角落裏，體味著語言表達的樂趣，以古式幽默與娛樂手法去回信，充溢著文學的興味。但當人們閱讀諸如蘭姆、拜倫、菲茨傑拉德或是羅斯金等人的信件，就會深深感覺到，往時信箋中散發出的藝術美感早已被當代的繁忙的生活所扼殺了。逝去的不止語言的品位，更不見了那種為了出版而小心斟酌的念頭。現在，很少還會有人如J•A•西蒙德斯那樣，在寫一封意味深長的信件時，將信件的每個字都覆制到筆記本上，然後細細擴充，註意字裏行間的語調！毋庸置疑，對一個忙人而言，寫信的確是一件很煩的事情。一位很有威望的教會權貴收到的信件實在太多了。所以每當他乘船旅行的時候，都會捎上一部分信件。有時候存放信件的旅行皮箱會丟失，有些人言語間懷疑他是故意的。有人曾說目睹過他雙手扶著汽船的護欄，將信件扔進大海。之後，報紙上登出一則通告，聲稱此人不幸丟掉了那個裝載信件的包，要是那些還沒有收到回覆的人們能夠與他再度聯系的話，他將非常樂意。此人的臉上會掛著幽默的笑容，說：“到那時，很多丟失的信件都會自然得到回答。”

關於寫信與回信，我有自己的一點兒見解。不知怎的，我時常有很多信件需要回覆。我與三四家機構有聯系，彼此間存在著不少工作上的聯系。我還會收到來自親人、朋友、教過的學生等寄過來的很多信件。最後還有一點，我還有一大信源——數量多少我也是可以統計的——幾乎都是來自不同地方的讀者寄來的，內容都是探討我所寫的書。所以，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寫信上，想要擠出一些時間去休閑自在地寫一封信，對我而言是極為奢侈的。我並非厭惡寫信，事實恰好與此相反。但是，每天都看著一大堆的信件，內心茫然，根本沒時間靜下心去回覆。我本人深信一點：有信必回，而且還要做到有禮有節。也許，這句話說的過於高尚了。倘若某位陌生人在酒店或在鐵路站上很有禮貌地跟我說話，或是他們只是遞給我一封信，轉身就走，不予回應，我都將一視同仁。陌生人寄來的信件總是充滿著很有趣的、善意與美好的內容，有時極為感人乃至悲情。一些作家告訴我他們經歷的有趣的事情，通常讓我對生活與人生的思索敞開另一扇充滿驚喜的大門。抑或他們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希望得到合理的解釋。有時，我會收到一些充滿爭議與嚴厲批評的信件，偶爾也還會有很無禮粗野的信件，雖然寄信者都是從善意的動機出發的。還有一些讀者也很有趣，不少寄信者要求送一些書的覆印本。作家不會為了一件外套或是一雙靴子而去找裁縫或是鞋匠吧，因為你只是碰巧喜歡他們所做商品的風格與表面印象而已。我感覺很多人想當然以為，作者就能免費擁有不少自己所寫的書，樂見作者手中的書“流通”一下！也會有很多懇求的信件。現在我一般都會狠下心，不再回覆這些信件了。原因很簡單：當我深入探究這些事實，發現信件中所說的很多內容並不屬實，很多事實都被掩蓋起來了。而很多時候，從事文字的作者們都是憑著一個個碼下的字來賺錢的，收入微薄。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曾秉持一點，即所有的信件都應根據來信的長度給予回覆，而且每行字都應與來信相對應。對此，我不敢茍同。任何人都不應為此執行起來的困難而迷惑。很多長信只需短回答，反之亦然。但我實際上幾乎是有問必答，雖然我覺得自己沒有這樣做的權利。但我只是出於一種簡單的禮節而已。倘若這占據很多時間，也大可不必。

但以上這些情況造成的結果是，原本最想寫給朋友們悠閑自如的信件，卻都一一被堆在角落裏了。有時，我不得不請一位速記員，口授回信內容。而若是信件的內容純屬個人性質的話，我會很仔細地事先不寫名字，讓人分辨不出收信人，待信件完成之後，再補充完整。就信件而言，我個人沒有任何隱私感可言。就個人來說，我不介意別人閱讀我收到或是所回覆的任何信件。

