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9月份於太原召開的“全國首屆《西遊記》文化討論會”上，吳承恩是否擁有《西遊記》著作權的問題在沈寂了數年之後再一次被提出。由於這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李安綱先生在近年的學術活動中多次表述了“《西遊記》寫的是金丹大道，吳承恩不懂煉丹術，因而不可能寫出這麼一部奇書”的觀點，加之會議期間面世的山西古籍版《西遊記》（李安綱評注）采用了“原著無名氏”的提法，因而這一議題在會議的討論中顯得尤其引人注目。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想應先將《西遊記》作者應具備的基本條件作如下界定：

1.鑒於現在已能見到刻成於萬歷二十年的世德堂本《西遊記》，應斷定該書成書不應晚於這一年；而從其回目標題的對仗形式看，上限則不應早於嘉靖初年[①]，也就是說，其作者生活的年代應在此期間。

2.根據《西遊記》中大量方言詞和入聲的廣泛使用來看，作者應操下江官話。這里入聲是一個重要標志。

3.從《西遊記》基本行文風格看，作者應是知識博雜、性情詼諧的讀書人，還應有點心高氣傲、郁塞不平的情緒，其身份不會太尊貴，但文筆應可觀。

以上三條界定絲毫沒有偏袒吳承恩的意思，應該會被廣泛認同。在這個基礎上，下面我們逐一討論有關問題。

一、關於《西遊記》作者討論的回顧

《西遊記》問世之初，未題撰人，由於元代道士長春真人邱處機亦有一本《西遊記》（實為其弟子李志常記述邱處機西行大漠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所以大約自《輟耕錄》始，《西遊記》便被誤植於邱處機名下。有清一代，翻刻、評點《西遊記》者大抵與道教有關，這一說遂一地沿襲下來。

清中葉起，有學人開始懷疑《西遊記》為明人所作，如紀昀。他認定書中不少官制為明代始有，邱處機撰書說實不可信。錢大昕還專門從道藏中抄出《長春真人西遊記》，以證傳說之謬。淮安籍學人阮葵生則據明代《淮安府志•淮賢文目》所載，明確認定作者乃是明代嘉靖至萬歷年間的淮安人吳承恩，其後同為淮安籍的學人丁晏又再次重申。至晚清，在學人的著述中，吳承恩作《西遊記》基本是已成定論。只是由於刻書者的關系，在各種坊本上仍可見到邱處機的名字。

本世紀20年代，魯迅根據前輩學人的記載和有關文獻，第一次在現代意義上的小說研究《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了《西遊記》作者為淮安人吳承恩的觀點；同時，胡適、董作賓及稍後的鄭振鐸、趙景深等人也開始了對吳承恩的研究，趙景深還於1936年首次撰成《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年譜》。至此，原本在清代學人筆下尚且模糊的吳承恩的輪廓逐漸被勾勒出來。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仍在吳承恩其人其事，大約是因為資料的積累還不足以支撐更多的擴展。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修業先生從故宮館藏中抄出了《射陽先生存稿》，這份珍貴的資料50年代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名為《吳承恩詩文集》，這為後來的吳承恩與《西遊記》的研究留下了極重要的伏筆。

80年代初，吳承恩研究有了明顯的飛躍。蘇興先生的《吳承恩年譜》、《吳承恩小傳》相繼出版，加之發現了很多有關吳承恩的重要資料，終於促成1982吳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時首屆全國西遊記學術討論的召開。這一階段的研究，不僅使得吳承恩的形象被描繪得更為清楚，而且吳承恩與《西遊記》的關系開始占據重要位置，諸如吳承恩何時何地寫成《西遊記》，吳承恩身世、經歷以及性格、思想與《西遊記》的關系，《西遊記》題材來源與地域文化氛圍等重要問題都有了初步成果。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者對資料越來越精細的剖析，作為吳承恩與《西遊記》之間聯系橋梁的一些重要資料，尚有一定模糊性的缺陷開始暴露出來。1983年，章培恒先生撰文提出懷疑，認為明清史料著錄的吳承恩的《西遊記》，並不能指實為是一本通俗小說，而很可能屬於地理遊記，寫定通俗小說亦即百回本《西遊記》的也許另有其人。這一說雖然出現在章先生的筆下，但卻代表了一批研究者郁結在心中的疑慮，所以一經提出，即刻便引起廣泛關注；其後，有楊秉祺先生的附議，也有蘇興、謝巍等先生的反詰，爭論陸續延續到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言是”與“言否”兩種鮮明的觀點[②]。從太原會議的討論來看懷疑仍應屬於這次爭論的延續，所不同的只是增加了李安綱先生提出的一些理由。

二、對言否理由的答復

懷疑吳承恩作者地位的理由，總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條。

1.與吳承恩直接接觸過的同時代人或稍晚的李維楨、吳國榮、陳文燭、丘度等人對吳承恩的詩文均有評論，但均未提及《西遊記》。

2.最原始的資料《天啟淮安府志》在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時，並未注明這里《西遊記》是一本什麼性質的著述，而清妝黃虞稷則在《千頃堂書目》中將“吳承恩，《西遊記》”納入“輿地類”，表明吳承恩的《西遊記》很可能與小說《西遊記》不是同一回事。

