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松《魚羊野史》1月17日 (2)

| 黨中央兩次搬家 |


下面講講黨中央的兩次大搬家,都在這幾天,這個很有意思。1933年1月17日,原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決定遷往蘇區瑞金。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從保安進駐延安。這個分別來講一下啊。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叛變了革命,開始清黨,後來汪精衛也叛變了革命在武漢清黨,黨中央就轉入地下,但是並沒有進到蘇區去,因為當時蘇區還很弱小。共產黨人在各地暴動啊起義啊,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但是哪兒都沒有做成很大的根據地。再加上黨中央當時的知識分子在上海比較聚集,並且非常地依賴共產國際,需要跟共產國際有全面的聯系,包括經濟上的聯系和人員上的聯系,在上海比較方便,所以黨中央一直在上海堅持了好幾年。

 

但是為什麼堅持不下去了呢?有這麼幾個原因:一個是因為,確實白區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黨中央在上海出了幾個大叛徒,多次遭到嚴重的破壞。大叛徒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一次黨中央大規模被破壞,再比如總書記向忠發叛變等,導致黨中央不停地轉移。然後是在上海開銷也很大,咱們也叫“三公浪費”吧,那時候黨中央在上海,上海是遠東巴黎,物價高昂,當時我們黨中央的收入又不高,除了共產國際補貼一部分,每月大概兩萬大洋,入不敷出,經濟非常緊張。中間曾經讓兩個小規模的蘇區給黨中央送金條,一是彭湃的海陸豐根據地,二是毛主席的井岡山根據地。但那也不是長久之計,從井岡山根據地送的金條,由於路上封鎖非常殘酷,以及一些革命同志的意志不夠堅定,揣著金條經常走著走著回家娶媳婦去了,導致這些金條經常送不到上海。再加上上海黨中央後來大量啟用莫斯科回來的一些海歸。這些青年海歸在歷史上被總結成“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以王明為首的,包括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大批從蘇聯留學回來的留學生。海歸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好,海歸其實應該從一點點創業開始,但是如果僅僅二十幾歲的學生留了學回來,就開始成為黨的最高領導,這就是個大問題。當時政策激進,時而右傾,時而“左”傾,因為他們經驗都不足。很多時候紙上談兵,指揮中國的革命,導致受到很大的挫折。總書記先後被捕、叛變等,出現了很多問題。所以到了1933年1月的時候,黨中央在上海,實在是堅持不下去了。 

但這個時候,以毛主席為首的江西蘇區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是在1929年蔣桂戰爭、1930年中原大戰等軍閥混戰時期。這些軍閥全力以赴地在打內戰,無暇剿共,毛主席趁機領導江西蘇區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已經有了像瑞金這樣的縣城,已經有了很大一塊地方,有了自己的政府,有了稅收,有了很嚴密的政府構架。所以最後黨中央決定,從上海搬進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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