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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1 hour ago

普拉斯(Sylvia Plath)詩選·申請人

首先，你是否我們同類？

你戴不戴

玻璃眼珠？假牙？拐杖？

背帶？鉤扣？

橡皮乳房？橡皮胯部？ 　

 

還是僅僅縫合，沒有補上缺失？沒有？沒有？

那麼我們能否設法給你一件？

別哭，

伸開手。

空的？空的。這是隻手，

正好補上。它願意

端來茶杯，揉走頭痛，

你要它幹什麼它都幹。

你願意娶它嗎？

保用保修 　

 

它臨終時為你翻下眼瞼，

溶解憂愁。

我們用鹽制成新產品。

我注意到你赤身裸體，

你看這套衣服如何—— 　

 

黑色，有點硬，但挺合身，

你願意娶它嗎？

不透水，打不碎，

防火，防穿透屋頂的炸彈，

你放心，保證你入土時也穿這衣服。 　

 

現在看看你的頭，請原諒，空的。

我有張票子可供你選用。

來啊，小痺乖，從櫃子裡出來，

怎麼樣，你看如何？

開始時象一張紙般一無所有，

二十五年變成銀的，

五十年變成金的。

一個活玩偶，隨你怎麼端詳。

會縫紉，會烹調，

還會說話，說話，說話。 　

 

很派用場，不出差錯。

你有個傷口，它就是敷藥，

你有個眼睛，它就是形象。

小伙子，這可是最後一招。

你可願意娶它。娶它。娶它。 　

趙毅衡 譯

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年10月27日—1963年2月11日），美國自白派詩人代表，被公認為繼艾米莉·狄金森和伊麗莎白·畢肖普之後最重要的美國詩人。出生於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牙買加平原區。父親為波士頓大學生物學教授，母親為奧地利裔，8歲時父親病逝。1955年獲富布賴特獎學金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期間與英國詩人特德·休斯結婚，育有一子一女。1962年分居後攜子女遷居倫敦。

普拉斯自幼展露寫作天賦，17歲開始發表作品。生前出版詩集《巨人及其他詩歌》及自傳體小說《鐘形罩》（署名維多利亞·盧卡斯），後者以紐約實習經歷與精神危機為素材。分居後創作進入高峰，留下《愛麗爾》《冬樹》等手稿。1963年2月11日在倫敦寓所自殺身亡，終年31歲，其與休斯的情感變故及戲劇化人生成為英美文學界長久話題。遺作由休斯整理出版，1982年獲普利策詩歌獎。2026年5月，其日記選集《渴望：普拉斯日記選》中文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May 24, 2026 at 9:51pm

[爱垦研创]《恋爱世代》上杉理子遇上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在《恋爱世代》（1997）的落幕篇中，上杉理子（松隆子）离开东京、返回长野的选择，长期以来常被观众理解为对爱情的暂时撤退，甚至是心灰意冷的象征。然而，若从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理论来看，这一行动更接近于一次深刻的存在转换：它既不是单纯的退场，也不是情感的终止，而是一段必要的生成过程，是个体从依附状态中挣脱、重新配置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关键时刻。

西蒙东反对将「个体」视为既定完成的实体。他认为，人始终处于一种「尚未完成」的状态，个体并非起点，而是持续生成的结果。这种生成并非线性发展，而是来自张力、不稳定与未解决问题的激发。在东京的理子，正处于这样一个高度张力的「前个体场域」：她的情感、期待与自我认同，大量投射于片桐哲平（木村拓哉）身上。她的喜怒哀乐，随着哲平的态度而波动，显示出一种尚未稳定的个体状态——她并不是「成为了某种人」，而是仍在依附关系中被动生成。

因此，当她说出「在东京还能期待什么」时，这句话的真正指向，并非城市的空洞，而是自身期待结构的崩解。东京之所以失去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理子意识到：她将「期待」过度集中于单一他者，使得整个存在结构变得脆弱。一旦这个他者动摇，她的世界也随之失重。这正是西蒙东所谓的「过度个体化于单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状态。