3.舊例方志一般不錄通俗小說，這也間接說明吳承恩的《西遊記》可能不是通俗小說：《天啟淮安府志》雖然說吳承恩“所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但將小說稱為“雜記”，也少見。

4.雖然阮葵生、丁晏均說書中多淮上鄉音，但缺少舉證，因而還不能認定《西遊記》就屬淮上鄉音，吳承恩寫《西遊記》一說也就是不堅實的。

我們首先回答為什麼吳承恩時代人沒有提到《西遊記》。這並不像有些文章中所說系傳統觀念使然，至少不僅僅是。很可能陳文燭、李維楨，包括丘度、吳國榮等人均未見過《西遊記》，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吳承恩也許早有寫作動機，真正動筆完成卻是在荊府任職期間（下文半詳細論證），而且，寫成後極可能是將書稿留在了荊王府等待王府出資刊刻，或直接交給書商，這樣，吳承恩卸任回鄉後，手邊既無書稿，不談或少談此書就很正常，陳文燭等人不提此書也就不足為怪。這一推論基於如下基礎：其一，至天啟年間為止，沒有任何關於《西遊記》的著錄，以天啟以後《西遊記》見於著錄的頻率和當時文人對小說的反應程度為參照，可以認為這是不正常的，只能說明當時並無此書流播——包括抄本。其二，早已有人注意到萬歷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中雜有“榮壽堂梓行”字樣，但沒有深究。最近侯會先生發現第九、十、十九、二十卷竟然全是“金陵榮壽堂梓行”，侯先生認為這是世德堂本經過改版的重要證據，它告訴我們，世德堂在萬歷二十年並沒有刻成或刻完後並未立即印行，爾後不知經過什麼曲折，書版易手榮壽堂，經榮壽堂被版才得以行世[③]。其時間據侯會先生惠告，有證據表明應在萬歷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後，也就是在吳承恩去世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之後。侯先生的這一發現，使《西遊記》問世時間與《天啟淮安府志》第一次著錄“吳承恩《西遊記》”可以銜接，也恰恰坐實了阮葵生《茶余客話》“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的說法，非常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吳承恩同時代或稍晚的人均未提到《西遊記》的問題。

其次，我們回答《天啟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西遊記》”可能是地理遊記的問題，《天啟淮安府志》的著錄從理論上說，確實有兩種可能。這讓我們這些言是派大傷腦筋，在不借助其它材料的情況下，確實難以應付言否的質難。但也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反詰——看一看假如把這里的《西遊記》看作是地理遊記，會出現什麼問題。我們要問，既然志書有載，那麼書在哪兒呢（這一問也許有點刁蠻）？既然能夠入志，就應是吳承恩的主要作品，那麼為什麼吳承恩的同時代人提到那麼多吳的詩文，卻沒提及這一篇？吳的外孫丘度搜集整理了《射陽先生存稿》，也沒有見到地理遊記，那麼《天啟淮安府志》的著錄又是依據什麼？要知道，如果是地理遊記，它就絕不會象小說那樣在吳承恩逝世幾十年後才面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堅持《天啟淮安府志》著錄的是地理遊記，那實在有悖於先流傳、後著錄的常理。也許有人會以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為證，說其中“吳承恩《西遊記》”是被歸入輿地類的。其實，為了證明這幾個字的可信性，章培恒和蘇興、謝巍幾位先生幾年前曾大大地打一場筆伏，倒著實把《千頃堂書目》仔細梳理了一遍，結果誰也沒說服誰。當時我曾說這本吳承恩的地理遊記究竟是作者親見還是誤記，大概是就說不清楚的，而只要從邏輯上問一句。吳承恩的同代人、家鄉人、親朋好友，遺集佚文都沒有提到這一本地理遊記，黃虞稷又是知何途徑見到的？假如黃虞稷著錄不誤，確實親見，那麼後人為什麼又只字不提？難道真是半空中飛來一本吳承恩的地理遊記？那麼他遊了哪里？吳承恩多次南下北上，往西行卻只有一次——去荊府赴任。而去荊府偏偏有利於證成吳承恩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

再次，回答舊例官修志書不錄通俗小說和雜記不能當作小說的問題，日本田中嚴和國內楊秉祺先生都曾如此質疑。我說，也許通常是如此，但不能絕對化。我們無須舉更多的例證，眼前即有。清人阮葵生、本晏、吳玉搢、冒廣生都認為《天啟淮安府志》中著錄的“吳承恩《西遊記》”就是通俗小說《西遊記》，所謂“所著雜記數各，名震一時”，就包括通俗小說《西遊記》，他們都是有點名氣的舊學人，對舊例應該更通，或者可以說他們就是構成舊例的一部分。吳玉搢還是參予修志的，他把新志剔除未收的內容編成一本《山陽志遺》。他們不覺得奇怪，我們為什麼要覺得奇怪呢？還有什麼理由談“舊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