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就是如此。他要終結家鄉深陷未發展困局的紊亂狀態，激進地、有秩序地把它帶入現代化的軌道。雖然時間已經過了8年，但L當年的施政思路，仍然被松桃縣官員奉為一條金科玉律。這條思路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不知重復了多少次，變成了一種雖然政治正確但早已是陳詞濫調的“發展”。

招商引資局一位副局長的論證非常形象化：在這個民風彪悍的地方，打架鬥毆的根源就是貧窮，一幫精力旺盛的人整天無所事事，肯定要出事。“如果大家都有機會掙錢，忙於掙錢，哪個還去幹那些好勇鬥狠的傻事？”

僅僅一個“發展”遠未讓L成為一個在他走後，仍然保持巨大影響和認同的權威。誰都清楚“發展”是一條出路，但對於一個紊亂的區域來說，問題不在這里，而在於如何掃清“發展”的巨大阻礙。

在L之前，所有主政者的偉大抱負無一例外地失敗，民間社會存在強大的力量，可以阻擋弱勢政府的推土機，而嚴峻的治安局面更讓外來投資者望而卻步。堅固的縣域社會所具有的保守性，其力量超越了任何一個當權者的權力。

L的不同之處在於以鐵腕的手段“發展”。從2004年開始，到2007年他離開，歸納起來，走的就是看起來並不出奇的兩步：“打黑除惡”——然後，招商引資建工廠，修路修橋修房子。

到現在，很多居民對L第一次給他們帶來的震懾仍然記憶猶新。在縣城周邊有一個寨子，20世紀80年代，即是群體性械鬥的主力軍，進入21世紀後，變身為黑惡力量。警察屢有打擊，但始終沒有辦法。L到任後，驅動警力進村，他們的好日子終於到頭了。

“打黑除惡”使警察力量對民間社會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懾能力。在L背後政治資源的支撐下，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在松桃設置縣級治理架構以來兩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里第一次誕生。相應地，傳統的“國家—社會”保持微妙平衡的結構成為再也無法喚回的過去。

2005年以後，政府不僅知道自己要做和想做什麽，而且可以大膽地去做，無論是重塑社會經濟結構，發展經濟，還是濫權擾民。在2005年到2008年這幾年時間里，很多以前聞所未聞，甚至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世昌鄉接連出現。比如，鄉政府的聯防隊員竟然可以到公路上隨便攔車罰款，計劃生育人員深入寨子，可以把一個根本還沒結婚的人抓去，然後索取贖金。

相應地，民眾也清楚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他們被還原成一堆為生存而掙紮，為金錢而焦慮的社會原子。在和政府的關系中，他們徹底變成了羊。

一個權力絕對主宰的秩序像福音一樣降臨。接下來，是在這塊屬於中國的“錳三角”（指錳礦儲量豐富的湖南花垣、貴州松桃、重慶秀山交界地區）的地方，由政府、企業唱主角的城市化、工業化敘事。

這種敘事，通過和既往歷史的決裂，已經沒有了它的特色，而是典型的“中國敘事”。手段如出一轍——舊縣城推倒重來，在河另一邊的縣城新區閃亮登場。十幾家包括央企在內的錳業公司、水泥公司突然出現。幾個大的工業園區正在規劃，開工。8年時間，GDP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長。2011年，全縣城鎮化率達到31.65%。

這樣一幅圖畫，已經不屬於那位進縣城趕場的苗族老人。事實上，雖然還有“趕場”這樣一個概念，但當初“趕場”所意味著的一切，已經無法尋覓。在時尚男女和裝修一新的樓房面前，他唯一能讓人想到的就是土氣。