回到长野，于是成为一种「去相位化」（déphasage）的行动。理子暂时脱离东京这个高度编码的社会空间，也脱离与哲平的情感耦合，进入一个相对低张力、低刺激的环境。在这里，她不再被即时的情感回馈所牵引，而得以重新分配自身的心理能量。这种撤离，并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让个体化得以继续进行的条件重设。

更重要的是，西蒙东强调个体化并非孤立完成，而总是在「跨个体」（transindividual）的关系中展开。理子回到长野，并非回到真空，而是回到另一组关系网络——家人、记忆、自然景观，以及较为稳定的生活节奏。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不同于东京的「关系场」，使她得以重新经验自身，而不再仅仅透过恋爱关系来界定存在价值。换言之，她不是切断所有连结，而是从单一、过度集中的连结中退出，进入更为多元且平衡的关系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理子的自尊意识扮演关键角色。她拒绝在受伤与不对等的状态下维持关系，并非出于骄傲，而是对个体完整性的保护。若依西蒙东的观点来看，一段健康的关系应当促进个体化，而非阻碍它。当关系变成消耗性的依附时，个体便需要重新调整其结构，以避免陷入停滞或崩溃。理子的离开，正是这种调整的具体表现。

同时，这一行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期待」本身的再检验。她将自己从东京的情境中抽离，置于一个看似无波无澜的环境中，观察内在的情感是否仍然持续。如果在缺乏外在刺激与戏剧性张力的情况下，她依然思念哲平，那么这份情感便不再只是情境性的产物，而是内在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测试，使「期待」从依附性的幻想，转化为经过筛选的真实倾向。

因此，理子的回乡并不意味着对爱情的彻底否定。相反，它为爱情创造了新的可能条件。当她再次回到东京时，她已不再是那个将自我价值寄托于他人回应的存在，而是一个能够在关系中保持自身节奏与界线的个体。这种转变，使得她与哲平之间的关系，有机会从不对等的依附，转向更为平衡的互动。

从西蒙东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化过程：从未分化的情感依附出发，经历张力与危机，在暂时的撤离与重组中，逐步形成较为稳定且开放的个体结构。这个过程并未终结，因为个体化永远不会完成，但它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相位，使理子得以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与爱。

最终，理子的选择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真正的爱情，并非两个未完成个体的相互依附，而是两个持续生成中的存在，在各自保持开放性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动态连结。她的离开，不是故事的中断，而是让这种连结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长野并不是终点，而是一段生成的必要中介，是她得以再次出发的场所。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April 21, 2026 at 11:38am

[愛墾研創]影劇中的「俱足」與「療傷」～～若將《完美故事》A Perfect Story (SpanishUn cuento perfecto，2023，Spain）與《寶島誘惑》The Great Seduction (Spanish: La gran seducción, 2023, Mecican)並置觀察，我們會發現一個更深層的文化轉向：心靈療癒不僅是敘事主題，甚至已被生產、包裝為一種可流通的「文創商品」。而這種商品之所以成立，正因為「懷疑人生」——對自我、關係與未來的不確定——已經成為一種廣泛共享的時代情緒。

在《完美故事》中，瑪格的逃婚與大衛的漂泊，表面是個人困境，實則反映出一種典型的現代焦慮：當既有的人生腳本（婚姻、職業、階級）失去說服力，個體便陷入選擇過剩與意義匱乏的雙重困境。這種「懷疑人生」並非劇烈的崩潰，而更像是一種持續的、柔性的動搖——你可以繼續生活，但總覺得哪裡不對。

於是，影劇提供了一種「可觀看的療癒」。當角色前往聖托里尼或米科諾斯島，觀眾不僅是在看一段愛情發展，更是在消費一種情緒解方：離開原地、暫停責任、重新感受自我。這種療癒具有高度的可複製性與可想像性，因此能在Netflix的全球體系中廣泛流通。

但這裡的關鍵在於：它同時也是一種「被設計的療癒」。觀眾明知這些風景與情感經驗帶有濾鏡，卻仍願意沉浸其中，因為它精準對應了當代人的心理需求——在現實無法立即改變的情況下，先在感官與想像中獲得舒緩。

