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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March 7, 2021 at 6:23pm

陳明發《藤藝匠》

記得小時候，有人到村子裡去幫忙修補藤椅，他挑一枝扁擔一家家去問誰要修藤椅，要修的就交給他挑去，也沒寫個收據什麼的。過了幾個星期，他又把修好的藤椅送回來。大家好像也不是很熟，就是一個信賴。（2016年3月3日 臉書 / Lim Eng Choon 照片）

我對藤器的喜愛，愛屋及烏，連有唱到藤器的歌曲都愛。過去辦培訓，這首懷舊歌曲的帶動效果很好～～

姚莉/田鳴恩合唱《踏車小唱》

傳統藤藝+地方文創 = 脫貧創富，這一塊，中國近年做得真好～～

福建惠安美女文創


馬来西亞其實也有本身的“竹藤叙事”，富有潜能 ～～

                                                                            （劉富威 攝影 ）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March 1, 2021 at 11:44pm

熱門直播：非遺2020年助中國成功脫貧 （4）

2020一整年，全球讓冠毒-19鬧得天翻地覆，中國卻不僅迅速克服疫情恢復正常，而且還如期全國脫貧。秘訣？

6月13日，2020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將如期而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助力文化扶貧、實現鄉村振興過程中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如何讓非遺融入百姓生活？光明智庫以一堂特別的“非遺公開課”，約請專家及非遺傳承人與您共同探討。

                                         （下圖：英國學者：中國減貧是世界脫貧領域取得的最大成功 ）

嘉賓：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劉魁立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主任 陳岸瑛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貴州赤水竹編非遺代表性傳承人 楊昌芹

4. 以文化滋養激發志氣、培植自信

光明智庫：近幾年，非遺保護被不少地區寫入村規民約，這對鄉村治理有何影響？通過非遺產業發展傳遞文化滋養，有何深遠意義？

劉魁立：村規民約是中國農村傳統的自治方式。現在很多鄉村重新訂立村規民約，這是很好的現象。在任何一個社會群體中生活，如果沒有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各行其是、矛盾不斷，這種生活是難以維持的。村規民約中所倡導的尊重和適應自然、維護群體的互助合作與和諧關系、提升道德面貌等內容，在諸多非遺蘊含的理念中都有所體現，對於構建良好的鄉村治理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對繁榮農村經濟、推進農村共同富裕有著積極效果。

非遺扶貧改善了貧困家庭的生活水平，更提升了他們的自信心。我曾經和邊遠山區的漢族，以及海南島的黎族同胞、黔東南的侗族同胞、雲南的傣族同胞交談過，他們不約而同地說，以前過窮日子的時候，生活沒指望，情緒沮喪。自從有了編織、刺繡、陶藝等非遺手藝，生活改善了，家裏也有了笑聲。非遺傳承實踐活動的增多，不僅讓人們體驗到共同秉承的傳統習俗，還讓人們感受到文化的多樣性在不斷豐富，人類創造力的源泉在不斷奔湧，這對培育文化自信意義深遠。

陳岸瑛：不少社會學家在調研中發現，伴隨現代化、城市化發展，鄉村的空心、空巢現象嚴重，一些鄉村和城鄉接合部淪為文化道德的真空地帶。近20年來，情況逐漸好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深入人心，鄉村不再是城市的對立面，而是成為城市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不過，僅僅有優美的自然風光、便捷的交通和舒適的度假村，還不能說是鄉村的完全復興。鄉村復興，還需要有家、有業、有人氣、有文化。

近年來，非遺保護被不少地方寫入村規民約，這對於鄉村治理、復興鄉村文化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鄉村非遺是鄉民生產、生活、信仰和娛樂方式的活態遺存，申報和保護鄉村非遺項目，是復興鄉村文化的關鍵所在。非遺與旅遊融合、傳統工藝振興帶來的鄉村新業態，還能為村民居家就業、吸引大學生返鄉創業創造條件。

只有百業興盛，村裏的人氣才能旺。雲南鶴慶新華村是手藝興鄉的一個典範，那裏山清水秀、民風淳厚，家家戶戶都以銀銅器制作為業；那裏的村民見多識廣，心胸開闊，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在新疆哈密，傳統工藝工作站和扶貧工坊為成百上千的維吾爾族家庭帶來了訂單和發自心底的幸福感；復興民族手工藝所創造的不僅是物質財富，更是精神財富。

楊昌芹：赤水竹編已經成了赤水的文化符號之一，來我們這裏旅遊的人，都會買幾個竹編帶回去。通過這種方式，非遺得到了更廣泛的弘揚。我想，非遺所蘊含的傳統文化會成為未來鄉村振興的靈魂，讓整個鄉村都更有精氣神。（項目團隊：記者 李曉、張玉玲、王斯敏、蔣新軍、劉嘉麗）(来源：《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12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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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8, 2021 at 8:18am

