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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21, 2021 at 8:04pm


戴華萱《邊走路邊跳舞的自由夢境: 李魁賢散文詩研究》(續)

在肅殺的秋氣裡,以果實成熟後即將掉落的意象,將果子擬人化以揣摩其不安的躁動心 情而傳達出一般人面對死亡的心境;接著「之三」再以秋天旅行的動態意象觀透死亡的 感受:

多麼使人安慰的一件事啊!倘若,死,也像百葉窗那樣可以自由地摺疊起來。

那樣,我們可以任意地去旅行了。我們不會受到無重量感的空間的壓力,我們把 它摺疊起來,做成任何可愛的形狀。

最重要的是:必須要坐一趟登山吊桶,而且要把女子的眼矇住。因為那些很親切 的「格拉、格拉」由鋼纜發出的聲響會使她們寒顫啊!


其實,在秋天,痛快的旅行多麼不易啊!


倘若能夠淡然看待死亡,那麼死亡猶如摺疊百葉窗般的輕鬆自在,也就可以任意的旅行
了。而在這趟行程中,凸顯出安排女子矇住眼坐登山吊桶的視覺感受,再搭配由纜繩發出「格拉、格拉」的聽覺聲響,讓讀者充分感受其擔心害怕、恐懼且戰慄不安的情緒;畢竟還年輕的李魁賢尚無法超然的面對死亡,所以最後說在秋天痛快的旅行並不容易。

除了秋天的意象外,在「之二」中則是運用了不同的譬喻、擬人、通感的技巧,將 死亡具象化:


有一種很微弱的聲音,甚至聽不出它的聲音的;但我感覺到它。我能用嗅覺聞到,
用觸覺觸及。那是屬於死的。

死,只是像細菌那樣的微體罷了。它在我的神經裡徜徉著,在我的血液裡泅泳著。 當剛剛一場急雨過後,我注視這些特別翠綠起來了的樹。它們葉綠素中間都包含了百分之幾的死;而死,使它們生長得多麼愉快啊!

這種聽不出聲音來的聲音也使我娛樂,它們多麼富有個性啊!這些死!

喲!在我的眼眶裡吸什麼淚水喲!你把夜都嚼去了許多。甚至,我在讀里爾克的馬爾特記事冊時,死啊!矇住我的眼睛玩什麼捉迷藏喲!


首先以「橫的通感」混合了觸覺與嗅覺這兩種對於死亡的感受13,次段形容死亡感受的無所不在就像細菌一樣在體內共存:徜徉於神經、泅泳於血液。再以「死」在葉綠素中 為喻,點出了死與生的關係:「死」同樣是供給生命養分,更是將「死」化為「生」,甚 至「生長得多麼愉快」,自此觀之,王國安以為李魁賢在此詩中將「死」與「生」這一組 原本相對的概念合而為一,死在生之中,將此詩提升到了另一哲學高度(王國安,2009b: 111)。在這首組詩中,李魁賢反思人如何看待終究必須面對的死亡?在詩中想像死亡的各種感受以及生與死的哲思辯證。

然有趣的是,〈秋與死之憶〉收錄於第二本詩集《枇杷樹》(1964)中。《枇杷樹》多是寫給一位名字叫做「惠」的少女的愛情詩,在這本典型的情詩集中,竟收錄〈秋與死之憶〉這三首傳達對待死亡態度的作品顯得十分突兀。尤其死亡議題由一個 22 歲的少年寫來,不免予人為賦新詞強說愁之感。但死亡與愛這兩者間的關係,鄒建軍據里爾克曾在《幕佐書簡》中寫到的:「我相信,只有從死這一方面,才有可能透徹地判斷愛。」
提出有趣的聯想,因為愛充滿艱辛和痛苦,往往得不到回報(鄒建軍、羅義華、羅勇成, 2002:73),而《枇杷樹》時期的李魁賢正值遭逢「情感颱風」,或許因此才在花蓮的軍旅生涯時,有感而發地寫下〈秋與死之憶〉這三首經典的組詩。

評論者向來對這一組散文詩讚譽有加,且多引紀弦於序中的讚美:「像『秋與死之憶』題三首,這樣成熟,完美而又豐富的作品,就是翻遍了我們這個詩壇上所有的詩集, 恐怕也找不出幾首能夠與之比並的了。」(楓堤,1964:2-3)窺探其因,紀弦對此詩如此讚揚,無疑是「詩中瀰漫著的象徵情趣和纖細的神經質感覺」符合現代主義的美學要求(郭楓,2001:222),而創作此詩時,李魁賢確實受到現代主義的洗禮,在詩中思索死亡的哲思課題。


在壯年時期的兩首散文詩,則透過「鼓聲」、「陀螺」這兩個物象表現出對自我不斷超越與奮進的生命觀照。當時孜孜矻矻於專利工作與詩創作的李魁賢,在〈抓住鼓聲〉 一詩中就呈現出充滿了積極進取、奮力不懈的昂揚氛圍:


應該有鼓聲在背後催促,應該有鼓聲在兩岸吶喊,應該有鼓聲在水面上應和著雲層上隆隆的雷聲。

迎向前去,我的目標在遠方。我看到無限的遠景,在風中招手。我聽到無數的歡呼聲,在耳中鋪路。

我以脫韁躍出的姿勢,迎接未來歲月的驚濤駭浪。我以專注的眼神,集中全副生命的雙手,迎接逐漸臨近的輝煌。

我掌握著雷聲、風聲、勝利歡呼聲。我伸出手去,拔取就要出現在眼前的標旗。

終於,終於,我抓住了一大片鼓聲。鼕鼕鼕鼕……(李魁賢,2001c:225-226)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19, 2021 at 9:16pm


(續上)具力道而渾厚的「鼓聲」幾乎成為李魁賢詩歌中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勇往直前企圖心的原型。在這首〈抓住鼓聲〉的散文詩中,首先從「鼓聲在背後催促」的聽覺中展開,再夾雜雷聲、風聲、歡呼聲等各種聲響,象徵這條追求路上的各種挑戰或鼓舞;接著由「脫韁躍出的姿勢」、「拔取就要出現在眼前的標旗」的視覺開展出奮力一搏的精采畫面,讓讀者仿彿如臨其境的真實感受,不畏懼未來的未知與挑戰,反倒張開雙手迎向前去,也 不禁要為詩中抓到了最後勝利的「我」喝采。最後再回到「鼕鼕鼕鼕……」的鼓聲迴盪 聲中暗示著:生命戰鼓的挑戰永無終止,猶如自我超越的生命追求亦如是。

