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政治既有傾向的易變性的起源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是，我的假設是既有傾向至少部分地是個人生活經驗的提煉，包括孩童時期的社會化和直接介入的政策議題的原始要素，比如謀生、交稅、種族歧視等。既有傾向也部分地取決於社會和經濟地位，以及大概至少與之同樣重要的先天或者後天的人格因素和品位。雖然關於人格與觀點的學術文獻是有問題的，但是個人政治態度的差異似乎也反映著不僅僅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並且描述這些人格意義上的根本的差異似乎是合理的（參見Adorno et al*保*1950；Smith，Bruner and White，1956；McClosky，1958；Altemeyer，1981；Costantini and Craik，1980；Wilson，1983）。…

所以，本書中所用的評估政治意識的信息測驗，嚴格地說是中立性的，或者事實性的。就像前面指出的，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精英話語攜載的信息多是非中立性的，也不是嚴格的事實性的。一篇暗示五角大樓充滿醜聞和管理不善的新聞報道，或者一篇關於多數失業者如果他們足夠努力去找都能得到工作的總統評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由事實性信息構成，原因在於它們都含有某些簡單事實，並且它們真誠地傳遞了對事實事態所持有的信念。然而，它們卻不是中立性的，因為它們已經由於黨派的目的而約束在一定的框架內，並且能夠被公正的人合理地反駁。某些論斷，比如宣稱墮胎的蔓延表明美國人道德的下滑，並不能完全經得起實證檢驗；可是，在媒體中這種論斷的擴散形成了信息傳播，因為它涉及關於國家真實狀態的論斷。

故而，非中立的和不必要的事實信息與政治論斷是不易分清的。像哪個政黨控制國會這樣的中立性事實信息，在本書中是重要的，只要其測量了一個人接觸其他非中立的和不完全是事實性信息的可能的層次。…

近些年來國會選舉文獻中廣為研究的議題之一，是眾議院中的現任人員在連任競選中享有的優勢。在過去的30年裏，平均獲勝差額急劇增長，19結果是多數眾議院席位留給了現任者。眾議院議員們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能夠建立一個不管黨派考慮的忠於他們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因此，有時候，一個席位會留給某個特定現任者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是當現任者退休的時候，該席位迅速變成反對黨中某人的留用席位。這一發展給眾議院一個獨立的立場，這在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者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似乎嚴重影響了美國國會的績效（Cain，Ferejohn and Fiorina，1987；Jacobson，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