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是“湯湯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舜爺(2)(3)的百姓,倒並不都擠在露出水面的山頂上,有的捆在樹頂,有的坐著木排,有些木排上還搭有小小的板棚,從岸上看起來,很富於詩趣。

遠地裏的消息,是從木排上傳過來的。大家終於知道鯀大人因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麽效驗也沒有,上頭龍心震怒,把他充軍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兒子文命少爺,(4)乳名叫作阿禹。(5)災荒得久了,大學早已解散,連幼稚園也沒有地方開,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6),還聚集著許多學者,他們的食糧,是都從奇肱國(7)用飛車運來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夠研究學問。然而他們裏面,大抵是反對禹的,或者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個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發響,愈響愈厲害,飛車看得清楚了,車上插一張旗,畫著一個黃圓圈在發毫光。離地五尺,就掛下幾只籃子來,別人可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麽,只聽得上下在講話:

“古貌林!”(8)“古魯幾哩……”

“O.K!”(10)飛車向奇肱國疾飛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聲,學者們也靜悄悄,這是大家在吃飯。獨有山周圍的水波,撞著石頭,不住的澎湃的在發響。午覺醒來,精神百倍,於是學說也就壓倒了濤聲了。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我曾經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作‘遺傳’。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

“不過您要想想咱們的太上皇(11),”別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道。

“O.K!”

“O.K!”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

“不過鯀卻的確是有的,七年以前,我還親眼看見他到昆侖山腳下去賞梅花的。”

於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漿,調了炭粉,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葉,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給一貝殼鮮水苔。

“那麽,他的名字弄錯了,他大概不叫‘鯀’,他的名字應該叫‘人’!至於禹,那可一定是一條蟲,我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他的烏有,叫大家來公評……”

橫豎到處都是水,獵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種,只要還活著,所有的是閑工夫,來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樹下挨擠了三天,到處都發出嘆息的聲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勞。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個鄉下人終於說話了,這時那學者正在吃炒面。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連忙咽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面,鼻子紅到發紫,吆喝道。

(18)“伏羲朝小品文學家”的這段話,是對當時林語堂一派人提倡的所謂“語錄體”小品文的模擬;林語堂主張的所謂“語錄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文言中不避俚語,白話中多放之乎”(見《論語》第三十期《答周劭論語錄體寫法》),基本上還是文言。這是一種變相的復古主義。其次,這段話中的“見一少年,口銜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霧”,是影射林語堂醜化進步青年的讕言(林語堂在他的《遊杭再記》中有“見有二青年,口裏含一枝蘇俄香煙,手裏夾一本什麽斯基的譯本”這樣的話)。蚩尤是傳說中我國九黎族的首領,相傳他和黃帝作戰時,施放大霧,後為黃帝所擒殺;由於民族偏見,舊日史書把他描寫成非常兇惡的怪物。因此,蚩尤的名字也常被過去統治階級用來形容他們所認為的“兇惡的人”。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吳佩孚為了“討赤”,曾經異想天開地拿蚩尤來比擬“赤化”,胡說:“草昧初開,部落時代,蚩尤肆虐,彼時無所謂法制,無所謂倫紀,殆與赤化無異”(見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北京《晨報》)。他還說,查得蚩尤是“赤化”的始祖,因“蚩”和“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尤”雲雲。參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及其有關註。

“我就從來沒有過家譜……”

“不不,那可應該查家譜……”

“不過這這也用不著家譜,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鳥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先前,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那些信我都帶在這裏……”

然而“禹”究竟是一條蟲,還是一個人呢,卻仍然是一個大疑問。

“先生,”鄉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答道,“您是學者,總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別人也要肚子餓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卻和聰明人的一樣:也要餓。真是對不起得很,我要撈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後,我再來投案罷。”於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網兜,撈著水草,泛泛的遠開去了。看客也漸漸的走散,鳥頭先生就紅著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

(29)莎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戲劇家、詩人,著有劇本《仲夏夜之夢》、《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種。現代評論派陳西瀅、徐誌摩等經常標榜只有他們懂得莎士比亞,如陳西瀅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聽琴》中說:“不愛莎士比亞你就是傻子。”徐誌摩在同月二十六日《晨報副刊》發表的《漢姆雷德與留學生》中說,“去過大英國”的留學生才能“講他的莎士比亞”,別人“不配插嘴”。稍後的“第三種人”杜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文藝風景》創刊號發表《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眾》一文,也借評莎士比亞來誣蔑人民群眾“沒有理性”,“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等等。本篇中這個大員從“愚民”忽然拉扯到莎士比亞,是作者對陳、杜這類人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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