相較之下，《寶島誘惑》雖然同樣涉及療癒，卻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文化腳本。它並不鼓勵角色離開困境，而是讓他們在原地「重新組織意義」。島嶼上的居民透過集體行動與關係修補，逐步恢復對生活的信心。這種療癒較不依賴外部場景，而更倚重內部連結，因此顯得笨拙卻真實。

若將這兩種模式放入更大的媒體環境中觀察，便會發現它們與當代社群媒體文化形成一種互文關係。在各類平台上，人們不斷進行「自我宣告」（self-avowed）：分享自己的困惑、低潮、成長歷程，甚至將「懷疑人生」本身轉化為一種可被觀看與按讚的內容。寫的人多，讀的人多，按讚與轉發更不在話下。

這種現象一方面確實打開了情感表達的空間，使過去難以言說的脆弱得以被看見；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將「療傷」本身商品化與表演化。當情緒成為內容，當脆弱成為可被量化的互動數據，我們是否仍在真正地面對自己，還是只是在不斷重複某種被認可的敘事模式？

在這樣的文化條件下，「俱足」反而顯得稀缺。所謂俱足，並非沒有困惑或痛苦，而是一種不急於透過外部認同來確認自我的心理狀態。它意味著：即使沒有壯麗的聖托里尼作為背景，沒有戲劇化的轉折，個體仍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某種穩定與完整。

問題在於，當整個文化生態都在強調「改變」、「突破」、「重新開始」時，這種內在的穩定反而缺乏敘事吸引力。它難以被拍成影劇，也不容易在社群媒體上獲得關注。於是，我們更容易被那些關於逃離與重生的故事所吸引，而忽略了「停留」與「承受」同樣是重要的生命能力。

回到兩部作品，《完美故事》提供的是一種「想像性的療癒」——透過空間轉換與情感經驗，讓觀眾暫時擺脫懷疑；《寶島誘惑》則呈現一種「實踐性的療癒」——透過關係修復與集體行動，在不完美中重建意義。兩者並非對立，而更像是當代人在面對不確定時的兩種策略。

或許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懷疑人生」成為時代常態，我們是否也逐漸依賴那些被包裝好的療癒敘事？而在不斷觀看、書寫與按讚之中，我們是否還保有一種不需展示、不需證明的內在空間？

「俱足」之所以珍貴，正因它無法被輕易轉化為內容。它不提供戲劇性的高潮，也不迎合觀眾的期待。但也許正是在這種不被觀看的狀態裡，個體才真正開始從「懷疑人生」走向「承擔人生」。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22, 2021 at 9:13pm

余傑《汙泥如何讓泥鰍適應它》

（續上）今天重提這些詩句，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去的先生們難堪，令先生們的學生及學生的學生難堪。

然而，難堪與事實真偽無關，它只能提醒我們：

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須付出殘疾為代價。虐殺是合法化的，被虐殺也是合法化的，指責誰的品德毫無意義，正如指責泥鰍為什麽生活在汙泥中。

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汙泥如何讓泥鰍適應它，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它。

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所謂“知識”，便是“應帝王”的本錢。一代大哲馮友蘭便是這樣一個典型。在《廠松堂自序》中，他這樣評述自己的哲學觀點：“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實在論占優勢.........，後來我的哲學思想逐漸改變為柏拉圖式的新實在論。”

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學問，畸形的學問則導致畸形的用途。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召見一批學者，每個人進去談幾分鐘，出來以後學者們都沒說什麽，獨獨馮大大地贊美蔣：“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敗走臺島，馮搖身一變，又把毛奉為“領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臺，可憐哲學家，侍奉江娘娘。

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
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儲刊還是說謝，都讓我覺得陰風慘慘、透體生涼，絕對找不到讀古希臘羅馬經典著作，如亞里士多德的全集時的那種感覺——清晰的邏輯、嚴密的體系、超乎於功利之上的對知識的單純的渴求，這一切都充滿了陽剛之氣，令人感到一種特別的溫暖。

