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1）

他是“中國最具魅力校長”、“知識分子成功創業的典範” 他是中國青年大學生和創業者的“心靈導師”、“精神領袖” 他就是俞敏洪,一條生存在經濟海洋中的大鱷本書為俞敏洪口述作品，真實地反映了俞敏洪所走過的五十年人生風雨路程。他以淡定幽默的口吻，站在人生新的制高點上，品味磨難，剖析痛苦，以一種更加成熟平和的心態講述親情、友情、愛情；以更具使命感的視角重新審視事業，家庭，社會。引起所有人內心的共鳴，道出事業和人生的通行準則，激發出每個人內心的成長力量。

第一章成功的品質

無論出身怎樣都要自強不息

從出生到18歲，我一直在一個小村莊裏生活，和我的童年夥伴一樣，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風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鄉鄰。我本來應該一輩子過著平平淡淡的農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勞作，然後在每天迎來朝陽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變老。

但老天偏偏讓我降生在長江邊，又偏偏在我家的東邊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這座小山，長江便一覽無余。那時候還沒有汙染，可以極目遠眺，看得很遠很遠。一些船從江邊過來，又消失在江邊；一些雲從天邊來，又消失在天邊。於是我就開始好奇，天的盡頭到底有什麽？如果我坐上船能夠到哪裏呢？感謝我的幾個親戚，因為他們在上海，於是在我8歲的時候，母親決定帶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終於到了上海。這次旅行，長江的壯闊、吳淞口的蒼茫、上海的燈光、街道的繁華，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從此，我的心開始渴望旅行，幻想著長大後要走出村莊，走向更遠的地方。
　　為了能走出農村，我一連參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後，因為考上的人很少，我沒有特別失望，家裏人也沒有給我什麽壓力，反正不行就在農村幹活吧。我在家裏開手扶拖拉機，插秧，割稻，這樣幹了兩三個月。我們大隊初中教英語的老師懷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學生的英語課沒有人上。校長聽說我高考是考外語的，就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學生的英語。我當時才16歲，既沒有當老師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媽一直認為我是一塊當先生的料，不應該幹農活，就拼命鼓勵我去，說這是一個機會，說不定就能夠離開農村，不用天天種地了。當時的老師是二十多塊錢一個月，這個待遇在農村來說已經是很高的了。就這樣，年僅16歲的我成了代課老師。
　　我就邊代課，邊復習，這樣復習了大概八個月以後，1979年的高考又開始了。這一年的高考我的總分過了錄取分數線，但英語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師專的錄取分數線變成了60分，結果再度落榜。這個時候，那個英語老師也生完孩子回學校了，我的課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農村。
　　第三次復習真正變成了全職脫產學習。我帶領同學一起拼命，早上帶頭起來晨讀，和大家一起背單詞、背課文、做題、討論，晚上10點半熄燈以後，大家全部打著手電在被窩裏背單詞。這個班是1979年10月中旬開課的，到1980年春節的時候，我的成績還在倒數第10位。當年的寒假就放了一個禮拜，我一天沒落，整天背課文。結果，四五十篇課文被我背得滾瓜爛熟。不知不覺我超過了很多同學，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學期的時候，我的成績就變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開始後，英語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我僅僅用了40分鐘就交了卷。我們的英語老師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說今年就你一個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結果你自己給毀了。他認為我這麽快就交卷，肯定沒有做好。但是，我是一個典型的直覺型思維的人，如果做完題一檢查，可能就改錯了。
　　考完以後，我估計自己能考400分，結果只考了387分。當年，北大的錄取分數線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錄取通知書來了，我媽說，以後我到了北京，就回不來了，盡管沒老婆，這次把結婚的酒席也一起請了吧。就把家裏的豬、羊、雞全部殺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幾天。我們村裏的人從城裏調了一輛拉土的大卡車，把我從江陰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車，站了36個小時到北京，一點都不覺得累。就這樣，我進入了北京大學。
　　我第一次坐火車就是這次到北京去上大學，這也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火車。我考大學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沒弄明白是什麽讓我堅持了三年。我從來沒有想過北大是我能夠上學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塊聖地，覺得永遠夠不著。但是第三年考試時我的高考分數超過了北大錄取分數線七分，我終於下定決心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我知道一定會有很多人比我分數高，我認為自己是不會被錄取的。沒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師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後我的今天。但是實際上我的英語水平很差，在農村既不會聽也不會說，只會死背語法和單詞。
