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迪烏的論點中，正如拉岡所曾經說過的錨定點，「理念」具有歷史性的錨定功能。透過「理念」這個介於真實與符號之間的媒介，個體得以尋得某個對象，以便回應事件。然而，當某實體化之物或是觀念便被當作真理之符號，固定住真理，那麼真理便只能以其擬像出現，而失去其偶然性、難以定義、難以捕捉、瞬息即逝的面向，理念便也無法呈現真理。如果不承認真理之短暫性，而以全稱的方式固定真理，那麼革命所帶來的解放政治便會走到其對立面，而以一個又一個的偽裝面貌出現，甚至以國家之名固定其權力的位置（Communist 246-48）。相對於掌握財產的「城市擁有者」（bourgeoisie），巴迪烏的「邏輯革命」便是強調共產主義理念使不具身分與地位的「無產者」得以持續出現。由於這個集合內的「外場所」持續出現，而現有的場所邏輯的穩定狀態也因此被改變 （Communist260）。正如托斯卡諾（Alberto…

至於巴迪烏所強調的新思想的發生以及普世性原則，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相對於洪席耶所檢視的話語邏輯，巴迪烏分析的是主體與思想辯證過程的形式邏輯。巴迪烏所著重的普世性與真理過程，不是透過知識描述的結構，而是無法計算與不佔空間者的出現，是從可命名、可辨識、可決斷之處撤離，所謂思想的曲線。[37] 巴迪烏的肯定式（affirmative）哲學，使我們可以思考政治性主體出現的背後路徑，以及其岔開甚至失敗的環節。巴迪烏所分析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二十世紀歷史事件的代表性例子，便相當具有啟發性。巴迪烏認為，如果以邪惡、浩劫、死亡人數來定位二十世紀的幾個政治事件，我們就無法思考二十世紀的難題。巴迪烏要以二十世紀如何以「思想形式」出現作為他的思考工作，分析這些主體如何成為主體、如何思考自身，以及這些思想的形式邏輯，以便二十世紀向我們呈現的難解之謎得以被思考（Century…

試圖以全稱方式為事件命名，則放棄了「說一半」的軟弱位置，而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惡」。 「事件」是解消政治之「惡」的可能性。事件帶來變化，使情境結構與知識體系之外無法預期的事物得以出現，也可以隨之消逝，正如巴迪烏討論保羅時所說的「基督事件」（Christ event），指向了「可能即將降臨的變化」（a coming），事件是情境中「某個相異的他者」的出現（Ethics 28）。因此，對巴迪烏而言，真正的倫理，就是拒絕倫理意識形態，承認「多」的狀態，暴露知識結構的極限，而將知識結構無法思考、無法辨識與無法命名的真相帶出來。這個解離與扣除的工作，是一種思想的勞動，以便揭露一個新的思想身體，新的主體。

四、「缺口」與「空」的分離之力：重新思考平等與公共…

（四）新思想的發生與扣除原則：扭轉之力與「說一半」的真理

「新」的思想，要如何發生？巴迪烏說，當「主體－思想」打破固定邏輯而出現，如同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所討論的原子撞擊而產生的「偏移」（clinamen），透過「扭轉之力」，由內部展開新的思想層次（internal fold），正是知性「獨一無二的局部化過程」（singular localization）。巴迪烏所說的局部與整體之間的無限辯證程序，就是思想的發生：不可知、無法計算、不成為結構性知識的真理，正是透過此思想發生的過程才得以出現。[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