此詩表達出對自我不斷要求的生命特質,完全實踐在李魁賢的生活中。自 1975 年創立名流企業有限公司後,除了一手包辦所有專利權代理的業務外,亦同時兼及創作、 評論、譯作,並時常至各地參加世界詩人大會、國際發明展,從未曾歇下腳步的李魁賢有感而發地再以陀螺自喻,在〈陀螺的人生〉中點明不斷奮進而忙碌的人生:


從著地的一剎那,我便開始打轉,不休止地,直到倒下為止。我的生命便是在流
傳的歲月中揮霍。

我在打轉中才能存在,我在打轉中才能顯示生命的意義。然而,我必須在大地上 才能虎虎地旋轉,我必須在綑索從我身上解開時,才生機活潑地轉動。

我始終自主地立足大地上,我始終堅持擺脫一切束困後,才肯表現我旺盛能量的魅力。

這是我陀螺的人生,在眾目睽睽下,展現我落地就自強不息的過程,在天空底下, 獨腳而立的雄姿。(李魁賢,2001c:227-228)


這首散文詩以陀螺喃喃自白為敘述視角,思索著人為了什麼而存在?究竟什麼樣的人生 才有意義?詩中以陀螺不停打轉的意象,道出唯有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才能彰顯人之所以存在的價值。關於此,莫渝就分析指出,作者從陀螺的生命,領悟出幾項哲理:首先, 必須脫離綑索,得到解放;其次,是自主地立足在大地;接著,展現旺盛的能量,即自 強不息的旋轉,直到結束活動倒下,等候復活。旋轉的過程,也許僅數十秒或數分鐘, 但都是生命極致的發揮(莫渝,1997:191)。以陀螺此一物象表達出不曾停下腳步但生命能量飽滿的意象,確實掌握人生必須具備昂揚鬥誌的精神內涵。

在李魁賢當時的生活中,我們確實也發現他在猶如陀螺般打轉的生活中更顯生命的 意義。原本就忙於專利申請代辦工作,除忙裡偷閒時創作外,在寫作此兩首散文時的 1985 年更著手籌設出版社。此動機的來源是 19857 月他應邀到美國參加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第 1 屆臺灣文學研究會年會」,回臺後一直盤繞在腦際的是:在自己有限能力範圍內,能夠為臺灣文學做什麼?因而萌生了成立出版社的念頭。出版社成立於 198662 日,因囿限於經費,出版社的所有事務,從集稿、整稿、校對、印刷、帳務等等事項,完全由他在繁忙的專利代辦業務空檔處理(李魁賢,2013:627),可以想見其生活之充實忙碌。不僅於此,他更於 1987 年參與臺灣筆會的籌設,除擔任歷屆理事外,並於第 5 屆被推選為會長。會長期間並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第 1 集《臺灣文學英譯叢刊》,希望讓外國人也能閱讀臺灣文學,以文學交流為目的。由此不難想見原本就集工作、創作、譯文、評論於一身,再加上出版事業和參與筆 會的運作,李魁賢一如陀螺旋轉般忙碌,但卻在鼓聲激昂中展現出旺盛能量的生命力與 意義。在 2005 年的訪談中,李魁賢就自陳「辦公廳的事做不完,回家繼續做,沒什麼休息」、「連坐下來沈思一下的時間都沒有」(莊紫蓉採訪、整理,2005b:19),可見其以陀螺自喻入詩的形象十分真實,亦是其生命哲思的具體實踐。

最令人敬佩的是,在生活中始終如同打戰鼓般充滿戰鬥力的李魁賢無論涉足哪一個領域總能出類拔萃,不僅在專利的領域中頻頻獲獎:如 1974 年以專利「片劑容器」獲第3 屆產品包裝金星獎、1975 年以專利「採收洋菇用剪刀」獲第 10 屆中山技術發明獎、198311 月率團參加「比利時布魯塞爾世界發明展」獲市長頒贈金質獎章(李魁賢,2013: 1141-1143);在臺灣發明界至目前為止僅有的三本與發明有關的刊物:《發明》、《發明天地》、《發明企業》,李魁賢分別擔任編輯、社長、發行人,足見其在發明界的開創性及貢獻。在臺灣文壇,其豐沛的創作量更不斷將自己推向顛峰的文學歷程,獲獎無數與榮獲諾貝爾獎提名的榮耀,甚於日後積極推動設立臺灣文學系與鼓吹成立臺灣文學館,對臺灣文學的發展功不可沒。而 1985 年創作的這兩首散文詩〈抓住鼓聲〉及〈陀螺的人生〉可說是李魁賢這一生在忙碌生活中不斷追求自我超越的寫照。(下續)

(戴華萱 2015《邊走路邊跳舞的自由夢境: 李魁賢散文詩研究》見2015 年 4 月 《台灣學誌》第 11 期頁 91-110)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18, 2021 at 8:29pm

五詩的越界再越界:散文詩的小說企圖

(續上)自認喜歡不斷變換題材,嘗試各種表現方法的李魁賢(李魁賢,2013:138),在他 2000 年〈英雄末路〉及〈陋室漏濕〉的這兩首散文詩中,顯然是對文體越界再越界的新嘗試。散文詩既已兼具散文的敘述性與詩的節奏性,若再以小說的戲劇情節表現,無疑是對文體的再一次越界,蕭蕭就曾提出「小說企圖」是台灣散文詩的美學特質之一

散文詩大多有著小說企圖,以小說面具傳達詩的「神思」(羅青用語),一則可以保留散文語言舒緩的風格,逐層醞釀,兼具小說閱讀的樂趣:二則可以掌握詩的質素,使小說歷程更為簡鍊,去其糟粕,存其精華,剪除枝節,調整焦距,多處 擬設懸崖、瀑布,模聲,狀色,兼具戲劇觀賞的效果。(蕭蕭,1997a:139)