　　學生時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不過我的大學生活還是有些孤獨和自卑的，一個農村孩子走進大城市之後的轉變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學對我來說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園，到北京的周圍去爬山，我曾經無數次坐在香山頂上看夕陽下山和那些連綿起伏的山。
　　上學的時候我幾乎不大會說普通話，一張嘴就帶著明顯的江陰味道，連普通話都說不好，說英語也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我記得剛進北大的時候，全班同學第一次開班會互相介紹，我站起來自我介紹了一番，結果班長站起來跟我說：“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講日語？”我後來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天天拿著收音機在北大的樹林裏模仿播音員的發音，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話還是講得不好。
　　課堂發言對我來說，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一次說英語都是個難關。我的英語老師曾說除了能聽懂我說的“俞敏洪”三個字外，其他就不知道我在說什麽了。我們班分班的時候，五十個同學分成三個班，因為我的英語考試分數不錯，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個月以後，我就被調到了C班——“語音語調及聽力障礙班”。我不是一個逃避的人，分到C班後，我就開始想辦法提高我的英語水平。我的記憶力很好，於是就在聽單詞、背單詞上下苦功。每天我除了吃飯睡覺，其余時間都隨身拿著小收音機，只要有時間就收聽廣播。不分任何時間，就連到了寢室關燈的時候我也不休息，一到熄燈時間，我就跑到走廊盡頭有燈的地方，繼續聽英語。
　　我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詞匯、語法、閱讀上，我的目標就是成為單詞專家，或者說先把基礎打好，口語可以慢慢練嘛。很快，我的英語水平就迅速提高了，不管什麽單詞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腦裏了。那個時候我還有個外號叫做“單詞王”，我就是他們眼裏的一部英語“大百科全書”。班裏的其他同學都說我當時聽外語聽得兩眼發直，藍汪汪的，像餓狼一樣。
　　大三第一學期的時候，我被診斷出患了肺結核，必須休學一年，臥床養病。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趕上了班級的學習進度，學習的勁頭正旺，卻要休學一年。我被送進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區的結核病療養院，這個療養院的圍墻盡管很高，但在樓上的房間裏卻能看到周圍的山。我在醫院裏度過了一年的四個季節，正好看全了山的顏色，春天粉紅的、夏天青翠的、秋天火紅的、冬天蕭瑟的。在醫院的門口，還有一座小山，山頂上刻著馮玉祥寫的“精神不死”四個大字。我幾乎每天都要去爬這座小山，對著這四個字發呆。後來身體好點了，醫生允許我走出大門，我就去爬遍了每天從醫院的窗戶裏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那個時候我總是感到很寂寞的。
　　那一年休學養病的時間也是很痛苦的，覺得在學習上剛剛縮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不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種既能養病又不耽誤學習的好方法。剛進北大時，我沒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名著，更不知道黑格爾、康德是誰。同學們都覺得我沒什麽見識，為了和好友賭十元錢，我曾經花了5天時間，每天背10個小時，把《離騷》背完了。實際上換個思維方式看問題，那些天天批評、挑刺，哪怕是在後面說壞話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種身份的導師吧。休學的這一年，我讀了600多本書，平均一天兩本書的閱讀速度，將中國歷史和文學典籍看了大半，什麽《資治通鑒》、《孫子兵法》、《論語》、《曾國藩家書》、《三國演義》……只要我能找到的、有名氣的書，我基本都看了。也就是在醫院的這一年，我讀完了《徐霞客遊記》。
　　我希望這些書能在培養文化素養方面給我幫助，我用的就是填鴨的方式，先存放在腦子裏，等著日後慢慢地消化。說起來，那個時候的書都沒白看，還是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我的價值觀念和看待問題的方法。
　　要把自己當成面粉不斷地“揉”
　　因為中途休學了一年，我在北大實際上是留了一級，所以無論是我同屆的還是下一屆的都不認可我是他們的同學。我是從北大的80級轉到81級的，結果80級和81級的同學幾乎全部把我忘了。當時我的同學從國外回來，80級的拜訪80級的同學，81級的拜訪81級的同學，但是沒有人來看我，因為兩屆同學都認為我不是他們的同學。我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悲憤，非常辛酸，甚至自己在房間裏咬牙切齒，恨不得把兩批同學統統殺光。
　　現在，我明白當時那種心態是錯誤的。打一個比喻，當一個人還是地平線上的一棵小草的時候，有什麽理由要求別人在遙遠的地方就看見你？即使走近了，別人也可能會不看，甚至會無意中一腳把這棵草踩在腳底下。想要別人註意的話，就必須變成一棵大樹。人是可以由草變成樹的，不管是白楊樹還是松樹，人們在遙遠的地方都能看見在地平線上成長的你。
　　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我就再也不會去責怪那些同學了。現在，我多少也做了一些事情，兩屆的同學都承認我是他們優秀的同學。因此，我不可能強迫別人承認自己，一定要自己通過行動證明自己。
