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文化遺產的遺忘、拯救與復興 

從“非物文化”返回物質文化

在對上海世博作出價值評估之前，我們首先要對器物（創造性物質）的本性進行界定。人所置身的是一個物化的世界，它建立在堅硬的物質文明的基石之上。而器物是經過人類加工的一種物質形態，並在加工、使用、流傳和解釋過程中獲得文化價值，因而成為文化研究的重要對象。廣義的器物甚至包括植物衍生品、建築以及制造器物的初始材料等。當然，任何器物都包含著特定的技術和日常生活方式，而這是躲藏在所有器物深處的靈魂。我們所指涉的任何器物，必然跟“非物”密切關聯。在某種意義上，“器物”必然是器物和“非物”的二重組合。本文所描述的“器物”，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起點。

絕大多數器物，都以湮滅作為自己的最後歸宿。 這湮滅有時是個體代謝的結果，而有時則是整個物種的消亡。前者是相對性湮滅，也即老舊、毀損和被掩埋。作為古代喪葬制度的組成部分，死者生前役使過的器物總是成為殉葬品，由此發育出規模龐大的葬器文明和臭名昭著的盜墓行業。器物被埋藏於暗無天日的墓穴，與死者一起長眠。對器物而言，這種掩埋可能是永久的死亡，也可能只是一場漫長的休眠，以等待盜墓者或考古隊開啟墓穴的時刻。只要它的化學性質足夠穩定，就能夠抵抗流水、空氣和歲月的腐蝕。

相對性湮滅主要是針對個人而言的。盡管器物的主人會失去一件器物，但只要他願意，他就能用貨幣重新購回這件器物。但是，消費主義加劇了人和器物間的疏離關係。許多器物並未毀損，而僅僅因為款式老舊或技術過時，就遭到了無情的遺棄。這是市場營銷策略的結果。市場利用人對新科技和流行款式的熱愛，鼓勵他們拋棄舊式器物，以此加快器物消費的循環周期，刺激器物制造業的繁榮。這種狀況導致了器物垃圾的大量繁殖。

但器物制造技術的湮滅卻是絕對性的，它會導致整個“物種”的大規模消失。在資本主義科技和工業復制時代到來之後，鄉村手工業作坊及其技術開始湮滅，舊式工匠帶著祖傳的技能相繼謝世，老式器物向人的日常生活告別。那些油燈、燭台、帳鉤、夜壺、滴漏、臼杵、陶罐、蓑衣、繡架、長衫、木屐、織機、匾額和“文房四寶”等，數千年來一直是華夏民族農業生活的守望者，最終它們卻被時間的洪流所吞沒，只有極少數得到營救，成為博物館里的孤寂展品。盡管它們可以召回人的記憶，但玻璃罩和警報器卻要阻止人與物的親密接觸。這其實就是生與死的互望。在人與歷史器物之間，出現了無法逾越的屏障。

更為嚴重的問題在於，當人們熱烈談論並申請“非物遺產”的同時，被湮滅的物質文化遺產，反而更易受到忽略和傷害。在文化器物的拯救方面，中國和世界都還沒有建構起必要的制度體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 在1972年做出決定，設立“世界遺產基金”，並建立國際合作和援助系統，以提供專家、技術、設備、貸款或補助金的方式，幫助締約國政府通過制定保護性計劃，來減緩古建築及其構件和遺址的湮滅速度。

2003年又於巴黎推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把保護領域擴展到：

1.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

2. 表演藝術；

3. 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

4.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5. 傳統手工藝。（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