我想起美國社會學家西爾斯論述知識分子本質的一段話：

“在每個社會裏，總有一些對神聖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對他們所處的環境的本質和引導他們的社會規律具有不尋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個社會都有少數人願意經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體情況，並且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很遙遠。這些少數人有一個需要，需要把這種追求，表現在真摯的筆下對話中、詩歌中、雕塑中、歷史回顧和寫作中、儀式操演和崇拜活動中。”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恰恰少了這少數非太監化的知識分子。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8, 2021 at 10:24pm

余傑《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

（續上）既然魏連性、范愛農們都逃脫不了太監化的命運，那麽阿Q 、華老栓們更是無知無覺地生活在龐大的“蠶室”裏。記得父親講過一個小故事，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還是一名大學生。午膳時，十幾個同學圍著一張大桌子進餐。值日生端來一盤白菜湯，同學們都注意到湯裏例外地漂著一片肥豬肉。盡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場的當兒，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著不要瓢上那片肉。一個同學一不留神，把豬肉片盛到自己的碗裏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進碗裏的的一剎那，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兩眼瞪著那塊小
肉片，臉色頓時蒼白無人色。當天下午，團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痛心疾首地檢討了自己貪吃豬肉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同學本來是班上的積極分子，黨組織發展的對象，因為錯瓢了一片肉，往後每次積極分子的活動都沒了他的份。他自己則沈溺於貪吃豬肉的深刻內疚中，郁郁寡歡，一蹶不振，性情大變。

一個一片豬肉便可以改變一個人性格的環境，是過分控制的環境，按照弗洛姆在《當代人的困境》中的說法，這樣的環境削弱臣服者的獨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創造生產性。這並不是說它不會供給人們種種娛樂與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發展的那些娛樂與刺激為限，它盡量少提供有助於人格發展的東西。

文革中為什麽會產生那麽多瘋狂的虐待行為？根本原因在於，精神的極度貧乏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症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喪失了性慾的太監便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欲，而喪失了精神愉悅的大眾往往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
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制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錮大大地改變了在經濟上受壓迫的人的性格結構，以致他的行動、感覺和思想都違背了他的物質利益。”

賴希研究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就整個人類來說：“經歷了幾千年的機械發展過程，機械的生活現已經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統中越來越根深蒂固。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的職能實際上已按一種機械的方式改變。人在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的過程中，已在血漿上僵化了。”

賴希的觀點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話來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這一真理，中國的皇帝們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國也會抓住這一法寶。最後，層層積澱下來的中國文化便成為了一種強大的障礙，即“個人和社會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發作用的障礙。”

人人都太監化之後，也就沒有人覺察到障礙的存在了。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7, 2021 at 10:59pm

余傑《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講堂看電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連傑精美絕倫的武打動作，這次
的打擊對象成了蜂擁而上的日本武士。當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發的李連傑腳下時，電影院裏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這掌聲是真誠而熱烈的，正因為它的真誠和熱烈。正因為它在北大響起，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陣接一陣的掌聲中，我突然感到一種透骨的悲涼。作為中國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種浪漫的民族主義情緒中鼓掌，掌聲之外，還有些什麽呢？

於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五四”的內核已經在我們手裏失落了。今年“五四”，報紙上又是老調重彈“弘揚五四愛國主義傳統”。其實，這種弘揚是一種遮蔽。周策縱先生在《“五四”運動史》中寫道：“20年代中葉以後，兩大黨團本身也逐漸被少數領導者所控制和操縱，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來解釋‘五四’運動，以便於奪取政權，支持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和權威。於是‘五四’運動對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的熱烈號召，對權威壓迫的強烈抗議精神，就逐步給掩蓋抹殺了。”我身處“五四”發源地的北大，亦有這種痛切的感覺。“五四”已經退卻成一道遙遠的背景，我們談論“五四”，憧憬“五四”，卻並不知道“五四”為何物。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7, 2021 at 10:59pm

胡適的老師，美國學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時來到中國，他幾乎目睹了“五四”運動的全過程。作為一名在民主社會生活的自由主義學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許多當事人來得真切。他很少這樣熱情地稱贊一個異國的學生運動：“他們要以學生的身份獨立采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