　　這五年也沒有一個女孩子愛我，我也想過主動追求女生。我還記得我們班有一個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樓下拉小提琴，希望能夠引起女生的註意，結果後來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還記得我自己為了吸引女生的註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幫著女生扛包。後來我發現那個女生有男朋友，我就問她為什麽還要讓我扛包，她說為了讓她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學生時期，我基本將時間都花在學習英語和讀書上面了，也很少參加社團活動，人際關系繞來繞去也就那麽幾個人而已。我養成了這麽一個習慣，就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從農村來的，普通話講不好；其次，又產生了自卑的情緒。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幾個人認識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認識。我在大學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沒有參加任何大學生社團的活動。後來我深深體會到，大學生的團體活動實際上是很重要的。它對一個學生鍛煉自己的心誌，鍛煉自己開朗的個性，鍛煉自己與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沒有在學校裏鍛煉出這個本事，所以說，我在北大求學的五年，過的是一種比較單調的苦行僧的生活。
　　回頭看看求學的那段時間，我還是很有收獲的。就像我曾說過的“揉面定律”一樣，很多意誌力較強的人遇到困難、打擊、失敗、挫折的時候，不是絕望地放棄或者順從，而是更能適應這個處境，就像是往面粉中間摻水一樣。摻水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揉，最後慢慢就變成了面團，再拍就散不了了。繼續往後揉的話它就變成了拉面，你可以拉，可以揉，可以變形，但是它就是不斷。
　　比如說，人生的某個時刻，或是一個人還未問鼎成功的光環之時，必須“沈潛”在深水裏，少安毋躁。只有修煉到一定程度，才能成為遠走高飛的大鵬鳥。相反，一個人若不能適應這種環境，那麽他的人生很難有真正的成就。如果說我從來沒有自卑過，只是自大、傲慢過，那麽我一定很淺薄。當年自卑的感覺也是一種磨煉，能讓我在很多情況下都能沈住氣，能比別人多想一些、比別人多看一些。
　　不管怎麽說，北大是改變了我一生的地方，也是提升了我人生價值的地方，使我從一個農村孩子最終走向了世界。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北大，肯定就沒有我的今天。北大給我留下了一連串美好的回憶，大概也留下了一連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間，在挫折、掙紮和進步中間，最後找到了自我，我開始為自己、為家庭、為社會能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在北大有很多事情特別讓我感動。比如說，我很有幸見過朱光潛教授。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裏，是我們班的同學每天輪流推著輪椅在北大裏陪他一起散步。每當我推著輪椅的時候，我心中就充滿了對朱光潛教授的崇拜，一種神聖感油然而生。我在大學看書最多的領域就是美學，因為他寫了一本《西方美學史》，是我進大學以後讀的第二本書。
　　為什麽是第二本呢？因為第一本是這樣來的。我進北大以後走進宿舍，我有個同學已經在宿舍。那個同學躺在床上看一本書，叫做《第三帝國的興亡》。我問他：“在大學還要讀這種書嗎？”他把眼睛從書上拿開，看了我一眼，沒理我，繼續讀他的書。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進了北大不僅僅是來學專業的，要讀大量的書，你才能夠有資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學生。所以我在北大讀的第一本書就是《第三帝國的興亡》，而且讀了三遍。後來我就去找這個同學，我說：“咱們聊聊《第三帝國的興亡》吧”，他說：“我已經忘了。”
　　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我一直比較具備為同學服務的精神。我這個人成績一直不怎麽樣，但從小就熱愛勞動，我希望通過勤奮的勞動來引起老師和同學們的註意。我的手腳比較靈活，一勞動就能幹得很好，這在當時可是很有榮譽感的事情，這一點我絕不撒謊。14歲的時候，我們整村人插秧，沒有一個人能比得過我。說獲得過縣插秧冠軍，那是假的，但是呢，在我們村的插秧比賽我可真是第一名。幹其他的農活也是手腳特別得快，農村的所有農活我都是一把好手。所以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一直積極主動地打掃教室衛生。
　　我在學校的學習成績卻永遠沒有排到前面去的時候，我在小學、中學，成績都在20名之後的。但是我常常會被評為衛生委員，大家認為我掃地特別幹凈，就選我做衛生委員，其實就是家庭的勞動習慣延伸到學校去了。
　　到了北大以後我還是保持著這個良好的習慣，每天為宿舍打掃衛生，這一打掃就打掃了四年，所以我們宿舍從來沒排過衛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著宿舍的水壺去給同學打水，把它當做一種體育鍛煉。大家看我打水習慣了，最後還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有的時候我忘了打水，同學就說“俞敏洪怎麽還不去打水？”但是我並不覺得打水是一件多麽吃虧的事情，因為大家都是同學，互相幫助是理所當然的。同學們一定認為我這件事情白做了。又過了十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時候“新東方”（即北京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以下簡稱為新東方）做到了一定規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國和加拿大去尋找我的那些同學，他們在大學的時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樣。我為了誘惑他們回來還帶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國非常大方地花錢，想讓他們知道在中國也能賺錢。我想大概這樣就能讓他們回來。後來他們回來了，但是給了我一個十分意外的理由。他們說：“俞敏洪，我們回去是沖著你過去為我們打了四年水。”他們說：“我們知道，你有這樣的一種精神，所以你有飯吃肯定不會給我們粥喝，所以讓我們一起回中國，共同幹新東方。”才有了新東方的今天。
　　質樸做人，本分做事，坦誠待人