兼具詩、散文、小說三種文體的特質,周芬伶就稱此種形態像散文,但含有小說企圖的 詩為「三合一的文體」,如魯迅《野草》、蘇忍尼辛《散文詩》皆屬之(周芬伶,2006: 150)。而這種將詩的形式散文化、內容小說化的散文詩,具有非常鮮明的戲劇特效,由此構成散文詩殊異的美學特質。

詩與小說的關係聯結,李魁賢也肯定的說:「詩也可能編故事,所以我有一段時間寫的詩強調詩的戲劇性。其實戲劇性就有一點小說的味道,當然和小說的敘述風格不同。」(莊紫蓉採訪、整理,2005a:28)雖然這個「詩可以編故事」的論點並不是專為散文詩而發,但卻道出了能夠以詩表現小說企圖的獨特美學。而李魁賢於 2000 年所創作的兩首詩:〈英雄末路〉及〈陋室漏濕〉就表現出向小說越界的企圖。

小說的特色之一,便是通過對話的方式書寫,以不假旁人之口表達出故事中角色的心聲,凸顯其真實感受。〈英雄末路〉這首散文詩在最後就採用「我」和當年國小導師的 對話,扭轉了描寫二二八事件一直以來的悲情控訴調性,改採意外的發現作結:

二次大戰後,嚴重缺乏師資的鄉村國民學校,來了一位年輕教師,帶我們唱遊、
打躲避球,特別有勁。

二二八後清鄉時,他失去了蹤影。從鄉下父老的耳語中,依稀得悉他在事變中入 侵軍營,劫走槍械。在學生的心目中,他成了羅賓漢的人物。

這樣的英雄,沒有一座雕像,是多麼遺憾的事啊!於是,我在心中為他塑像,寫 詩歌詠他。

最近,在堂叔的葬禮上,不期遇到當年國校的導師,我向他打聽這位英雄般的年 輕教師。他嘆口氣說:「唉,都是賭博害了他,因為新婚的妻子嗜賭,也把他拉進賭國。結果,欠下賭資,鋌而走險,趁亂搶奪軍用物資變賣,事後無業,如今還是窮困潦倒。」(李魁賢,2001a:297-298)

此詩同樣以散文接近口語而不跳躍的語言及敘述方式,慢慢將讀者引進他童年記憶中的二二八。詩中的主角「年輕教師」,其實早在他最常被提及的代表作〈老師失蹤了〉(1990) 一詩就出現過:


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郭老師 ∕ 從城市裡來到我們鄉下學校 ∕ 擔任老師 ∕ 課餘帶著同學唱遊 ∕ 玩躲避球 種菜勞動 ∕ 戰後常因缺乏老師而改自習的課 ∕ 漸漸正常 ∕ 郭老師受到同學們愛戴 ∕ 更特別受到林老師的喜愛 ∕ 常常在一起談笑(李魁 賢,2001c:203-206)

若將兩首詩與李魁賢的成長經歷相互參照,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李魁賢才十歲,當時就 讀的「鄉村國民學校∕鄉下學校」,也就是現今新北市淡水區水源國小;再由詩中的老師 都喜歡帶著小學生們唱遊、打躲避球而深受學生喜愛的敘述可以推知,這兩首詩的主角「年輕∕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是同一位:郭老師。但相同的故事,卻在〈英雄末 路〉這首散文詩中以「情境逆轉」的美學敘述策略,讓原本嚴肅的二二八題材產生出乎意料的結果,原來的英雄竟是賭徒,在最後一段來一個情境大逆轉。〈老師失蹤了〉一 詩處處以「聽說」、「有人描述」、「有人說」的不確定性傳聞,增加了讀者的想像空間: 想像他如何以跑田徑賽的速度帶隊跳過高牆進入營區的雄姿;想像他獨身攀山越嶺的英武,雖然最後留下「郭老師失蹤了 ∕ 我們終於又回到沒有老師的日子」、「我們鄉下學校 只剩下校長和教導」的悵然之感,但郭老師具備英雄的形象始終如一。饒富趣味的是, 這樣的惆悵感在〈英雄末路〉中消失殆盡,原來是大家心目中口耳相傳「入侵軍營、劫 走槍械」的英雄老師,竟是為了償還賭債才鋌而走險,這與原先的英武造型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一心以為的俠盜英雄竟是不折不扣的賭徒搶匪,反諷的張力構成這首散文詩殊異的美學特質。(下續)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15, 2021 at 11:54pm

(續上)窺探其因,能夠表現出這樣出人意料之外的情節,主要是因為作者在詩中讓敘事者長大,因年齡增長而得以甩離幼童的天真想像。〈老師失蹤了〉僅以孩童的視角,回憶敘事的形式,寫童年時尊敬的郭老師二二八事件後失蹤的往事,純然是小學生的英雄崇拜; 但〈英雄末路〉這首散文詩則以散文的敘述性筆法寫出從兒童到成人的歷程,由此表現出小說情節般的時間推移,才有成人的「我」的出現得以獲悉事件的真相;這樣的敘述筆法,讓這首散文詩打破了二二八詩作慣有的悲情。其實,1995 年時李魁賢就已寫下〈藉藝術力量走向後二二八〉一文,表明希望藉由藝術作品的力量,使台灣走出二二八的壓制陰影,以邁向「後二二八」的時代(李魁賢,2002a:117)。而這首散文詩正是他的具體實踐,希望透過戲謔揶揄的筆法,以逆轉的結局化解因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衝突與對立,讓讀者不要一直沉浸在歷史陰霾的悲情中。爾後在〈信望愛的後二二八〉和〈二二八的另類觀點〉也一再提及歷史的二二八確實不可忘,但人們不能隨著事件沉湎於歷史中不能自拔,反倒是要去思考如何從低沈、消極的歷史命運中發揮積極的意義(李魁賢, 2002c:335-338)。這樣的正向思維,正是李魁賢在這首散文詩逆轉情境後所要展現的意涵。 

另一首〈陋室漏濕〉則直接了當地以「說了一個故事」開啟了散文詩小說化的戲劇性:

 