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在沸騰的學運及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背後，杜威還發現當時學生撰寫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質：“第一特點是有很多問號；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這些問題。在一個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統約束成教條和自滿自足的國家裏，這種討論問題的狂熱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預兆。”當許多當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歷史地位時，杜威已經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現代中國變革的關鍵，它為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認同了許多新的因素。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全部。周策縱先生認為：“‘五四’的真精神不僅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是基於民意至上，民權至上和思想覺醒的信念。”在“五四”時期，這兩種精神是水乳交融，互為因果的狀態。然而，20年代之後，隨著現實政治鬥爭的白熱化，兩者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團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漲“愛國主義”的旗幟，誘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

傳統浸染的知識者參與其中。在整合社會思想的同時，“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釘、肉中刺。“愛國主義”對這個世紀的中國人來說是個極其神聖的字眼，誰敢對它發生疑問，誰就與“五四”中舉國聲討的營、章、陸三個賣國賊無異。因此，“愛國主義”使一切不合理都變得合理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白魯詢就尖銳地批評說，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偽“愛國主義”，在其名義下盲從家長，崇拜權威，思想有許多條條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評，我們不得不承認是事實。

胡適晚年曾說，“五四”運動偏離了新文化運動的初衷。他這裏所指的“五四”，正是從被改寫的“五四”的意義上來說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高潮的“五四”運動裏，新興知識分子不僅公開主張需要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稱，中國的倫理觀念、哲學、自然科學、社會學說和社會制度，都應該徹底重估，參考西方的這些部門，重新創造。這已經完全不同於前些時候鼓吹的那種有心無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種廣泛的熱烈的企圖，要推翻那個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論述：“所謂文明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並不能單獨使用它某一部門的科學文明。

例如為了要采用西方的軍艦和武器，就必須建設生產它的造船廠和兵工廠；而為了能夠有效地發揮造船廠和兵工廠的技術，又必須使構成其基礎的經濟活動順利開展。

於是，這便同以追求利潤為不道德的儒家倫理發生了矛盾。因此，要擁有軍艦就不能不使該國的文化深受影響。”可見，甲午之敗，中國敗不在軍事，敗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們還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為樣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愛國主義古已有之，並非“五四”獨創， “五四”獨創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達自由、全盤西化等現代理念。統治者很害怕後者。因此便巧妙地將“五四”改頭換面，裝飾成舞臺上一個濃妝艷抹的角色，照樣能吸引觀眾好奇的眼光。

北大電影院裏掌聲響起時，除了情緒，別無他物，情緒之外，是思想的空殼。不要忘了，這部電影產自市場經濟發達的香港，渲染民族主義的目的不過是投合我們迷狂的“愛國心”，多賺幾個錢而已。時下，有諸多學者談“超越五四”、“走出五
四”，口號倒是很響亮，依我看，“超越”、“走出”還遠遠談不上，現在是老老實實地坐下來“認識五四”的時候了。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1, 2021 at 6:48pm

余傑《裂縫之中誕生的惡魔》
不久前報紙上刊登了一則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陸軍司令承認，軍入政權期間
阿根廷有3 萬多人被殺害。1973年3 月，阿軍人政變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議會，禁止一切政黨活動。不到10年間，軍人政府先後逮捕5 萬名左派人士、進步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他們中的大部分在受盡酷刑後，被裝上直升機，分批扔進浩瀚的大洋。在給他們家庭的通知裏，只有「失蹤」這個最簡單的解釋。

讀到這則報道時，是一個炎熱的夏夜。突然之間我有一種涼入骨髓的感覺。想
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進大海時的場面，那響徹天空與大海之間的慘號仿佛索繞在我的耳邊，那入水時濺起的水花仿佛也飛濺到了我的臉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陰沈沈的地堡裏，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陽穴開槍的時候，眼光依舊如鷹隼一樣冷酷強悍。他是以一種心滿意足的而並非絕望的的心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雖然死去，但法西斯主義並不像陪葬品一樣消亡。法西斯的幽靈將徘徊在整個20世紀人類的歷史裏。

