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部。貴州、重慶、湖南交界處，一個叫“松桃”的縣城。沈從文所描述的“邊城”上遊幾十公里。

在“改革開放”這一激進的現代化運動已經讓中國天翻地復的時候，直到2004年，這個縣的縣域社會都還籠罩在古老神秘的民族風情和現代化前夜的紊亂之中。

作為曾被媒體稱為“全國兩大黑槍基地”之一（另一是青海化隆），“松桃”這個名字讓媒體、警察、槍販印象深刻。其治安的惡劣遠近聞名。而公安部2003年1月22日發布的“五條禁令”，也來源於此地一警察喝酒後對同事及老婆的槍殺。

縣域社會結構的亂局使這個縣恍如一個在現代化的高速列車中被拋下車廂的醉漢。但在此後，沒有人料到，僅僅8年時間，到2012年初，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陣痛之後，它會猛然轉身。往昔的一切再也無法辨認。

2011年11月24日，在貴陽一家公司工作的田如昌回到松桃。下車的時候，他感覺自己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距離上次回家僅僅五年，就像徹底抽空了他的歷史。

一個漂亮程度令貴州震驚的新縣城像變魔術一樣變了出來。似乎是一夜之間，“發展”成為這個縣域社會最為蝕骨的渴望。8年時間，它近乎濃縮了中國一百多年的漫長歷程，並把自己納入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政治社會經濟結構嬗變的既定軌道，重演、孕育已經發生，或可能會發生的一切。

在田如昌的身後，一個進縣城趕場的苗族老人臉上失去了過去保持的安詳，顯出那個年紀已不應有的驚惶迷茫。他們感覺到了“現代化”對這個縣域社會從社會結構、思想觀念到生活方式、精神認同不可阻擋的解構和祛魅。在房地產、工業園、高汙染工廠、拆遷、城管、計劃生育的吆喝聲中，新的痛點不斷地得到制造，而邏輯上的爆炸點，可能正在不遠的地方等待。

這個擁有飛機場、火車站、汽車站、碼頭這一“立體交通”的縣域，越來越像中國的一個斑記。

紊亂的“現代化”前夜

在田如昌迷失在縣城里的三天前，2011年11月21日，40歲的龍成金起得很早，7：20左右，他行走在從家通往自己所打工的工廠的山路上，這段路程要半個小時。和他同一個寨子在相鄰另一家錳粉加工廠打工的龍如雲，則在稍晚一些時候，騎著摩托車從公路上出發。

無一例外，這兩家位於縣城邊緣世昌鄉的錳粉加工廠，征用了他們的土地。相應地，他們進了工廠，在下苦力並忍受噪音和粉塵一個月之後，能夠掙到一千多元。

“世昌鄉”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命名。它來源於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英雄龍世昌的名字，其母曾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而據考證、解密，在電影《上甘嶺》中炸碉堡的“黃繼光”，其原型並非黃繼光本人，而是龍世昌。

從龍成金行走的那座山往東不到三十公里，就是湖南鳳凰的邊界。它們一起構成了縱貫湖南、貴州、重慶、湖北的武陵山脈的中心偏西地帶。而武陵山脈，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正是一個充溢著“匪氣”的地方。日本人當年進入湘西密林，透過“邊城”遙望重慶時，腳步嘎然而止。解放軍在這片區域里追剿土匪時，也吃過太多的苦頭。

二十年前，還很年輕的時候，龍如雲做夢都不會想到他會以在工廠里幹苦力養家的方式度過以後的人生。那個時候，他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有事沒事背著一把火藥槍閑逛，間或和人打架鬥毆。在20世紀80年代非常流行的群體性械鬥，引火者正是那些無所事事，背槍或提刀的青年。

當年這些背槍提刀的青年並非黑社會成員。事實上，他們代表了湘西、黔東交界地帶一種古老的傳統，屬於每一個寨子都擁有的粗陋防禦體系的一部分。這種防禦體系不帶組織色彩，無任何政治訴求，但在某一家有事時，通過歷史上為生存聚寨而居所具有的倫理約束，往往一呼百應。

這一防禦體系抽象地針對所有企圖侵害寨子生命財產安全的外部力量，自然也包括針對那些以計劃生育名義到寨子牽牛拆屋的官僚機構成員。由於每一個官僚機構成員都不可能不以原子化的形式存在，寨子的防禦體系，對於基層政權的濫權具有一定的約束功能。

從1978年到1992年那段時間，對應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階段，在“國家—社會”的二元結構中，寨子防禦體系起到了防止結構斷裂，一方力量強大到可以隨時按自己意志和利益主宰另一方的作用。

事實上，在1992年前，松桃的縣域社會仍處於前現代化的蒙昧之中。雖然普遍性地貧窮，但農民在日常勞作之余，尤其是婚喪嫁娶和各種節日，通過進入一個記載著民族傳統的古老儀式，對生活進行了魅化。而國家權力對整個社會的控制保留了象征性控制的特征，官僚機構成員與農民的生活相對隔離，遠沒達到像在別的地方那樣動輒侵害農民利益的誇張地步。

這種“國家—社會”結構相對分離，自成一統的情況，使縣城所代表的微弱“現代化”意識形態並不具備對農村進行“文化殖民”的能力，無力形成一個由權力、金錢等支撐的價值觀念上的等級秩序。就主要功能而言，縣城無非是一個可以讓農民進行市場交易、聯系感情，以及男女青年們談戀愛的公共空間。在這背後，人們與傳統，與可以消除焦慮的生活方式同在。

但1992年“打工潮”興起後，“現代化”的邏輯終於降臨到這個一直被中國發展遺忘的縣域。大量青壯年出去打工使寨子防禦體系頹然解體。而基層政權的利益意識長期冬眠後突然被喚醒。原本平衡的“國家—社會”結構開始傾斜。

這產生了一系列紊亂。伴隨著整個縣域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躁動、無序和瘋狂。焦慮、對金錢的渴望使隱藏在深山里的“黑槍”工業突然冒出中國社會的表層。一些殘存的寒子防禦體系，也開始異化為黑惡力量。從1992年到2004年，“黑槍”的“松桃制造”品牌效應，以及治安的嚴峻，使這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的神秘區域，成為中國南方各省公安機關，以及公安部關註的焦點。

而在12年的時間里，縣城沒多少變化，仍是幾條主要街道，雜亂無章，每逢趕場天擁擠不堪，間或有偷盜、鬥毆、搶劫。到2004年的時候，整個縣城面積才2.34平方公里，人口48000人。外面的世界一日千里時，時間在松桃是停滯的，並且，在混亂之中，看不到未來。

但一個人的出現，終結了這一切。

強勢政府的誕生

這個人就是和龍成金、龍如雲同是世昌鄉人的L。在2008年的甕安事件中，他受命赴甕安收拾殘局，重整亂糟糟的社會經濟秩序，已為全國所矚目。

而在2004年，他受命返回家鄉當縣委書記，整頓令貴州省、公安部都感到頭痛的治安問題時，還未被貴州省之外的媒體所註意。與之相比，在那個時候，仇和等具備一定“威權主義”治理能力的官員正頻頻引發爭論。

今天已經清楚，近二十年來，威權主義被召喚出來幾乎是必然的。改革對既往社會結構的解構，和在確立一個以權力、資本為中心的利益結構時，所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必須得到權力的絕對控制。但在把政治認同的寶押到了“經濟發展”上時，這一權力同時應具有發展經濟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結構也在轉型。而它最需要的官員，正是那些能夠震懾住下層官僚、在維穩上有一套、能夠讓一個地方經濟起飛的鐵腕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