　　我這個人比較實在，和朋友交往不留私心。也許就是我人性中單純、善良、樸實的東西打動了和我交往的人吧，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成為了我工作和生活中的好友。也許就是這樣的為人處世風格，我很有人緣，交際圈子也越來越廣泛，其實我也沒什麽秘訣，就是質樸做人，本分做事，坦誠待人。大概是現在冷漠的人太多了，我的坦誠反倒幫我贏得了真正的朋友。
　　我在創辦新東方之初，給學生做免費講座，需要找講課地點。那個年代中關村禮堂是比較大的了，可以容納1200人，再有就是北京圖書館，可以容納1200人，這都是我免費講座首選的地方。當時北大還沒有現在的北大紀念講堂，北大紀念講堂當時叫做北京大學第三食堂，平時學生還在裏面用餐，只是在我需要的時候才臨時作為講座的課堂，聽課的學生也是各自搬著椅子進來聽的。又過了幾年，北京大學第三食堂才由搬椅子變成了固定座椅，上面的屋頂以及其他設施都沒變，完全是把1500個座位一排排地固定好的。直到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也就是到了1998年才改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我後期還多次租用過北京大學的這個禮堂，但是有一段時間被北大的校領導知道了就不允許我再租用。理由是原北大老師俞敏洪曾被學校嚴厲處分過，現在又回到北大擾亂教學秩序和學校環境，每一次都從校外湧進那麽多人聽課，把北大校園安靜的秩序弄得一團糟。北大既然這樣說了，校方的面子我還是要給的，有個階段就不在北大這裏舉辦免費講座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北大那個禮堂的主管後來成了我的哥們兒。和哥們兒在一起，我們經常喝酒。只要是喝酒，我就比較厚道，從來不在酒量上偷奸耍滑。那個時候的人際交往很簡單，有的時候就給他們送包煙。當時還不知道送錢，當然他們也不知道要收錢，就是送包煙或者送一條煙，表表心意罷了，結果大家都很開心，就當哥們兒之間一種挺隨意的你來我往。我就跟禮堂的主管喝過兩次酒，他覺得俞老師這個人挺義氣的，幽默風趣，沒有任何架子，後來想方設法地在租用禮堂上給我提供便利。還有北大校衛隊的隊長也跟我變成了哥們兒，我們經常在一起聚聚。後來我打造社會關系的能力變得越來越熟練了，我也漸漸習慣了人際交往，這樣一來的話，無論對我個人還是對新東方的成長都起到了促進作用。
　　別人五年幹成的事我幹十年
　　我做事就是比較有毅力，從小時候開始就是這樣的。我有一個特點，我比較喜歡持續不斷、長期性的努力。新東方能做到今天，跟我這個特點也是有關系的。我從來不擔心別人比我做得更好或是更快，我可能要用更長的時間，但我的結果不一定會比別人的差。小學的時候，別的同學課文都背完了，我還沒有背完。別人用一天背完一篇課文，我可能要用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但是我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把課文背完，要把課文背得滾瓜爛熟，所以背完以後，我就忘不了了。
　　我在北大學習期間有兩件事一直是苦悶的，第一是普通話不好，第二是英語水平一塌糊塗。記得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到大學四年級畢業時，我的成績依然排在全班最後幾名。但是，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心態。我知道我在聰明上比不過我的同學，但是我有一種能力，就是持續不斷的努力。所以在我們班的畢業典禮上我說了這麽一段話，到現在我的同學還能記得，我說：“大家都獲得了優異的成績，我是我們班的落後同學。但是我想讓同學們放心，我決不放棄。你們五年幹成的事情我幹十年，你們十年幹成的我幹二十年，你們二十年幹成的我幹四十年。”我對他們說：“如果實在不行，我會保持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到八十歲以後把你們送走了我再走。”
　　有一個故事說，能夠到達金字塔頂端的只有兩種動物，一是雄鷹，靠自己的天賦和翅膀飛了上去。我們這兒有很多雄鷹式的人物，很多同學在學習上不需要太努力就能達到高峰，很輕松地在北大畢業後又進入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這樣的名牌大學繼續深造。很多同學身上充滿了天賦，不需要學習就有這樣的才能，比如說我的班長王強，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個地方，聽任何一句話，聽一遍模仿出來的絕對不會兩樣，所以他在北大廣播站當了整整四年播音員。我每天聽著他的聲音，心裏咬牙切齒、充滿仇恨。所以，有天賦的人就像雄鷹。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種動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蝸牛。蝸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從最底下爬到最上面可能要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兩年。在金字塔頂端，人們確實找到了蝸牛的痕跡。我相信蝸牛絕對不會一帆風順地爬上去，一定會掉下來、再爬、再掉下來、再爬。但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是，蝸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頂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獲的成就，跟雄鷹是一模一樣的。所以，我們中的人有的是雄鷹，有的是蝸牛，但是只要努力了，蝸牛也是可以取得雄鷹一樣的成就的。我在北大的時候，包括到今天為止，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只蝸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許還沒有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是只要我在爬，就足以給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動的日子。
　　找個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搶占先機，因為天性有點與世無爭，反映到學習和追求上就是不夠上進，或者說沒有進取心。1985年大學畢業，是我人生中一個新的起點，這一年我在北京大學修完了全部學業並且留校任教了。我當上了北大英語系的老師，一個星期授課八節，月薪60元。不是因為我的成績多麽優秀才留校的，而是因為當時北大公共英語迅速發展，師資嚴重缺乏，結果把我這個中英文水平都殘缺不全的人留了下來。盡管當時我的教學水平不怎麽樣，但是我卻很喜歡北大寧靜的生活，而且能當一名老師也是我最大的心願了。
