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個世紀。當時在日本的見聞，大部分記不起來了。而且，為了維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開銷，不能不埋首寫作，投向國內的報刊，取得稿費。因此，就沒有時間遊覽，借此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塵封的記憶裏至今沒有褪色。姑且寫出來以為紀念。…

十九日下午三時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給我的急電，報告魯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靂！我不能相信！雙十節下午，我到上海大戲院去看蘇聯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著魯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們坐在一處，談了好多話。雙十節離十九不過八天，我怎麽能夠相信會出了這樣大的亂子！

然而電文上明明寫著"周已故"，這"周"不是"大先生"還有哪個？不是他還有哪一個"周"能使我啟發急電來促我速歸？…

一九一三年秋，我到了北京，進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第一類的本科是文、法、商科。我在北京三年，看見了當時的賣國政府的頭子、所謂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承認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日本帝國主義所提出的二十一條。這二十一條實質上是要把中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也看見了袁世凱的親信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作準備。也看見了袁世凱公然稱帝，並且下令改元為洪憲。也看見了蔡鍔在雲南起義，聲討袁世凱，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紛紛宣布獨立，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但各省繼續聲討袁賊。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因討袁聲勢愈大，憂憤病死。…

前已說過，父親在杭州鄉試時得了瘧疾，用奎寧治療，回家後又生過小病；接著是長壽舅父的去世，父親和母親在外祖母家住了將近一個月，父親先回家，就有低燒，盜汗，他自己開個方子服了幾帖，也不見效。接著是母親也回家了，她看見父親臉上氣色，覺得不妙，問是什麽病，父親自己說，也還在摸索。總之，不是什麽傷風感冒之類。這就見得問題覆雜了。父親自己開方，用的是溫補之藥。母親認為此番的病是考試時服了西藥，把瘧疾遏止，余勢未消之故。母親爭辯說：“我沒學過醫，可是常聽爸爸說，瘧疾宜表不宜遏。"父親卻相信奎寧治瘧並不是什麽遏止。母親見父親不聽，便寫了幾封信，請外祖父的門生（包括姚圯塘）來給父親會診。來了七、八個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親的看法大致相同。姚醫生的看法卻和我父親差不多。最後，取了折中辦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藥。服了三、四帖，不見壞，也不見好。父親還是天天氣來，只是覺得容易疲勞而已。漸漸地，母親也不那麽焦急了，覺得這不是急病，拖個把月，慢慢打聽有什麽神醫，大概不會誤事。…

一"左聯"的問題

“左聯"活動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況。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從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沒幾天，馮乃超來找我，我並不認識他，只知名字。馮問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聯"，我說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聯"的一份綱領（字不多）問我看過嗎？我說知道大概情況，是上海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問我有什麽意見，我說好得很，很好。他說你願意加入"左聯"嗎？我說：照綱領的要求，我還沒有資格參加。馮說：綱領是奮鬥目標，不是每個加入的都具備這條件，你不必客氣。這樣我就參加"左聯"了。

過了幾天，我去魯迅那裏，和魯迅說起我參加"左聯"這事，魯迅說不曉得。不過魯迅說，這事我也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