霪雨綿綿,使人心煩。更令人困擾的屋漏偏逢連夜雨。抓漏又像是在找神仙,很  難摸到頭緒。俗語說:砌厝是師仔,抓漏才是師父。 

我的鄉下陋室不幸也耐不住豪雨而漏水,找到一位族親的老師父來幫忙。他卻說 了一個故事。 


以散文筆法敘述住家漏水而需找師父抓漏的事件展開,在細雨不停的煩亂氛圍下,接著    引領讀者進入老師父說故事的情節中:

 

以前有一位吝嗇的暴發戶蓋豪宅,對工人太苛刻,又要充做內行頤指氣使,工人 只能按照他的指揮做事。完工落成後,遇雨輒漏水,多次找人抓漏補修,不得要 領。後來找到老師父,建議他要徹底找出真相,只有把外牆的表層打掉,打到見 磚為止。 

結果,在老師的細心關照和注意下,終於發現是一塊木片在作祟。木片攪入水泥 裡,粘附在磚牆外,雨水就沿著木片穿過水泥和防水劑的層層障礙,一道引導滲 入內壁。(李魁賢,2001a:299-300)

 

故事中以老師父為敘述視角,巧妙地轉換了「詩通常都是第一人稱」的寫法,並安排設計了暴發戶受豪宅漏水所苦惱,在不得訣竅下,最後找老師父抓漏的事件。事件的重    點擺放在老師父如何運用專業、抽絲剝繭地找出漏水的真正原因:水泥牆裡多了一塊木片的緣故。聽他娓娓的敘事,以散文的語言、分析性強的句子,透過詩中視覺畫面極強烈的運鏡下,使讀者捕捉老師父的鮮明形象──細心、專業、誠實。這首詩有別於前一首固定結局的寫法,而是採取了小說開放式的結局,任由讀者琢磨、讓讀者充滿了各種可能想像,也因此產生不只一種路徑的解讀空間。若是將重點放在「吝嗇的暴發戶蓋豪宅,對工人太苛刻」,或是道出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台灣社會現象,以及富者頤指氣使的刻薄嘴臉;若是以抓漏的老師父為主軸,敘述重點則在凡事要尊重專業、務求找出真相的精神,這或許是他從事專業代理權的多年心得。詩的最後只寫到找出真相,並沒有接著敘述暴發富戶的反應以及如何處理,至於富豪最後的反應:生氣、羞愧、或是否自我反省還是依舊故我,就不是這首詩的重點了。

 

此種「三合一體」的散文詩,可視為是李魁賢在詩中發揮了簡鍊小說歷程的展現方式。我們若仔細瀏覽李魁賢的創作歷程,才驚訝的發現,原來除了詩與散文外,李魁賢也曾一度寫過小說,1954年以〈被摧殘的花朵〉為篇名寫童養媳的故事,還得過佳作, 但很可惜的是,這篇小說因《新新文藝》停刊而未能發表; 1987 年嘗試以現代寓言的方式於《文學界》發表〈瑪茲是誰〉(李魁賢,1987:77-84)。除此之外,他也零星寫過幾篇小說,但都已將這些未完整或未寫完的小說文稿丟棄,十分令人惋惜。李魁賢也不諱言地表明偶也會萌生寫小說的念頭,只不過在時間的囿限和自我信心缺乏的情況下沒有繼續寫。我們或許可以大膽的揣測,由於李魁賢對敘事形態的文體感到興趣,甚而有寫小說的意念,因而他將此種慾望通過他擅長的新詩為表現媒介,借用散文詩的敘述     特質以達成。易言之,正是藉由文類的越界再越界,巧妙地將詩∕散文∕小說三者合體, 從而呈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散文詩。(下續)(戴華萱 2015《邊走路邊跳舞的自由夢境: 李魁賢散文詩研究》見2015 年 4 月 《台灣學誌》第 11 期頁 91-110)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12, 2021 at 9:41pm

(續上)六結語——細讀李魁賢這 7 首散文氣息與新詩意境交疊的散文詩,確實具有獨特的魅力和藝術價值。1955 年〈橋上黃昏〉、〈初夏夜曲〉這兩首散文詩,因仍屬於習作初期,可見他戮力於散行的詩句中經營詩歌意象和掌握散文抒情性,兩首詩以豐富的視覺和聽覺的意象呈現出或隱或顯的滄桑感,展露出少年李魁賢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懷。在主題方面,有別於他在傳統分行詩中以詩批判社會現實的大宗創作題材,較側重在對自我生命的哲思觀照,述及如何面對死亡的感受與自我奮進的哲學觀。1959 年深受現代主義洗禮和里爾克《馬爾特手記》影響的李魁賢,就在〈秋與死之憶〉組詩三首中思索生死存在的意義, 於詩中盡情發揮想像力後以各種象徵意象描摹死亡的感受。


至於 1985 年的〈抓住鼓聲〉和〈陀螺的人生〉雖然同屬哲思之作,卻一反〈秋與死之憶〉中預想死亡的虛空與晦澀。 正值壯年的李魁賢轉以寫實之筆大談生命奮發之道,充滿積極進取和奮力不懈的昂揚精神,展開自我生命超越的哲思情懷。在寫作手法上,誠如李魁賢 1996 年所言台灣散文詩仍有許多表現的空間,偶萌生創作小說意念的他就在 2000 年〈英雄末路〉、〈陋室漏濕〉中嘗試三合一體的創作,亦即不僅結合詩與散文這兩種文體,更進一步將文類再越界到小說,以對話或說故事的方式在散文詩中達致戲劇的效果。〈英雄末路〉就以情境逆轉的敘述策略,打破了他向來描寫二二八事件的悲情主調,以戲謔揶揄的筆法扭轉了慣有的衝突與對立,實踐他所提出的邁向「後二二八」時代的主張。〈陋室漏濕〉則採小說開放式的結局,提供讀者各種想像的可能,這都構成了散文詩殊異的美學特質,也帶給讀者有別於單一文體的閱讀感受。