我以為，評價一封好信的標準是簡單的。若是收信人在看信時，仿佛覺得是在聆聽對方在說話一般，那麽這就是一封好信。當然，一封好信也還有很多其他好的原因，因為寫信的筆總不比大腦轉得快。但若是一封信能讓人感覺寫信者的品格，這就是最重要的標準之一。有些人心智很活躍，言語很辛辣，但卻寫出很沒趣的信件，反之亦然。我所讀過的最為有趣的信件出自一位年老的蘇格蘭法警之手。他時常將最為有趣的幽默點鑲嵌在他所寫的任何事情之中。但在談話的時候，他卻顯得很靦腆與拘謹。也有一些人擅長以最為簡潔的語言抓住最為顯著的特點。

我覺得，一般人在寫信的時候字跡都能夠辨認的清楚，雖然過往那種優雅的書寫方式已經不多見了。但最讓人迷惑不解的，是很多正文內容書寫清晰的人在寫地址的時候，就開始變得潦草。而在簽名的時候更是潦草糊塗的像一個難以破譯的象形文字。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信封上一筆一畫地有樣學樣。有時，我甚至希望將這個簽名剪下來，然後直接粘在信封上，但這樣做似乎很沒禮貌。曾有某君擔任一個重要機構的秘書。我從未見過兩個人能對其簽名做出相類似的解釋，更讓人驚訝的是，所有“破譯者”都遠未接近正確的答案。還有就是，有一次我收到一位陌生女人的來信。她在信封上的簽名只有教名與姓氏，信件中沒有任何信息得知她結婚與否，但是她們卻時常回信埋怨我未能正確地稱呼她們。有人告訴我，以後遇到這些情況，最好的辦法就是在稱謂前面加上“Mrs”，而不要用“Miss”。

我認識一些從來不回覆陌生人來信的作家。在我看來，這是很不人道的。對於一個描寫人性的作家而言，還有什麽比得知來自遠方的讀者對自己的作品產生興趣，從中獲得樂趣或是感動更讓人心滿意足的呢？我覺得，當我內心被某本書深深觸動，覺得有必要寫封信給著者，無論是熟知或是素昧平生的，以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我幾乎總能收到友善的回覆。在這個充滿迷惑與神秘的世界裏，不少的角落仍堆滿黑暗與悲傷的陰翳。在我看來，不以微笑回應微笑，不以善言回應善言，不去握住那伸出的友善之手，而只是將雙手默默地放在後背上，這是內心難以忍受的煎熬。將陌生人的來信視為侵擾或認為是無禮的做法，在我看來就好比一個遭遇海難的人不肯接受另一個乘客拋過來的救生圈，只是因為他們彼此還不認識。當然，若是某個作家認為回覆難以盡數的無聊信件而影響工作的話，他完全可以不予理會。因為，他會覺得這樣更有助於專心寫作，可影響更多的人，他對追問者的回答都註入所寫的書籍了。要是我深受這樣的困擾，那麽我必定會印刷出很多份聲明回覆給讀者，倘若這不太耗費的話。

但我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是不大可能在情感流露方面上“出錯”的。要是收到一位陌生人的來信，那麽來信者必然是出於一個很認真的目的，絕不會純粹是出於表達自身情感的。我曾記得一位很有名望的作家時常對那些想要索要他簽名的讀者感到厭煩。我猶記與一位著名公眾人物共處的情形。晚餐過後，他的秘書進來了，臉上掛著微笑，說簽名已經派發完了，拿出一大包半開的紙張。他臉上露出了疲憊的笑容，連聲抱歉，拿出尖頭自來水筆，一遍遍地簽下自己的名字。他對我說：“你看到簽名都在每張紙的最上面，那麽什麽字都不能寫在這個名字上面了，只有當人們貼著郵票，回信給我的時候才能用到。”我必須坦誠一點，他這樣的做法讓我迷惑不解。在我看來，這似乎將人們的尊敬降格為最原始的形式，跌落到最不起眼的覆制品而已。

對於寫信/回信這些事，我的感覺是，人們本能地以為這很重要，花費也很昂貴，但這其實遠遠超出了其原先的範疇。很多人幾乎從不給老朋友或兄弟寫信，因為他們覺得要是寫信的話，那必須要寫的很長。但這是一種很錯誤的看法。正是因為這種懶惰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沈默無言，很多友好的紐帶漸漸被打斷了。真正關鍵的是信件內容本身，而不是其長度或是文學價值。一想到一年當中只需往來三四封信件，即便內容是寥寥幾筆，也能維系很多友情的時候，但卻因不去滋養而使友情逐漸枯萎，的確讓人深感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