他似乎想找個人說話，但一眼望過去，又失望地把目光收回。他的神色，讓人感到憂傷。

通向未來的風險

對於35歲的麻樹青來說，憂傷離他很遠。

折磨他的是這件事：從哪兒找出一筆錢來在縣城買房。在他眼中，不僅那些出去打工、比他年輕得多的“農二代”在心理上已經無法退回農村，他自己也不能。

縣域的“現代化”焦慮恍惚之間把人們分隔成了幾代不同的人：老人懷舊，中年人焦慮，年輕人迷茫。

流向沈從文筆下“邊城”的那條河，其兩邊新老城區那些價格超過每平方米3200元的房子自然是麻樹青不敢奢望的。在世昌鄉那家錳粉加工廠里做機修工，他一個月能夠掙到的只有將近1300元。加上他妻子在縣城一家超市里做營業員，每個月差不多1000元，所有的收入不吃不喝，每個月還不夠買一平方米。

同樣是在2011年11月24日這天，來自重慶的房地產商人W，來到了縣委縣政府大樓找一位主要領導。在秘書室里坐等了很久，快到中午時，他起身離開。距離縣委縣政府大概四公里以外通往重慶、“邊城”的老縣城邊緣一個小區，正是他開發的樓盤。盡管這個樓盤的價格只在每平方米2500元到3000元之間，但仍然無法讓麻樹青寄托他買房的夢想。

W很清楚，買房的人，大多數是縣城公務員、鄉鎮幹部、外來炒房者。房地產的繁榮，其實只是權力和資本的遊戲，和“城市化”進程中的進城農民無關。像“經濟發展”一樣，這個縣城重復著中國房地產泡沫的復雜故事。

鄉鎮幹部能夠買得起房，龍成金不用想都知道。

而麻樹青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實現夢想或發泄憤怒，他並不了解這個危險遊戲，會不會有崩盤而玩不下去的那一天。

從縣委縣政府大樓往南三公里一個風景如畫、土地肥沃，已經快要被縣城擴張的腳步吞沒的一個村子，村民們也在等待。在2011年3月，縣政府派出強大的工作組來和他們談，準備征用土地、拆遷房子為規劃中的輕工業園修建寬闊的工業大道，但每畝地只補償2.9萬元。這一價錢遭到村民拒絕，並作好對付強制拆遷的準備。

時間拖到2011年11月的時候，縣政府一位官員透露，開發商給的錢，遠不足以補償政府在征地拆遷、平整場地等付出的成本，但是，招商引資、建工業園，恰恰是政府工作的重心。2011年10月25日，在一次黨代會的報告中，主政者提出了今後五年年均生產總值增長19%以上的宏偉目標。

就是說，強拆，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動手”，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龍成金對於政府人員的“動手”已經見過幾次，尤其是計劃生育工作隊的“鬼子進村”。老實的他，和被掙錢養家的想法驅動的其它男人保持了沈默。一個被瓦解的共同體，其四處離散的原子，在權力的切割下，有如一粒粒渺小的塵埃。

12年的“現代化”前夜，8年的激進“現代化”歷程，一個新的縣域社會結構，正是靠把原本存在的一個個共同體解構而形成。

反過來，新治理秩序的成功，由這個秩序所維護而以權力、資本為中心的利益結構，正是建立在把民眾看成權力控制的客體，和他們應該按照現實的生存邏輯而思考、行動這一預設已經成功實現的基礎上。按照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希·弗洛姆的說法，正如資本主義需要一幫在資本家面前具有忍耐、服從、努力工作特點的人一樣，這就是一個社會的統治力量執意要培養的“社會性格”。

這意味著，除非是四處彌漫著憤怒或絕望，並且恰好有一個刺激，否則難以把已被權力和“發展”意識形態控制心靈的一堆社會原子整合成一股不可控制地爆發的力量。

2011年11月24日這天，田如昌在縣城街頭看到這一幕：幾個城管在他面前，沒收了一個據說不聽勸告女孩的一沓廣告單。女孩委屈得哭了。

談不上是“暴力執法”。其他人也沒有圍觀。

（出於可理解原因，文中部分人物隱去真實姓名）

《南風窗》2012年第2期（愛思想網站2012-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