截至目前為止,創作逾一甲子的李魁賢僅有 7 首散文詩,雖占其全部詩作的極少數, 卻可見其不同於他傳統分行詩的表現手法與主題;倘若能進一步探述李魁賢散文詩與商禽、蘇紹連等長於散文詩者的異同,或更能凸顯李魁賢散文詩的特色所在。然若單就李魁賢的創作觀之,這 7 首散文詩沒有他在傳統分行詩裡批判社會現實的沈重嚴肅,反倒具有抒情意象,彷如芭蕾舞般的優雅,還有文類彼此互涉無礙如走路般的輕鬆自在,有時也來個美麗跳躍的生命哲思觀照,這正是他以邊走路邊跳舞妙喻散文詩的具體實踐。(戴華萱 2015《邊走路邊跳舞的自由夢境: 李魁賢散文詩研究》見2015 年 4 月 《台灣學誌》第 11 期頁 91-110)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10, 2021 at 2:45pm

卡耐提是在高度普遍的人類學層次上肯定逆反群眾的自然更新可能性的,這種肯定和許多將群眾貶低為群氓的保守理論在政治傾向上有明顯的區別。卡耐提理論的政治傾向是左派的,但是,他的群眾理論和典型的左派群眾理論卻又不一樣。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左派群眾理論不同意用簡單的報復理性去解釋革命或造反,因為造反行為總是包含著某些支持它的信仰或價值,如富人欺壓盤剝窮人是不公不義的惡行。〔註40〕第二,左派群眾理論並不把群眾看成是籠籠統統的「羊群」。群眾是有內部區別的人群,如群眾中會有不同階級的成員。在群眾中定會有引導或策動他們的首領,不同的行動(如抗爭不公稅收和破四舊)也會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等等。〔註41〕

除了逆反群眾,卡耐提還提出了另一個包含著解放希望的概念—transformation (變形)卡耐提所說的變形是一種類似心靈感應的與他者相通,如南非的土人能夠用身體感知獵物的逼近,或者丈夫感知背著孩子的妻子正在歸家的路上。變形是一種既是自己,又兼是他者的體驗。變形因此也是一種最基本的破除個人孤獨、解除人與人隔閡的群體體驗。阻止人變形可能的是使面部表情凝固化的「面具」,在上者戴上面具成為「偶像」,在下者戴上面具以求自保。「面具和變形的所有其它的終止狀態的不同在於,面具是僵化的。人的面部卻會有不斷變化,面具正好相反,面具是凝結的,同一不變的。人的變化,最清楚地表現為他臉部的變動。」〔註42〕面具下常常還會藏著別的面具,「一旦戴上面具,便再不能新的開始,」「面具在它自己和觀者之間拉開了距離,……面具後面的一切都是神秘的,……不能讓別人知道的。」〔註43〕

 

暴君也總是戴著面具,而且暴君最清楚別人也戴著面具。一方面,「暴君總是知道自己內心的狠毒,因此必須偽裝。」另一方面,暴君也知道鐧覦他大位的別人也在用偽裝掩飾自己,所以暴君總是找機會「撕下別人的面具,」不斷策動一次次的「揭發」和「整肅」。暴君還會禁絕一切可能讓人變形的事情,如同情階級敵人、偷聽敵臺、閱讀違禁書刊。阻止人變形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一次性地將他轉變為奴隸,「奴隸不準做這,不準做那,但有些事卻必須一次又一次反復去做。事情越簡單,越局限,主人就越會命令奴隸去做。」〔註44〕主人要把每一個奴隸都變成一顆功能單一的螺絲釘,變成一個馴服的動物,「從一開始就有兩種不同的奴隸,一種是像狗一樣跟著主人的單個奴隸,另一種是像牛群那樣聚集在一切的奴隸。」奴隸就是被主人的禁止和規定所死死困住,處於沒有變形可能的茍活狀態。〔註45〕

為了強調群眾反抗的願望和群眾解放的可能,為了要保存對群眾這個原動力整體的希望,卡耐提努力將群眾和權力區分開來。然而,這種區分也許只能在遠古的部落時代才能找到想像和像徵的例子。平等、無間隔壓迫、不受蜇刺之苦的自發群眾狀態也許可以在原始人類那里找到先例,也許可能在極少短暫的片刻(如革命)偶爾出現。不過,卡耐提自己也看到,在現代社會里,群眾和權力的區分既勉強又脆弱。在轉眼即逝的「群眾狂歡」時刻,人們也許會有回到自然群眾狀態的幻覺。但是,原始的群眾狀態實際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現代群眾必須,也只能放到具體的社會、政治體制以及他們實際擁有的權利或受到的權力宰制中才能得到理解。

卡耐提的詩學群眾論述雖然對我們現實世界的群眾和權力有相當的提示作用,它雖然能夠刺激讀者的想像,引起他們對現實問題的聯想,但畢竟缺乏社會理論應有的針對性。在一個超歷史、超社會政治制度實際差別的層次上討論群眾和權力,它的最大的危險就是忽視和模糊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改變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的社會、政治制度,是我們改變群眾生存狀態和群眾與權力關係的根本所在。具體生存環境的優劣確實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普遍人遭受權力蜇刺的傷害程度,決定他們不服從指令,甚至抵抗指令的方式,決定他們成為逆反群體或作自身變形的可能,決定他們能否不只是在一些短暫而偶然的歷史時刻巧逢某個關係平等的群體,決定他們能否聯合起來,把平等和自由確定為長久的價值,去創造而不是等待一個真正能保護個人的群體。

40. Edward P.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50 (1970), 76-136.

41. Edward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1963, p. 64.


42.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374.


43.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375.


44.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p. 378, 384.