　　按照北大相關的管理規定，學校還分給我一間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給我的這間八平方米的地下室裏自得其樂，天天在見不到一絲陽光的房間裏讀著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整個樓房的下水管剛好從我房間旁邊通過，24小時的嘩嘩水聲傳進耳朵裏，我把它聽成美麗的瀑布而不去想象裏面的內容。後來北大可憐我，把我從地下室拯救出來，讓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樓同樣八平方米的宿舍裏。每天早上打開窗戶就能見到陽光，把我感激得涕淚橫流，決定把一輩子都獻給北大也值了。
　　當時很多人都向往我這樣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經過青年時期的艱苦奮鬥，在中年到來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績和順利的工作環境，就可以松一口氣了，接下來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書、晉職稱、做教授了。在自己喜愛的事業中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勇氣，創造一個個的輝煌戰績，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榮譽的獎杯上，讓自己的成長經歷成為年輕人奮發上進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較努力，這得易於我學生時期養成的一些好習慣。我第一次在北大給學生上課是在1985年，剛開始面對學生的時候心裏很緊張，過了一段時間就適應了。學生們也都喜歡我，因為我生性幽默，課堂氣氛非常好，講課的水平也提高了。不過，即使我當了老師之後，我還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並不多。雖然我的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但是在教師圈裏卻沒有什麽交往，我還是遊離在大家的視線和交際圈子之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國上下出國潮高漲的時候，那個時候出國幾乎成了一個人成功的標誌。當我還埋頭教書的時候，為數不多的幾個好友卻開始悄悄準備去美國了。雖然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適應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會取得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但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趨得到的。沒有大的驚喜，也沒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卻不喜歡這樣波瀾不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們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國。
　　我是一個對周圍的事情發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為止，我對國內國際的政治形勢變化依然反應遲鈍，認為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這樣的一介草民沒有太多關系。我對周圍的人在做些什麽事情反應也很遲鈍，認為這是人家的私事，我沒有知道的權利，而且也不想知道別人的私事。在這種遲鈍中，我周圍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發生變化。中國已經向世界開放了，出國的熱潮在中國悄然興起。我周圍的朋友們都是奔走在風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從遙遠的國度飄過來的魚腥味，偷偷地順著味道飄來的方向前進了。當時大家聯系出國都不會讓單位知道，甚至不願意讓朋友知道。有那麽一段時間，我發現周圍的朋友們都失蹤了，最後接到他們從海外發來的明信片，才知道他們已經登上了北美大陸。
　　看到他們都出國了，我依然沒有生出太多的羨慕。我一直認為能從農村出來進入北大就已經算登天了，出國留學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還是順手拿本《三國演義》讀一讀比較輕松。但不幸的是，我這時候已經結了婚，我不和別人攀比，我老婆會把我和別人比。她能嫁給我就夠為難她的了，幾乎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如果我太落後，她這臉面往哪裏擱呀？突然有一天我聽到一聲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國門，就永遠別進家門！我一哆嗦後立刻明白我的命運將從此改變。後來我發現，一個女人結婚以後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進步，卻能把一個男人弄得很進步或很失敗。
　　老婆的一聲吼遠遠超過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從1988年開始我就被迫為了出國而努力學習。每次我挑燈夜戰TOEFL和GRE的時候，她就高興地為我煮湯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讀三國，她就杏眼圓睜，一腳把我從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壓力為動力，化被動為主動，終於考過了TOEFL，又戰勝了GRE，盡管分數不算很高，但畢竟可以聯系美國的大學了。於是我就開始選專業，我平時雖然涉獵甚廣，但對任何專業都沒有真正的愛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亂投醫，幾乎把美國所有的大學都聯系了個遍。美國的那些教授們一個個鷹眼犀利，一下就看出來我是個濫竽充數的草包，連在太平洋一個小小島嶼上的夏威夷大學都對我不屑一顧。
