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寫員巴特比用「I would prefer not to」應對所有與他的溝通，無論別人說什麼，他只會說: I would prefer not to。這個句子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別人也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意思。



有趣的是，文章的結尾處看似無意地提及巴特比曾經的職業是郵局死信處理員，代表著溝通渴望的死信在他這里走到了盡頭。他面對著一堆現成的語言，但沒有一個的陳述對象是他，他也無法與之對話。交流的死局使他註定無法登陸到合法的表述位置，「這不是一種渴求虛無的意願，而是意願的虛無性的增長」…

德勒茲視野中的人的形象，已經不以認知主體的核心形象出現，而是在社會運行中作為要素被裝配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人的社會性存在不是孤立的，是事件性和被動的，被各種法則定義和限制，雖然號稱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但作為社會人，「我們被給予一個自由選擇，附帶條件是你要做出正確的選擇」(齊澤克，《暴力》140)。情動視角的確立，使「我們能夠通過一種前個人知覺的形式來思考感受，［……］在我思考或進行概念化之前，存在著一個先於任何決定的反應的要素」。

許多外在的力量作用於身體，通過視覺、聽覺、光線、溫度等，人們意識到某種存在但「不是將一個事物對象化和量化，［……］德勒茲因此訴諸強度」，對於德勒茲而言，「它有助於解釋作為…

對於德勒茲而言，六八事件的解釋困難對他刺激很大。1968年5月，在沒有任何明顯的政治或經濟危機的前提下，法國毫無徵兆地突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達到了革命的臨界點。



即使到了今天，整個事件也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淌而消逝，反而一再地被提及和詮釋。保守派視之為一次社會性動蕩和混亂，試圖從青年的教育、福利社會等各條進路解釋它，但無法取得統一且讓人信服的結論。激進派視之為一次革命活動，但這次革命活動沒有明確的綱領、組織領導和路線，或者說，這是一次眾聲喧譁的革命活動，是讓以往的革命理論集體失語的運動。



既沒有統一的革命主體，也沒有統一的革命對象和目的，人們各自反抗著自己認為應該對抗的東西。「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學生發動與領導，而非工人，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于治中 15) 于治中還處在尋找革命代言人的傳統革命理論邏輯中，而德勒茲卻懸置了這些革命理論的預設，從人的存在狀況開始思考，或者說，思考應該使用什麼概念繪制人的存在狀況。…

「正是通過欲望，斯賓諾莎找到了感覺的起源和基礎。」(107) ①僅僅從上面的文字把握斯賓諾莎的情動理論，很容易滑入心理學領域。塞格沃斯和格雷格認為，斯賓諾莎情動理論的一個關鍵詞是身體，「首先，身體的能力永遠不會被單一的身體所界定［……］其次，『認知身體』的『未完成性』與當今的相關性要遠遠大於330 年前斯賓諾莎寫完他的《倫理學》之後的那個歷史時期」(塞格沃斯、格雷格 21)。

情動和身體由此成了互為支撐的存在，情動理論的提出「是一種極具特殊性的努力，旨在配置一個身體和它的情動/被情動、它正在進行的對世界的情動構成，以及世界和身體的此性」(21)。在斯賓諾莎的視野里，情動是一種力，身體是這種力的暫時性顯現和特定時刻的形式。身體即情動，情動在身體的互動與變換中流動。…

摘要:在情動理論成為諸多學科分析熱點的背景下，情動理論仍有頗多爭議之處。檢視斯賓諾莎和德勒茲情動理論可以發現，斯賓諾莎的情動體現的是身體和心靈的被動反應; 而德勒茲把情動概念去背景化，用以構建瓦解權力規訓、恢復生命潛能的通路。德勒茲認為符號是權力流轉的主要途徑，基於情動這個觀測點，他在文學場域中捕捉到眾多能夠有效瓦解權力的方式，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成文學理論，把文學創作帶入政治斗爭場。

生成文學德勒茲在萬塞訥的斯賓諾莎課程上明確指出，一些譯者把斯賓諾莎以拉丁文寫成的《倫理學》中的affectio 與 affectus 作同樣的譯法，均譯為affection，德勒茲認為這麼做「是災難性的」。斯賓諾莎「使用了兩個不同的詞，原則上他總是基於一定的理據，［……］因此，我用『情動』對應斯賓諾莎的affectus，用『情狀』(affection) 對應 affectio」 ( 德勒茲，《德勒茲》3)…

伽達默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