45.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384.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8, 2021 at 4:51pm

群眾反抗群眾解放—卡耐提關心軍隊中那種難以設想的群眾轉變和反抗。麥克里蘭(J. S. McClelland)說,在卡耐提那里,「群眾不僅不是權威指令的(訓練)學校,更是躲開『一切』指令的逃避所。」〔註29〕卡耐提在《群眾和權力》的一開始就說,在人群中人得以卸下距離的重負,已經在涉及不受指令的自由。在專門討論指令和蜇刺時,他更是明確地指出,人間距離的重負有一部分就是由積累在每一個人身上的蜇刺所造成的。這些指令的蜇刺應當理解成人所受的一切權威支配的指令,在人身上留下的心理後果。〔註30〕群眾的反抗和革命,卡耐提稱作為「逆反群眾」(reversal crowd)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拔除這些積累的蜇刺。

卡耐提說,「 一個人是無法獨自把自己從(蜇刺)的重負下解放出來的,」因此才會形成「逆反群眾,為的是一大群人一起從他們無法獨自擺脫的蜇刺下集體解放出來。」〔註31〕卡耐提在介紹逆反群眾時,引用朱麗安(Jullien)夫人在法國的革命時寫給她兒子的一句話,「親愛的朋友,狼總是吃羊;這一次羊要吃狼了吧?」〔註32〕逆反群眾具有強大的破壞力量,一般的群眾只是個人躲避權威和指令的避難所(「混合群的安全」或者「密集人群的快樂感」),但逆反群眾則可能摧毀社會或政治的權力。正如麥克里蘭所說,「革命群眾把指令的蜇刺轉嫁到群眾敵人的身上,以此拔除自己身上的蜇刺。因此,即使革命失敗了,當一切恢復正常以後,群眾也不像以前那麽順從指令了。」在這個意義上,「即使失敗的革命也是值得的。」〔註33〕這樣看待革命,和阿倫特對革命的看法有所類似。阿倫特把政治自由意識視為革命中最有價值的東西,革命標誌的是人的重新開始能力。〔註34〕

人所帶有的「多種蜇刺」會造成他的人格分裂。蜇刺有長期的傷害效果,「沒有什麽比蜇刺更深入人的肉體,更不容易消除的了。在極端情況下,如精神分裂癥患者那里,人給蜇刺刺透,……除了蜇刺,再也不能感覺到別的。」這時會出現一種「精神分裂症學稱之為違拗症(negativism)的現像,」表現出一種「經暗示的奴性」(suggestion-slavery)。這種狀態下的個人會拼命誇張地表現對指令的順從,成為各種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他們那些近於滑稽的誇張行為其實是一面接受指令,一面討厭指令。討厭是因為知道指令傷害的厲害,因此才會更加誇張地接受指令,以求避免指令的傷害。〔註35〕處在人格分裂狀態下的個人會因為隨大流而覺得自己是群眾的一員,但其實他並沒有化為群體的有機部分,而只是「從群眾破裂出來的碎片。」〔註36〕

 

卡耐提在描述群眾時,強調的是個人在群眾中感覺到的那種「從(人與人)距離重負的解放,也就是釋放。」而「這些距離的重負正是由指令的蜇刺在每個人身上累積而成的。」 一個人在真正的群眾中,會感覺到「就好像把蜇刺流在地窖里,讓它們堆在那里,自己溜出了自己的屋子(聚集到一起),……這種無刺一身輕的感覺才是為什麽個人在人群中喜氣洋洋的原因。個人沒有比在群眾中更覺得自由的了,他之所以拼命不肯離開,是因為一旦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重新孤身一人,那些舊東西就又回到他那里,隔閡、重負和蜇刺。」(324)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感覺只可能是暫時的,個人在人群中有一種再次與別人相聯系的感覺,但這不過是一種幻覺。」〔註37〕

群眾對指令和蜇刺的厭惡和逆反並不總是表現為對指令者本身的逆反,而是會有其它種種扭曲的表現。例如,士兵不得不生活在「不斷的指令等待」之中,他拔除自己身上的蜇刺,如果不是嘩變,就只有提拔一途。提拔了,他就可以對別的士兵下指令,別人怎麽虐待他,他就怎麽虐待其他人。〔註38〕即使在發生革命的時候,革命群眾暴力的對像也常常是一些無辜的替罪羊。卡耐提把革命比喻為「羊群咬狼」,但是羊在咬狼之前,會先咬兔子。法國革命其實不是發生在1789714日,而是發生在610日。它不是發生在巴黎,而是先已發生在Brittany50多個青年人在Brittany殺死了四、五千隻為貴族打獵而飼養的兔子,以發泄平民的憤慨,「在羊群壯膽攻擊狼之前,他們先攻擊兔子。在逆反(群眾)直接攻擊在上者之前,他們把怒氣發泄在可以最輕易找到的獵物身上。」〔註39〕革命暴力傷及無辜有甚於革命的直接對像,就是這種羊咬兔子的現像。


30.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p. 323-324.

31.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328.

32.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59.

33. J. S. McClellad, The Crowd and the Mob, p. 299.

34.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35.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p. 322-3.

36.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324.

37.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324.

38.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p. 315-6.

39.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 59.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5, 2021 at 3:43pm

卡耐提與弗洛依德的根本不同在於,他要把群眾和領袖區別開來。領袖有權力,群眾沒有權力,「群眾」和「權力」是「兩個聚焦點,它們互為補充,但又互為矯正。」卡耐提要強調這二者的區分,因為權力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不合群」。〔註24〕卡耐提向阿多諾解釋道,他的「小群」(pack)概念最能說明與弗洛依德群眾理論的不同。「小群」是人數不多,處在某種「激勵狀態」下、「具有明確目的、在極端興奮狀態下、竭盡全力從事那個目的」的人群。例如原始社會中尋找食物的十人、二十人、三十人的小群。(其它目的包括「戰爭」、「宴飲」等。)卡耐提說,這種小群的激奮狀態與「我們現代群眾」人群有關,但人數卻始終有限度。小群概念的意義在於,它不強調人數的眾多,而強調人群的共同目的和全力追求,它由關係平等的個人形成,這一關係的親密關係,使得個人在群體中有一種消融於其中的認同感和安全感。〔註25〕

「小群」是一種處於相對理想狀態的,具有本質定性的群眾。在小群中,人與人的平等和親近是比較真實的,但是,在現代群眾人群中,這種平等和親近除了在極特殊、極短暫的情況下,都是一種幻覺和假像。現代人群與小群的區別不只在於一個可以無限擴充,而另一個則有所限制,而更在於,現代群眾是由指令(command)關係形成的。形成指令的等級秩序使得人與人再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融合。強調指令和等級與真實狀態的群眾不合,這是卡耐提群眾觀的基本觀點,也是他與弗洛依德群眾觀的根本分野所在。

