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形到了宋朝，鄭樵、朱熹等出來做翻案文章，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詩歌是「愛情詩」，又說是「淫奔人所作」，雖然還它們以本來面目，可算是一大功勞，但是既是淫詩，又豈能「無邪」？於是朱熹為了自圓其說又創造了一種新說，即—「思無邪」是對讀書人閱讀應有的態度而言，「思無邪乃是要使讀書人思無邪耳。」因此，朱熹認為孔子選收這些詩篇，是為了提供反面教材，「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這些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朱子語錄》）。然而，朱熹的自圓其說實在是行不通的，孔子所謂「思無邪」明明講的是「《詩》三百」，即作品本身，哪能理解為「讀書人閱讀應有之態度」呢？更不可能是做為反面教材而存在。

其實聯繫孔子所處之社會環境，《詩經》諸多篇章 [39]…

孔子稱讚鄭國公文的草擬過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問〉）這樣謹慎的擬定過程，其中就包括文字加工的功夫。孔子認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37] 更是明確強調言辭修飾的重要，有言僅能「行」，而欲「行遠」則非加以文飾不可。雖然孔子提出「辭，達而已矣。」（〈衛靈公〉）對於文藝的修飾乍看之下並不強調，甚至認為不是必要，在美學觀點看來似乎是消極的要求，實際上孔子是強調反對過度文飾，模糊內容真正要表達的意涵，而非輕視形式或修飾。…

有一點要特別提出的是：孔子言「興觀群怨」，談的是「用詩」，而不是「作詩」。在古籍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孔子及其弟子作詩的記載，但他們常常引詩。可以推斷，孔子提倡學詩、誦詩，目的在於應用，而非創作。而且四者之中的「觀」，只能解為用詩，如果將「興」、「群」、「怨」指為作詩，那麼論詩的角度就不一致了。因此邢昺的《疏》和劉寶楠《正義》，將「興觀群怨」的「興」，（讀平聲）和「賦比興」的「興」（讀去聲）兩者視為同等，是把詩的功用和詩的作法混為一談，這是對孔子論詩的一種誤解 [30] 。

總的來說，分析孔子這段話：興可視為一種精神教育，亦為一種美感教育；觀是政治、社會教育；群為群體教育；而怨則為情感教育；事君與事父為倫理、愛國教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為生物教育，這都是由《詩經》之實用性來看。…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雖然這種風氣到了春秋末葉已趨衰歇， [29] 但孔子仍特別強調學詩對於外交上言辭應對的重要性，於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禮治思想是何等強烈。就語言的功用來說，賦詩可用於稱讚，也可作為外交辭令，能夠賦詩明志，也可以飲宴以酬答，可以說只要是語言的範圍，幾乎無處不可賦詩。

在孔子關於詩的作用的論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興觀群怨」說。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的功能最明確的系統總結。這段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來看：一是孔子訓示門生的開場白，而興、觀、群、怨則是重心所在；二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生活實用面；三是就知識增長層面而言的「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