瓦爾特·惠特曼，《各行各業的歌》

蓋房、丈量、鋸木板，幹鐵活、吹制玻璃、制鐵釘、修桶、鋪鐵皮屋頂、覆蓋瓦片，裝配船隻、建築船塢、加工魚類、用鋪路機鋪石板人行道，抽水機、打樁機、搖臂吊桿、煤窯、磚窯，煤礦和所有下面的礦藏、黑暗中的燈、回聲、歌曲、沈思……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7, 2021 at 10:12am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7, 2021 at 10:08am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0, 2021 at 11:35pm

                                                                                                       （陳明發攝于柬埔寨）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3, 2021 at 11:09pm

（中國）陶東風教授《關於鄧麗君新啟蒙主義》

關於精英文化、精英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也要進行歷史分析，回到歷史現場。它們並不總是對立的，也不存在普遍的、不變的固定關係。比如，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期，精英知識分子和大眾文化、與鄧麗君的流行歌曲，在政治傾向和精神價值上無疑是極為一致的，都屬於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而且結成了聯盟。它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告別階級鬥爭和單一革命政治文化，在塑造新型主體性和新型公共領域。

那個時代的大眾文化通過自己的方式呼應、配合和推動了當時精英知識分子主導的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相當多的文章都看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麗君流行歌曲對民間大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巨大影響，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關於鄧麗君與那個時期的精英知識界（主要由中老年專業知識分子構成）關係的文章很少。如果有，突出的似乎也是他們之間的對立。特別是由於當時主流音樂界對鄧麗君的激烈批判，可能會導致一種誤解，似乎那時的精英知識界普遍排斥鄧麗君。實際情況恐怕不是這樣。

李澤厚無疑是當時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曾在一次對話中明確表示支持大眾文化，認為它雖然不直接對抗什麽，但卻通過自己的方式拓展了文化空間，解構了一些東西。[9]這個看法應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精英知識界開明人士的態度。

當然，目前能夠找到的精英知識界明確、直接支持鄧麗君和流行歌曲的相關文章或言論的確不多（這和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關），但後來的“追認”卻不少。比如有回憶文章稱，七月派詩人彭燕郊聽了鄧麗君的《你怎麽說》後說：“詩人就要有顆世俗的心，任何時候（都）要發乎真心。”[10]

他還在一個采訪中坦承，自己（當年和現在都）“非常喜歡鄧麗君”，認為她是“一百年才會出一個的人”。[11]介乎啟蒙知識分子和文化幹部之間的人喜歡鄧麗君的，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環境下往往不便直說）。有文章稱，原文化部部長劉忠德2006年在接受采訪時直言喜歡鄧麗君的歌，並認為鄧麗君沒能來大陸演出是自己當文化部部長時的遺憾之一。[12]

給予鄧麗君相當多同情關注的是王蒙。王蒙本人曾在自傳中談及1979年春初次聆聽《千言萬語》的感受。當時他剛剛從北京“平反”歸來，而鄧氏歌曲已經在遙遠的新疆文聯四處流傳。“我聽了兩次，覺得不錯，調調記了個八九不離十。但我只是莞爾一笑，沒有說一句鄧麗君歌曲的好話，說明其時我對意識形態問題，仍抱有極其警惕與慎重的態度。從此我知道了個詞叫‘愛的寂寞’，這個詞是否通順，是否無病呻吟，我一直抱著疑問，但它帶來了另類的感受，另類的信息。”[13]這種既喜歡又出於對意識形態的警惕不便明說的微妙心態，在當時應該說是非常典型的。

由於鄧麗君和啟蒙的這種關係，也有人直接把她的流行歌曲理解為“歌聲啟蒙”。鄧麗君以自己的方式，對一代人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這不僅是審美意義上的啟蒙，也是情感和人性意義上的啟蒙，是通過歌聲進行的啟蒙（文化啟蒙、人性啟蒙），而不僅僅是聲音領域的啟蒙。

[9]參見李澤厚、王德勝《文化分層、文化重建及後現代問題的對話》，《學術月刊》1994年第11期。

[10]見劉羊《小小的幸福》，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55頁。

[11]見袁復生對彭燕郊的訪談《搞文學又不是搞超級女聲》，袁復生：《一個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長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年，第106頁。

[12]參見李軍《她的歌聲溫暖了八十年代》，《南方都市報》2008年11月5日。

[13]王蒙：《王蒙自傳》（第二部），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34頁。


陶東風 杜安：回到發生現場與本土文化研究的超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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