卡耐提認為,弗洛依德用以解釋群眾相互凝聚和與領袖關係的那個核心概念「認同」是有問題的。弗洛依德把群眾與領袖間的關係看成是一種利比多(性欲)吸引。孩子認同父親,想成為父親那個樣子。同樣,群眾認同領袖,因此才有群眾個人與個人間如「兄弟」般的維系。在卡耐提看來,正是「領袖」對下屬群眾的「指令」,使得群眾受到「蜇刺」的傷害,無法成為真正的、如原始「小群」的群眾。所以卡耐提說,「我將(弗洛依德的)認同概念完全廢棄不用。」〔註26〕

在弗洛依德分析中,「軍隊」和「教會」是最典型的群眾。但卡耐提認為,軍隊和教會都是等級森嚴的「組織」,由指令自上而下形成了層次分明的結構,正與消除等級和人際隔閡、令人感到安全的群眾狀態截然相反。卡耐提指出,羅馬天主教「把開放的人群視為敵人,」「崇拜者之間的交際是被禁止的。」「聖餐儀式(communion)將領聖餐者與一個廣大的、不可見的教會聯系起來,但卻將他從眼前的人群遊離出來。」教會所准許的那種人群,是享受神的恩寵,但並不「被想像為積極(互動)」的人群。天主教的懺悔更是一種通過神職人員的人與神的保密性的對話,它在世俗世界中的變化形式,就是個人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的「交心」、「檢查」和相互「揭發」。〔註27〕軍隊也不具有群眾的性質,「軍隊根本就不是群眾。軍隊是由明確的指令結構所組織而成的人群集體,軍隊的組織正是為了防止軍隊變成(群眾性)人群。對於軍隊來說,特別重要的就是可以用指令分離出一個亞人群,例如一個部隊分出300人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軍隊總是可以分散。有的時候,如潰逃或猛攻時,軍隊也可能變成人群,但原則上不是我說的群眾。」〔註28〕

24. Ritchie Robertson, "An Introduction to Masse und Macht," In Dagmar C. G. Lorenz,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Elias Canetti, p. 203.

25.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p. 144-145.

26.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 157.

27.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 155.

28. J. S. McClellad, The Crowd and the Mob: From Plato to Canetti.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 299.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2, 2021 at 6:52pm

二卡耐提和弗洛依德—卡耐提從一開始研究群眾就特別不喜歡弗洛依德。卡耐提於1925年閱讀了弗洛依德的《群眾心理和本我分析》。當時弗洛依德是包括卡耐提在內的維也納青年討論的話題,但正是由於發現自己與弗洛依德的分歧,卡耐提才有了屬於他自己的思想。他後來回憶道,「我把192581日到10日這段時間看成是我獨立思想生活的開始。在我一開始寫作(《群眾與權力》)時,我就拒絕了弗洛依德,這本書一直到35年後的1960年才得以呈現給公眾。」〔註17〕

在阿多諾和卡耐提1962年的那次對話中, 勒龐的群眾理論是一個切入點。〔註18〕阿多諾和卡耐提都同意,勒龐(G. Le Bon)的群眾理論是現像描述,而弗洛依德在《群體心理和自我分析》中則是為勒龐的描述提供了「心理發生起源」的理論支持。〔註19〕阿多諾向卡耐提提出,《群眾與權力》一書雖然沒有提到勒龐或弗洛依德,但卻與這兩位群眾理論的先行者有所關聯。阿多諾希望卡耐提能夠大致描述他與勒龐和弗洛依德的理論聯系,並指出與他們不同的具體看法。卡耐提說,他不滿意「弗洛依德的群眾觀太依賴於勒龐。」〔註20〕顯然,他和弗洛依德的分歧之一是如何看待勒龐的群眾心理學。

勒龐群眾心理學中的「人群」是一群烏合之眾。人群不需要真的聚集在一起,也能成為「心理」的眾人。成千上萬孤獨的個人,甚至整個國家,都可以聚集為一個心理的人群。勒龐認為,人群智力低下,極易衝動鬧事,法國大革命就是因為這些人才弄得血流成河。人群就像微生物,其作用就是分解已經死亡、腐爛的政治機體。人群的特征是極端衝動、非理性、感情用事、變化無常、經不起挑釁煽動。他們直觀形像想事情,缺乏抽像思維的能力。人群處處顯出婦人的特征,弱智,和小孩、野蠻人也很相像。誰要是加入到人群之中,立即就會降低自己的文明等級,成為憑直覺行事,野蠻粗暴、喜怒無常的野蠻人。人群有色厲內荏、欺軟怕硬的本性,它挾裹著每一個人,見到稍有不同的,就一擁而上,群起而攻之。它一方面極具強制性,另一方面,碰到專制卻又會極為順從馴服。

弗洛依德是一個受過系統訓練的心理分析學家,他十分贊賞勒龐對「群體心靈的極為出色的心理性格素描。」在《群眾心理和本我分析》一書中,弗洛依德始終用「群眾」(mass)來轉述勒龐所說的「人群」(foule)。他贊同勒龐關於個人在群眾中就會變得野蠻粗魯、殘忍兇暴、輕信易騙的性格分析。弗洛依德對此解釋道,這是因為,個人在變成「群眾人」的時候,就會拋除潛意識本能所受到的壓抑,「(群眾人)那些看上去像是新性格的特征,顯現的其實正是壓抑釋放前的人的下意識,在這一下意識中,人心靈中的所有的惡都因受到遏制,而只是處在一種(隱性的)傾向狀態。」〔註21〕

《群眾和權力》代表一種現代群眾理論脫離勒龐和弗洛依德的重要轉折,它把對群眾的單純負面批評,轉化為一種對群眾的雙重性和曖昧性的認識。卡耐提對群眾心理有親身體驗,他親身體驗過作為群眾一分子的那種激奮。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也親身體驗過納粹德國的難民遭遇。他切身體會到,群眾會如何聽從元首的召喚,成為盲目而可怕的迫害力量。《群眾和權力》對群眾的討論是一種超然分析和親身經歷的混合。卡耐提的群眾可以給個人以同伴的友情認同和集體抗爭的力量,但也可以極端殘忍地排斥、摧殘,甚至毀滅個人。但是,他更強調群眾對個人的保護作用,因為只有在群眾中,人與人的隔閡才會被被掃除,個人才能免受上司的命令和擺布。