我寧願以寬泛的視角，從文化——心理層面來剖析法西斯主義。從中非以吃人
為樂的皇帝博薩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亞斯筆下的「總統先生」，其內核都與法西斯緊緊相聯。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歷史斷裂處，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所共通的缺陷與危機。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寫道，每一個時代，每一種文化，每一種道德風俗與傳統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溫和與嚴厲，美好與醜陋。只要當兩個時代，兩種文化與宗教相互交錯的時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來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失去了一切慣例，一切安全感和純潔無邪。於是，地獄之門就打開了。這裏，黑塞敏銳地預見到法西斯產生的社會基礎：動蕩時代裏失去根基，失去希望，驚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恐怖籠罩在每個德國人的頭上，經濟基礎的
瓦解引發了上層建築的崩潰，文藝復興以來人的神話破滅了，康德那曾被奉為聖經的名言：「人是一種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當作他人的工具」，現在已被雨打風吹去。

在風雨飄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與自由變得無足輕重了。人為的法律最主要
的功能是劃定某種界限，在界限之內建立起人與人溝通的孔道。而在恐懼中孤立的人誤把「界限」

當作災難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時，便在選票上虔誠地填上了他的名字
——有什麼比「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字眼還要誘人呢？即使是那個時代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爾、龐德等人也義無反顧地加入這一歷史逆流之中。俄國哲學家洛斯基痛苦地檢討這段歷史時說：「惡魔不是以魔術來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虛構的價值來誘惑人的意志自覺服從它。」波蘭哲學家柯夫斯基是集中營裏的虎口餘生者，他的體驗更加真切：「惡魔聲稱他們是出於大愛才對你們行惡，他們要解救你們，給你們提供心靈的幫助，給你們帶來偉大的學說，讓你們靈魂開啟。惡魔這樣聲稱時，他們並沒有說謊，他們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並早已打算為自己崇高的事業獻身。」那麼，這種「崇高的事業」是如何分辨善惡，深入人心的呢？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0, 2021 at 10:49pm

余傑《“我”與“你們”的深層結構》

季羨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憶了20年代在德國的留學生活。那和藹
可親、關懷備至的房東太太，那機靈活潑又帶幾分憂郁的德國同學，那一絲不茍做學問，把東方青年視若己出的老教授……人們是那樣地善良、聰明、彬彬有禮、溫文爾雅。於是，一個最大的悻論產生了：為什麽具有高度哲學、科學和藝術修養的德意志民族會被納粹組織成一架瘋狂的殺人機器？為什麽平時愛好文學與音樂的市民面對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的悲劇，居然會無動於衷，甚至助紂為虐？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在惡劣的環境中保護猶太血統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
職，逐出大學，差點付出生命代價。然而，正是他第一個開始深刻的懺悔。1945年底，在一片廢墟與墓碑之間，雅斯貝爾斯發表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他指出，除了負有法律上罪責的戰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沒有公開反對納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負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體上三個層次的罪責。因為罪責是全民性的，對它的懲罰也是全民性的。這種懺悔已經不僅僅是懺悔了，雅斯貝爾斯將鐵鍬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義盤根錯節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對閃電部隊的講演中，有一句流傳甚廣卻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
“你們所有的一切透過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過你們的存在而存在。”

這裏，“我”與“你們”似乎水乳交融，獨裁似乎是一種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
國學者* 特蘭認為，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伏在觀念腳下的民眾。有一部德國影片裏，集中營的司令它原來是個整天樂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務閑暇還自得其樂地教小女兒制作植物標本。然而，一入集中營他便面若冰霜，動輒處死戰俘。兩種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統一於一人身上的呢？

我們也許覺得難於理解，但法西斯主義輕而易舉地將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法
西斯主義認為，全權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規律的價值根據，他們代表著某種總體的權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興、大同烏托邦的實現等等。

他們通過恐怖的形式將歷史或自然的力量，透過人類而自由自在地運行。因此，有罪與無罪、善良與殘暴這類名詞變得沒有意義：所謂有罪就是指阻礙自然或歷史過程的行為，犯有這種罪行的人被控訴為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與消滅他們是自然而然的方。

法西斯主義就這樣巧妙地完成了對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國作家蘇珊娜曾經研究法西斯的美學，她透過希特勒大閱兵的記錄片、歐洲
修剪整齊的宮廷園藝、斯大林紅場上的群眾集會、日本三島由紀夫和伊朗霍梅尼的個人裝束等等，看到了人們動靈深處強烈的生命欲求和對神秘主義的向往。