　　沒有願意給我提供獎學金或者助學金的學校，我只能自己準備這一大筆學費了。去美國至少需要2萬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得十幾萬，現在來看這個數額不是很大，但是在那個時候這可是一筆天文數字了。那一年，我為了積攢赴美國求學的各種費用，就約了幾個同學一塊兒出去代課，掙出國的學費。我們悄悄在其他的幾個學校的培訓班裏代課，代課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獲就是代課費很高，一節課30元，十節課就是300元。我的個人收入很快就增長了起來，當時心裏想的是用不了多久，這筆天價的費用就可以準備充足了。校外代課能獲得高回報的這種激情就像一團火，熊熊地在我的心裏燃燒著，那個時候我已經無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課余時間裏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課的工作中。
　　從1988年到1990年，我為出國先後掙紮、拼命了三年。雖然我在校外代課的收入挺可觀的，但是這些錢還是沒能滿足我前期申請出國各種花費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和代課收入之後，我還是因為缺錢致使出國讀書的夢想破滅了。
　　當時我老婆對我也是高標準嚴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學習、賺錢。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國，沒有成功，我就轉了個方向繼續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須要讓家裏有錢花，這樣我就可以讓老婆對我的危機感往後延續一點，盡管當時我不覺得能夠解除這個危機感。當時有錢花的標誌其實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蘇的，我在長江邊上，她在海河邊上，所以都喜歡吃魚。我們兩個都是工薪階層，都是大學裏的普通老師，因為沒有錢，我當時買魚就專門買死魚，因為死魚只要兩塊錢一斤或一條這樣子，活魚就變成了六七塊錢。我記得的一個轉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訓機構的課以後，開始是一二百塊錢一個月，後來就變成了六七百塊錢一個月。當時我老婆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我們住在北大的宿舍裏面，所以她從中央音樂學院回來以後肯定不能給我做飯，晚上一般我就負責做飯。記得有一次她下班回來以後，發現魚湯是用活魚做的，就很開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們生活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她開始對我變得溫柔了，因為能吃到活魚了。
　　出國不成，積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選擇，於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課謀取生活費用。從1988年開始，三年多聯系出國的經歷，使我對出國考試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時的中國已經進入了20世紀90年代，大家已經開始明目張膽地為出國而拼命。這個時候北京的TOEFL、GRE培訓班已經遍地開花，就連北大裏面也有了TOEFL、GRE培訓班。北大裏面的培訓班輪不到我去教，因為老資格的人把職位全占滿了，我又需要錢，於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課，這樣可以額外收入一些錢，但是我這個人天生有一點點經商的頭腦，看著很多同行都在招生辦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計算了一下，作為一個代課教師，而且自認為是一個授課頂好的教師，我只拿到了招生費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為我的工資，怎麽想也覺得自己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我覺得如果自己辦培訓班的話，無論如何都會比那些學校和那些老師辦得更好的。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個老師聯合辦班的想法，他想辦法蓋上民辦學校招生的章以後，我們倆就在北大校園張貼廣告開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們兩個人的預計，而且還有些學生是慕名而來，取得了開門紅，這個班的誕生就給我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驚喜”。
　　這個辦班的過程實際上帶來了什麽呢？它的出現直接導致了北大的英語短期培訓班的學生數量的銳減，因為有一部分學生被吸引到我這邊來上課了，這種情況引起了當時的英語系領導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上升到最後，就變成了北大給我了一個行政記過處分。
　　按理說，我在北大租用禮堂做講座，北大的後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長肯定是管不到這個事情的，他們也沒這個時間和精力關註我的一舉一動。北大校園裏還能關註我、對我感興趣的人並不多，也就是給我處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關者們。北大處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課，違反了學校的規定，深層原因則是和北大的英語短期培訓班上課的學生人數減少，導致培訓費的收入減少有關，引起了那些利益相關者的不滿，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個英語系的死對頭。