卡耐提和弗洛依德最重要的分歧是「群眾」和「領袖」的關係。弗洛依德強調,群眾是因為領袖才可能,才需要結合到一起的。群眾中的每個個體都與領袖之間,有一種「利比多」(性欲)的束縛關係,後者成為前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愛戀對像。領袖因此對群眾有一種催眠力的影響,正是在這種集體受催眠中,群眾才得以相互認同。群眾代表的是一種向原始遊牧人群情感結構的倒退,因為原始遊牧人群就是由那種對同一父親又愛又怕的共同情感所結成的兄弟關係。〔註22〕

弗洛依德的群眾觀中包含了勒龐群眾觀的三個基本要素:第一,群眾的思維特征與受催眠者相同,表現為情緒化、無理性、下意識、易變無常、受幻覺左右、暴戾衝動,等等。第二,群眾代表的是文明社會的倒退和「返祖現像」,群眾對社會的影響和支配力越強,社會越沒落,越倒退。第三,有群眾必然有首領,不能設想沒有首領的群眾,無論是動物還是人類,只要一定數量的動物聚集在一起,立刻就會本能地把自己置於首領的權威之下。
〔註23〕


17. Elias Canetti, The Torch in My Ear,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2, p. 149.

18.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6], 1916. Gabriel De Tarde, L』Opinion et la foule. Paris: Alcan, 1910.

19.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p. 143.

20. Ibid. 150.

21. 22. 23. 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1, pp. 9-10; 45, 52; 13-15.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30, 2021 at 3:51pm

人類學的描述方式使得卡耐提的群眾理論,給人一種與當下時代脫節的感覺。盡管卡耐提關切權力、群眾、殺害、存活、人和非人等等問題,但他的中立超然立場使他一直避免與這些問題直接有關的二十世紀事件和現象,如納粹、屠殺猶太人、斯大林主義。他也一直避免與涉及這些現實事件和現象的論者(如阿倫特、雅士伯)公開辯論。比起希特勒和斯大林來,他更願意討論歷史上的偏執狂暴君Daniel Paul Schreber(1842-1911)。即使在他的自傳中,那些左右和殘害二十世紀世界的主要人物也都是缺席的,他議及的反倒是一些次要的,或者甚至完全不為人知的人物。

1939年,卡耐提逃離納粹統治的德國,定居英國,他在日記中記載了自己對戰爭和戰爭苦難的想法。他面臨這樣一種困境,他一方面覺得有責任對居住國保有忠誠,但另一方面又在心裏雖德國文化有不能割捨之情。和許多戰時流亡在外國的德語作家不一樣,卡耐提在這一段時間沒有發表作品,也沒有發表反對德國的言論,以保持一種他心目中的超然中立。即使到戰後,他了解了戰爭的破壞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也沒有對德國文化有所譴責。他關切普遍意義的,而不是具體國家和制度中的死亡、偏執、狂妄、極端和殘忍。他不只一次地表示,他所關切的苦難人類包括那些原本想殺死他這個猶太人的德國人。〔註12〕

在《群眾與權力》的簡短「結語」中,卡耐提畢竟是是涉及了原始部落、遠古社會與現代世界的聯系。這個結語集中在「幸存者」身上,不是經歷了歷史災難還僥存於世的生還者,而是那些踏在別人屍體堆上,成功地成為「英雄」的偉大人物。卡耐提寫道,「作者的真正意圖是將生還者從隱匿處挖掘出來,並顯示出他的本來面目。他可能被尊為影響,成為號令天下的君主,然而在本質上他永遠都一樣。事實上,英雄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我們可以從那些高呼人道的人群之間找出來,他仍未絕滅,除非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來看輕他的假面具及他的榮耀和光環之前。生還者是人類最大的邪惡、最大的詛咒、甚至是最壞的劫難。在這個最後時刻,我們能逃出他的魔掌嗎?」〔註13〕

卡耐提暗示,他思考群眾與權力問題的動機包括了對他那一代人剛剛歷經的政治災難的反思。1962年,卡耐提曾和阿多諾(T. Adorno)有過一次關於群眾的對話,在德國廣播後,受到相當廣泛的注意。在與阿多諾的這次對談中,卡耐提明確地談到了現實政治災難的問題。這是針對阿多諾對《群眾與權力》的質疑所作的回應。阿多諾認為,人類學和心理學觀察方法也許使得卡耐提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像徵性群眾形態,因而忽略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現實群眾。卡耐提同意阿多諾強調現實群眾的重要性,他說,「我甚至還要進一步地說,我們所經歷的(政治)專制,……如果沒有群眾的壯大,沒有對更大群眾的蠱惑煽動,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自從一次大戰爆發以來,在經歷過戰爭、革命、通貨膨脹時期和隨後而至的法西斯專制後,也許任何一個我們的同代人在這樣的歷史重負下,都會覺得十分有必要好好了解群眾問題。」〔註14〕

卡耐提對專制極權與群眾關係與他的許多同代人(如阿倫特、雅士伯)有共同的現實問題意識。但是,這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在《群眾與權力》中直接顯現出來。阿多諾在與卡耐提的對談中一再提出,他和其他讀者在閱讀《群眾與權力》時感到卡耐提的討論方式有一種以超然哲思代替現實思考的趨向。阿多諾承認,「正確地理解你的(寫作)意圖十分重要,」〔註15〕但是,他仍然認為,即使我們可以把現代群眾的盲從、暴力和狂熱看成是與古代社會有關的「返祖」現象,我們仍然需要了解,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返祖現象的具體現刻原因究竟是什麽。〔註16〕希特勒的群眾和墨索裏尼的群眾不同,斯大林、毛澤東的群眾又和他們的群眾不同。


12 Dagmar C. G. Lorenz, 「Introduction,」in Dagmar C. G. Lorenz,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Elias Canetti,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 p. 9.

13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Gollancz, 1962, p. 468.

14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New York: G. K. Halls, 2000, p.142.

15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 142.

16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p. 142, 157.

(徐賁 2007《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兼及卡內提和阿多諾關於群眾問題的對談》2007-09-18 爱思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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