“法西斯主義代表了今天混在別種名目的理想：以生命為藝術、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丟棄理智、隱身群眾消解疏離。這些理想顯得生機勃勃，無限動人。”

而西班牙作家奧德加則針對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個一百年以來就生活在治理與服從之間良心敗壞的國家。”這種中世紀以來形成的波希米亞式的遊民風格，正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現成的無政府狀態。推展開去，這也正是拉美極權主義的淵源。由此可見，法西斯主義是現代社會隱藏甚深的一大惡疾。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4, 2021 at 8:36pm

余傑《記憶與忘卻》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單》時，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終鴉雀無聲，異國的恐
怖異國的災難異國的悲劇深深地打動了學子們的心。在慣於用掌聲、笑聲、噓聲、哈喝聲來表達自己情感的北大，極少有哪部電影是在如此靜穆的氛圍中放映完畢的。

在放映《活著》時，北大學生對影片中一個接一個喜劇性的場面：大煉鋼鐵時沸騰的村莊、用來作訂婚禮物的紅寶書，婚禮上對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裏狼吞虎咽的農民……時而引起哄堂大笑，時而引起掌聲如雷，觀眾比看周星馳的喜劇還要開心。我無意責怪以商業為準繩的張藝謀或影院裏年輕的觀眾們，也不想用時髦的理論來分析這種現象。面對悲喜劇的錯位，我不寒而栗了。

樂黛雲教授說過，一位德國學者想與她合著一本比較納粹與文革的書，回答這
麽一個問題：為什麽在短短的30年之間，東西方兩大最優秀的民族會發生同樣令人髮指的暴行？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回憶是艱難的，在回憶中懺悔與反省則更為艱難。蘇聯女詩人阿赫瑪多娃在《悲歌》中寫道，“可怕的葉諾夫時代裏，我在列寧格勒的監獄中渡過了17個月，某人認出了我：”你能說明這些嗎？” 我說：“我可以！‘她那往昔曾為面孔的臉上掠過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顯然，對方對阿赫瑪多娃描述歷史真實的信念持強烈的懷疑態度。

但是，俄羅斯畢竟有了《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面對文革我們有什麽呢？在張賢亮、王蒙這代親歷者自傳性的作品裏，文革僅僅成為他們品格的試金石，他們以受難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災難像日蝕一樣，一旦過去，他們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紅地毯。風靡一時的《柳色黃昏》處處是暴戾和血腥之氣。

一個曾經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白髮蒼蒼的老教授的紅衛兵這樣為自己辯解：“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原因畢竟不是醜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為愚昧、盲從、打架、兇暴，可是他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的靈魂是壯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 如此混淆目的倫理與實踐倫理的自白居然獲得了滿堂喝彩，巴金所倡導的“全民共懺悔”至今沒幾個人跟上。


沒有對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當人們在現實中產生困惑與不滿時，文革的慘劇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為當代危機的最高明的診斷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欲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於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30年代，面臨日寇瘋狂進攻，民心全面潰散的局勢，錢瑞升、蔣廷故等學者向蔣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國論”；而面臨世紀交替的今天，一些學術刊物又開始討論“新權威主義”，我們是否應該有某種警覺呢？

二戰勝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並非盡善盡美。南斯拉夫出現了對峙雙方殺害
戰俘的暴行；索馬里、盧旺達，難民的生命更是賤如草芥輕若鴻毛；在中國南方某個開放城市的街頭，因為小小的磨擦，一名大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歷史的回音壁旁邊，我們聽到了希魔猙獰的笑聲。法西斯的幽靈，依舊徘徊在我們這個太平盛世裏。

除了理性與良心之外，我們還需要什麽？面對“真理”與“正義”的旗幟，我們該作怎樣的選擇？在核時代的陰影下，每一種選擇都將波及“人類是否能繼續存在” 這一並非聳人聽聞的話題。我們有權主宰自己，在歷史與未來之間，恐怖或自
由的生活，都將由我們一手創造。我們應當記住——昨天。（延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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