　　為什麽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語培訓項目的北大老師的收入減少了，這個項目的運作當然是這個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訓班直接影響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圍繞這個培訓項目獲利的其他老師收入也減少了。也就是說，北大英語系的其他老師都在那兒教書，我瓜分了他們的生源，等於搶走了他們盤子裏的蛋糕。第三，這個項目剩下來的利潤在每月的月底都會分下去，每個老師都是可以拿獎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麽我的培訓班一舉辦，學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顯然北大的英語老師們就會少拿這一部分，這個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當然了他們自己的上課費還是不一定少拿的。總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經濟利益都受到了損失。內心不平衡的矛頭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為我俞敏洪這麽一個人，壞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這個處分是有雄厚的群眾基礎的。試想，如果沒有群眾基礎它也不會隨便處分我的。這個處分下發了，大家都覺得這個處分是對的，沒有人同情我，我當時確實是犯了眾怒。
　　後來想想自己也做得挺過分的，斷了別人的財路，肯定要引起別人的不滿。但是短期英語培訓項目收入的減少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來辦班，別的學校的老師也會在外面舉辦培訓班的，一樣還會分流學英語的學生生源的。所以說我只是在特定的時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責難也就在所難免了。
　　那個時候的實際情況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園內辦的培訓班多教課，多增加點收入，但是他們說我們這個培訓班現在哪有你教課的地方，因為當時各個培訓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課，不可能為我提供足夠的課時讓我掙錢。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時候分那麽一點可憐的獎金，沒有辦法，學校裏也得講究論資排輩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師，只能排在資歷深的人身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不能這樣混吃等死，還是應該到外面去看看有什麽新的收獲。正好，赴美國求學的機會給我提供了一個需要掙錢的理由，就這麽一個簡單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課掙些外快，結果還被學校發覺並給了一個處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連續半個月廣播了對我的處分，大意是我打著北大的名義私自辦學，嚴重影響教學秩序等，處分決定是記大過。我根本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因為校方在做出處分決定之前並沒有和我通氣。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為這個處分，當時北大已經有了閉路電視，這個處分在閉路電視上也播放了無數遍，用來警示其他人。對別人起到什麽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結果是我在北大出名了，走在路上的時候，陌生的學生和老師都能把我認出來，身後常有人指指點點地說：“哎，那個人就是電視中看到的被處分的那個俞敏洪。”這個時候，我就感覺到面子一下子被丟在了地上，任人踐踏，這種滋味真的很難用語言形容。
　　當時那麽多的關註，那麽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擺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無論再怎麽努力，成績再怎麽前進，我心裏始終會有一道坎邁不過去了。這個處分帶給我的刺激太大了，所有物質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來彌補，但心理上的障礙卻更難克服，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麽舒心了，就想到了辭職。
　　成功是靠改變人生固有模式取得的
　　從時間上來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階段，每個人生階段所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樣；從空間上來看，身處不同的位置和環境給自己設的途徑也會有所改變。一般來說，做了北大的老師，實際上在全國來說也是最神氣的老師了，這個工作是很好的，也很讓外人羨慕的。大多數人在這個時候都會把自己的成長路徑設置為教師，然後朝著副教授、教授、碩導、博導發展，出更多的書，成為交換訪問學者，成為知名的教授。這種成長途徑是在大學校園裏準備做學問的人必經的一條路。我沒有按這個路走而是想離開北大，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我做了北大的老師，並且在北大做了近七年的老師，就覺得既然做過了，就永遠都是北大的老師了。即使我離開北大，原來我當過“北大老師”的這個稱號還是有的，到外面去，我跟任何一個大學的老師比，原則上我都不會產生自卑心理了。因為我在北大教過七年的學生，從一年級教到四年級，說明我在教學水平上，已經可以做到比較自信了。我們到了這個位置，再看這個位置，有的時候會覺得這個位置很好，但是，既然已經做過了，也就可以了。
　　第二個原因，我總是有自卑心理，我不善於和人打交道。我在學校裏和同事的關系也搞得不好，和同事之間的工作感情也不怎麽深厚，這些都是我在北大繼續發展不得不面對的困難。只會埋頭教書，是不會得到領導賞識的。尤其是這個處分的背後，實際上是我得罪了整個英語系，如果我還在北大，就必須要每天面對他們。
　　第三個原因，經濟回報上的巨大反差。如果說沒有到外面去代課這一經歷的話，肯定我就安心留在北大教書了，因為我不知道到外面去代課的甜頭是怎樣的。實際上當我偷偷地嘗了一下到外面代課的甜頭後，發現我居然能用一個月的時間掙出在北大十個月的工資來，心裏可就不安分了。盡管我天性不算是太冒險的人，但是我不太喜歡按部就班、三點一線的生活。北大其實已經給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間了，一個星期上課八小時，沒課時候都是自由時間，這種生活就是挺安逸的。這個路走下去，也是一個非常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就覺得這些生活好像不太符合我的個性。所以那個時候出去代課，被北大處分，再一想自己還能單幹，那最後的決策很容易就向離開北大的方向傾斜了。經濟上的高回報給我離開北大提供了最大的動力和誘惑。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習慣於把自己的思維限定在狹小的空間裏，按照大家普遍接受的慣性思維去思考，走別人走過的路，做別人做過的事情。要知道，許多時候我們的成功是靠著改變人生固有模式獲取的。所以說，我適當地改變了一下，結果就有了現在的新東方。
　　說到底，在北大當老師接近七年的時間還是給了我很多自信的，我漸漸克服了自卑的心理，否則我後來也做不了新東方。離開北大出來教書的時候我發現，帶著北京大學氛圍孕育出來的那種氣質，學生都很服氣，即使我就招一個班，我一個人講課也能活下去。
　　放棄意味著重生
　　我辦新東方開始兩年的目的都是出國，當時就想著賺個一兩百萬的錢就去美國讀書，這種想法一直持續到1995年。我離開北大最初的目的是多增加些收入，這些增加的收入對我來說是有重要用途的。當時我正在申請美國的大學，這也是我那個時期最大的夢想。申請美國的大學就要交申請費、郵寄費等，這些費用在今天看來很正常，但是在那個年代其實是蠻高的。
　　那個時候我的工資完全不能滿足我去美國的各種費用，必須額外準備一筆資金才行。當時美國一所大學的申請費大概是30到50美元，這個30到50美元就相當於我一個月的工資。在1990年以前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學校都是免申請費的，他們知道中國來的學生沒錢，允許免交申請費。但是從1991年開始，申請的人越來越多，美國就不再免申請費。我考慮到如果一切順利，去美國的其他費用會更多，就有了在國內多積攢些錢的想法。
　　我在校外代課並不是為了追逐金錢，金錢也不是滿足我心靈的東西，雖然它能為心靈的滿足提供多種手段和工具，但在現實生活中，北大的處分讓我增加收入的授課行為成為眾人眼裏的一場鬧劇。金錢雖然是一種有用的東西，但是，只有在我和我身邊的人都覺得知足的時候，它才會帶給我們快樂，否則的話，它除了給個人增加煩惱和別人的妒忌之外，毫無任何積極的意義。
　　本來期盼這個記過處分會很快過去，我可以重新開始平靜的生活。雖然我不能放棄在外面的代課收入，卻仍舊期待著繼續在北大的課堂裏面教公共英語，每個禮拜上八小時的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處分帶來的壓力對於我來說卻一直未能減輕。
　　為什麽呢？因為我受到的這個處分，會一直伴隨著我！如果我繼續在北大工作，就永遠會有壓力和不公平。為什麽這樣說呢？這涉及那個時代我們對分房政策的理解和執行，當時的情況是國家實行房子分配制度以及單位內部審核的晉升機制。在面臨這些分配、晉升機制時，學校都會拿我的這個處分來說事。比如說同樣能力的老師，同一年進北大的老師在一起評選，那我肯定會被排在最後面。我被處分過，被處分過的人是沒有資格和學校講條件的，這是我覺得不應該繼續留在北大的最重要的原因。
　　這個處分會對我在北大的前途影響深遠。因為我留在北大，我的成長路徑毫無疑問就是從助教到講師、副教授、教授這個過程；房子從住集體宿舍、單身宿舍，最後分到一室一廳、兩室一廳這個過程，這個處分一定會在我最需要肯定的時候帶來負面影響，這是我最擔心的一個隱憂。
　　還有我覺得在北大掙的工資確實太少了。如果說北大給了我處分之後，我還是出去代課，那北大的這個處分就失去意義了，就等於不給北大面子。反過來，如果辭職以後再出來代課，等於說北大也有面子了，我也有實惠了。既然我已經不在北大了，我想怎麽教就可以怎麽教了。我不算是冒險的人，這輩子沒有真正做過太冒險的事情，我當時是有一個盤算的，在北大一個月拿200塊錢，出來後自己幹能拿到一個月2000塊錢，這麽巨大的差距對於一個人的誘惑是非常巨大的。當時唯一有點舍不得的就是北大那個八平方米的單身宿舍，當時在中國還沒有租房子這一說，所有的房子都是屬於公家的，然後單位再分配給個人的，個人是絕對不敢對外出租單位分配的房子的。那個時候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北大這個八平方米的宿舍，覺得離開北大之後就沒有地方住了。辭職的決定在當時是付出了極大的勇氣才做出的，真有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感覺。
　　當時我媽媽剛好在北京，我媽媽說，你敢從北大出來，我就自殺。當然了，我真出來了，老太太也不會自殺的。老太太就是不理解，覺得一個農村孩子好不容易進了北大，在全國最高學府當老師，一步一步往上走，前景那麽光明，為什麽要丟掉“鐵飯碗”呢？
　　如果我當年落榜、留學失敗、被北大處罰後都選擇安靜地過日子，現在我可能就是個農民，也可能是個外語系副教授，我可能和很多人一樣過著單位、社會為自己設計的被動生活。還好，經歷了北大的處分風波，現實的情況也堅定了我的離開決心，放棄意味著重生，換來的也許是更多的回報。
　　當時做出離開北大的這個決定對我來說是一次激烈的心理較量，不想讓自己在北大的一生都背負這個沈重的思想包袱，每一步都要經受別人的非難和妒忌，還要承受外界的壓力。能夠放棄做北大教師的虛名，不再患得患失，確實讓我感到輕松帶來的喜悅，內心安寧帶來的動力。
　　也許是冥冥之中自有註定，這個處分來的不早不晚，對我的辭職反倒是一個特別大的助推。如果沒有這個處分，雖然我最終也會辭職，但是離開北大的時間不會這麽快。
　　處分給我帶來的沖擊很長時間內都不能平息，為了挽回顏面我不得不離開北大，生活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我非常贊同。我骨子裏的不服輸的勁頭，恰好磨煉了我的韌性，這些年始終還堅持著自己的信念，不受外界環境影響，可以說是我一直保持著一顆比較坦誠質樸的心吧。正是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機會。盡管留學失敗，我卻對出國考試和出國流程了如指掌；盡管沒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我反而因此對培訓行業越來越癡迷。正是這些，幫助我抓住了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機會：創辦北京新東方學校。
　　那段時間，我權衡再三，思來想去，還是對成功和誌向的渴望最後說服了自己，我毅然決定早日從北大辭職，盡快開創自己的培訓事業。如果沒有當初這個決定，也就沒有了現在的新東方，現在回想一下，自己選擇的路，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社會都是很有價值的。然而，當時痛下決心的時候，心裏的不安和期盼總是不時地在我心裏激烈交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